“新文体”指近代梁启超所创散文新体。19世纪9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报刊文章写作上取得了突破，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或称“报章体”。其基本特征为：平易畅达、语言丰富（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杂用）、笔调自由（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句法参差多变，常用排句及偶句。梁启超文章，特别是他在《时务报》和《新民从报》上发表的时事政治评论，充分地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因此，人们也称这种“新文体”为“时务体”、“新民体”。这种文体服务于改良运动，一时风靡全国，开五四白话文运动先河。

梁启超（1873-1929）既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又是新文体创造者。他在戊戌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他的这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胡思敬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戊戌履霜录·党人列传》）这种略有变革的文体成为我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桥梁，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早年宗尚“晚汉魏晋，颇尚矜炼”，到了撰写报章文字后，乃“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大体说出了“新文体”的特点。他的《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呵旁观者文》、《说希望》以及《变法通议》、《自由书》、《新民说》中的一些篇章都堪称“新文体”的代表作。如（说希望）：

希望者，制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进化之导师也。……呜呼，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狂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与骅骝竞进乎！四百馀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豪？谁为国雄？我国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于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郁郁以终也！

有如悬崖飞瀑，奔腾而下。读之不禁令人升起希望之火，振起精神，奔赴而前。他的《少年中国说》以高度的爱国激情将少年之中国寄托于当时之少年，充满对未来的信心与展望。《呵旁观者文》把缺乏主人翁思想者的表现归纳为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六种，—一加以严厉批判，指出或“不知责任”，或“不行责任”，如此必无法使国家“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的大舞台，发人猛醒。《过渡时代论》指出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而过渡就是弃旧而立新，引导人们参与变革与建设现实的斗争。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点，首先是比传统的古文语言通俗，条理明晰，所谓“平易畅达”；其次，它不避俚语俗言，并吸收外国语法，不分骈散与有韵无韵，所以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再次，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纵笔所至不检束”，思想新警动人；最后，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以其思想之新颖、形式之通俗、艺术上之魁力，影响几乎整整一代人，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影响。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梁任公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