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装，现代中式服装，由马褂结合西式剪裁改良而来。同时特指2001年上海APEC会议20位中外领导人服装。

新唐装

（1）[APEC Xin Tangzhuang]： 特指2001年上海APEC会议20位中外领导人服装

（2）[Xin Tangzhuang]：现代中式服装，由马褂结合西式剪裁改良而来。

（3）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特色代表服装之一。

由于2001年APEC会议筹备部门和参加服装设计制作有关人员对此次领导人服装设计制作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因此，尽管APEC会议召开之前就有许多新闻媒体纷纷猜测、探听领导人服装设计制作的内幕情况，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2001年10月21日上午8点20分开始，当参加会议的20位APEC经济体领导人身穿由中国准备的统—服装在上海科技馆亮相后，谜底才大白于天下。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闻媒体争先恐后的集中采访、报道以及对领导人服装名称五花八门的叫法。为此，作为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设计制作的最直接参与者，我们感到有必要和有义务为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取一个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名字。

按照APEC会议的以往惯例，本次会议筹备部门给此次领导人服装原来确定的正式名称是：“APEC领导人休闲服”或“现代中式上衣”。但后来各种新闻媒体对服装的叫法则是各显神通，比如：中式服装、中国传统服装、唐服、唐装、中装、中国装、盛装、华服、中式对襟夹装、新版“马褂”等。民间的叫法也多种多样，如：APEC服、APEC中装、中西式服、元首服等。

为了能较准确地给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取名，我们多次查阅了有关服装历史人文资料，走访请教了专家学者。最后经过统一认识，于2001年11月初向有关媒体提出了对服装取名的称呼，即：“唐装”和“新唐装”。并在2001年12月中旬召开的《新唐装》一书编写研讨会上再次确定服装名称，同时将“新唐装”三字作为书名确立下来。

由于我们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设计制作组主要成员对服装的取名有较权威的说法，因此，在2002年春节期间，这件服装款式成为春节流行的时尚服装时，比较普遍、一致的说法都是“唐装”。

我们认为，用“唐装”这一简称来称呼中国现代的传统服装是基本可取的。理由如下：

唐装其实就是现代中式服装。现代意义上的“唐”，并不是指唐朝，而是一种泛指或特指。比如，英文china原意是指瓷器，但后来就演变成特指中国。又比如，国际上习惯将中国人称为“唐人”，这里的“唐人”实际上就是指现代中国人，“唐人街”就是指在海外某些城市中现代中国人集聚居住的地方。因此，称呼“唐装”并不一定是专指我们国家历代服饰中的唐朝服装，而是象征性的泛指现代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

中国历史悠久，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装并能代表中国传统服装的朝代也很多。但相比之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鼎盛的的时代之一，虽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但盛唐的辉煌至今仍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因此，以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朝代的“唐”字来称呼中国的传统服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唐装”两字书写简明扼要，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关新闻媒体已多次使用了“唐装”这一说法，并得到了普遍认同。似乎还找不出一个比“唐装”更好更确切的名字。

当然，用“唐装”直接等同于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显得还不够准确。因为，此件服装已经不是完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服装，而是经过了传统和现代二者之间，在款式、面料以及工艺上的保留与创新，并融入了新世纪时尚文化后的现代中式服装。所以说，为了特指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可在“唐装”两字前再加一个“新”字，即“新唐装”。

漫谈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节选）

作者：丁锡强

2001年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议期间最大的悬念与亮点是什么?毫无疑问是领导人的服装。在10月21上午8点20分之前，没有一家媒体知道。有人把它称为“一级机密”，也有人把它称为“高级机密”。其实，自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一次APEC会议上领导人穿上便服后，以后每次APEC会议上的服装在正式亮相之前都是主办国的“机密”，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传统特征与现代造型

中华民族传统服装已有近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每个朝代或年代都有当时流行的服装款式。比如，先秦时期的深衣，盛唐时期的袍服和襦裙服，清朝时期的马褂和旗袍等等。这些中国传统服装中的代表，现在绝大多数只能在博物馆见了。说来也很惭愧，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在一些人的眼里，尤其是在一些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人的传统服装，男子就是“长衫马褂”。但到底什么是传统服装，何种服装款式能代表中国传统服装，谁也说不上也说不准，尤其是男子的传统服装。因此，尽快设计出能为21世纪中国人自己接受并能走向世界的新型中国传统服装，也是摆在中国服装界面前的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此次APEC领导人的服装款式外型概况表述如下。

外套（男）：

立领、对襟，领口与门襟止口处用镶色料滚边；前衣片二片不收省不打摺、前门襟处钉一排七粒葡萄纽扣，后衣片二片、背缝拼缝，二片袖装袖，肩部处内装垫肩，左右摆缝处开摆叉。

外套（女）：

立领、对襟，袖口、领口与门襟止口处用镶色料滚边；前衣片二片收腰省打胸摺、前门襟处钉一排六粒葡萄纽扣，后衣片二片收腰省、背缝拼缝，二片袖装袖，肩部处内装垫肩，左右摆缝处开摆叉。

衬衫（男）：

立领、对襟；前衣片二片、左胸袋一只；前门襟处钉九粒蜻蜓纽扣排列成三个“王”字，后衣片一片、肩部二层幅势，一片袖长袖，宽袖口订三粒蜻蜓纽扣排列成一个“王”字。

衬衫（女）：

立领、对襟；袖口、领口与门襟止口处用镶色料嵌线；前衣片二片收腰省打胸摺、前门襟处钉五粒蜻蜓纽扣；后衣片一片收腰省、一片袖短袖。

看似简单实际不简单的外套和衬衣的款式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幸运之外，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紧紧抓住了传统服装的特征。立领、对襟及手工制作的布纽扣。中国传统服装几千年历史，就是唐宋元明清也有近千年历史，但是不管朝代年代如何变，服装款式如何变，有些部位就是基本是不变的。比如，领子只有立领、无领，门襟只有对襟、斜襟，袖子只有直袖、连袖，纽扣绝大多数都是用布料制作的。而这些基本不变的传统服装特征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当然．如果此次服装的款式只有传统特征而没有现代造型也是不成功的。如由于传统服装的肩与袖是不分割的，因此它的前后衣片也是联体的，虽然穿起来较舒服但看起来却不那么美观。而现代服装则把美观放在突出位置，强调的是服装造型与人体体型的完美结合，特别是在肩袖部位更是现代造型对传统造型的一种创新。因此，这次把现代肩袖造型合理的组合到传统服装上也是值得可圈可点的。

综上所述，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的款式设计的成功之处，一是充分反映了传统服装的特征，二是准确地借鉴了现代服装的造型。

二、面料丝绸极品织锦缎

传统服装中原辅材料的选择一般都是采用天然纤维。而天然纤维主要是由棉、毛、丝、麻这四种成份组成，用天然纤维直接纺纱织成的布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绿色产品。棉、毛、丝、麻这四种成份织成的布都各有其优缺点，比如棉布虽然透气性好但不够平挺；毛料外观手感都好但它是现代科技的产物；麻布透气性平挺度都可以但纤维太粗糙。最后分析丝绸，丝绸最大的优点就是色泽亮丽质地柔软，穿起来滑爽舒适，缺点是容易起绉。因此，在中华民族传统服装的历史长河中，丝绸向来是高档服装的首选材料。“吃得是山珍海味，穿得是凌罗绸缎”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而丝绸中的极品便是织锦缎 。

这次领导人服装外套面料采用的是蚕丝与铜氨丝交织的织锦缎，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100%的全真丝。为什么不用全真丝？这是因为此次面料中有一个图案，即内径为3公分的APEC变体字母并用一个圆圈圈起来，外面有围绕字母的四朵牡丹花，图案的总直径为6公分。更为严格的是，这个团花图案必须是立体凹凸的，并且经纬密度排列非常紧密，每平方厘米共有经纬丝线112根，有几种色彩面料的团花图案还必须是金黄色的。这些要求一提出，就给织造带来了困难出了难题，因为在所有染色纤维中，黄色的纤维最容易在织造过程中拉断。最后上海丝绸界的专家经过攻关，采用了蚕丝与铜氨丝交织的方案，解决了这些难题。

服装外套的里料是与面料配色的真丝软缎，里料上面印有APEC字母，专料专用。

辅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镶色于领口、门襟滚边及做布纽扣的回纹花形织锦缎；另一种辅料是粘合衬，它的作用是通过高温与面料粘合，使面料更加平挺，用于前衣片、袖口和下摆的贴边部位。

缝线也采用了配色真丝线，而且这些丝线在缝制前都进行了预缩。另外在缝制过程中还采用了粘合牵条、垫肩、绒布等辅助材料。

衬衣面料则是100%的白色双绉提花全真丝，上面主要由两种图案组成，一是APEC，二是万寿团花。

由于此次APEC领导人的服装面料全部是特制的，因此有关方面在服装制作一结束，立即将多余面料及零星碎料包括第二件未加工完毕的备用服装全部封存并收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APEC领导人服装的面料是绝版制作的。

三、服装尺寸是如何设计

当服装外型设计确定以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行规格尺寸设计。再好的款式再精致的做工，尺寸不符前功尽弃，尤其是此次二十个领导人的服装，规格尺寸设计绝对是重头戏。

我们首先分析了已传真过来几个国家领导人的尺寸，并一一列表，设法从每个领导人提供身高、体型特征以及其他的数据中找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身高与衣长的关系；胸围的加放松度；肩宽与袖长的控制；领围的匹配等等。

关于衣长的确定。我们参考了国家标准GB/T1335.1-1997《服装号型》中的一些数据并结合了此次领导人服装款式的要求，确立了以身高减去100作为后衣长的基础参数。如，身高185公分，则185-100=85，即此人后衣长的基础尺寸为85公分，然后参考此人所提供的衣长进行调整，并分析此人胸围与肚围之差再确定前衣长。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要以后衣长作为基础尺寸而不采用前衣长？有二点原因。一是我方要求外方提供的尺寸不够完整，而服装完成后前后衣长的平衡点是很关键的，加上一些国家提供的尺寸数据只有胸围而没有肚围无法知道胸肚围之差，因此在无法得知肚围尺寸的情况下采用后衣长作为基础参数比较保险。二是有些国家提供的尺寸有明显错误（比如身高194公分以上，提供的衣长尺寸只有74公分）。由于有了基础参数，我们有关人员把这些领导人的照片从网上下载后，通过对比分析后，就可以大胆的确定尺寸。最后事实证明，这次所有领导人的服装的衣长尺寸都设计的比较合理，没有一件服装在衣长上改动。

关于领围的确定。这次领导人服装的领子款式属于关门领范畴中的立领式样，应该说立领的式样并不复杂工艺难度也还可以。难在什么地方，还是难在领围的规格尺寸设计，为什么呢？首先，有个保密问题。因为我们向外方征询尺寸时，不能将服装的款式告诉他们，尤其是领子是款式的敏感部位。因此，国外领导人领围尺寸报来的基本都是实际领围尺寸或衬衣尺寸。其次，这次我方为外方准备了衬衣和外套两件服装，而这两件服装又全部是立领，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衬衣和外套穿好后，衬衣的领子必须在外套领子基础上外露半公分。实事求是的说，两只立领重叠的穿法一般不太有，而现在问题是外套和衬衣都是立领的款式已经确定下来无法变动，而这两只立领处都是要放两只手工纽扣，尤其是里面衬衣领口被一粒直经为0.8公分的葡萄纽扣一扣，使得我们原先设计好的领围规格方案全部作废。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设计出满意的外套和衬衣领围尺寸，经过反复讨论、小样制作、模拟实验，最终确定了基础领围尺寸的设计思路。即以传真过来的领围尺寸为参数，衬衣领围加放3公分，外套在衬衣基础上再加上5公分。（这里还有一个不同服装的领围测量方法问题）当然，我们对传真过来的领围尺寸有明显不对先进行纠正，再按以上思路进行处理。我们这次在为每位领导人试衣时特别关注领子部位，没有发现一例穿着不适的情况。

四、整件男上衣不收一只省、不打一个摺

中装和西服在结构上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中装结构是属于二维平面裁剪强调的是宽松，而西服结构则是属于三维立体裁剪突出的是合体。因此，如何将中西方服装的精华部分溶和在一起，也是此次进行领导服装结构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领导人服装规格尺寸设计完成后要进行结构设计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难题。肚围大的尺寸如何进行结构设计？按照现在通常的做法，大都是增收省位、打摺或开片组合，比如增收肚省、腋下省。但这样一来，将使前衣片变得不伦不类。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服装的惯例，衣片尤其是前衣片一般是不允许随便收省或开刀的。因此在这次结构设计中我们也必须遵重这个惯例，尽可能的保持中国传统服装衣片结构的完整性。后来干脆定了这么一条技术口径：除了女装，男装规格尺寸不管如何差异，前衣片不收省、不打摺、不开刀，后衣片背缝拼缝但不收省。

那如何不收一只省不打一只摺，解决了肚围大的难题？

1.增量加大前衣片门襟止口处（领口至腰节）的劈门，这一点是借鉴了中山装门襟止口劈门的结构设计原理。

2.增加前衣片门襟止口下段的劈门，这一点是借鉴了西服圆下角劈门的结构设计原理，并还能防止产生门襟下端止口重叠现象。

3.提高前衣片下摆处的起翘量，肚围越大起翘量就越大。

4.调整前后衣片分配比例，前衣片要大于后衣片。

5.调整横开领数据，即加大横开领尺寸。

6.确定前后衣片长短尺寸差异数据，这一点关系到整件服装的平衡。

就这样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男上衣不收一只省不打一只摺的要求。当我们将试制好的样衣送至有关领导试穿，一次试穿成功，消息传来，我们所有参与设计制作的人员一片欢腾。

五、如何进行裁剪

这次领导人服装的裁剪难在什么地方？

第一，难在如何准确的把这些APEC团花图案放在整件上衣的每个部位。团花图案直径是6公分，由于有了APEC四个字母后又不能颠倒。另外图案还有这样一个参数，就是图案与图案之间的经纬向（横直）间距都是12.5公分，斜向间距是7公分。刚开始时，我们设计了几套裁剪方案都觉得不够理想，不是领子与领圈花型重叠，就是袖子花型与衣片不符。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找到了最佳的裁剪方案，那就是横向以前片门襟止口衣长二分之一处作为基点，此处成品后必须有一个完整圆形；竖向肩缝最高点不允许出现圆形图案。现在我们服装裁剪下来的图形全部是上下等距，左右对称。

第二，为了确保裁片质量的准确，我们采用了粗裁与精裁的二次裁剪方案。因为这次裁剪与一般的裁剪完全不同，加上面料门幅窄，只有75公分门幅，因此裁片只能一片一片的裁。先粗裁毛胚，然后将毛胚裁片放进粘合机高温预缩（包括前衣片将粘合村站好）处理，再精裁（也叫劈片）准确。一般裁剪都是在反面而且是二层面料一起裁，而我们这次为了对花对图案，却只能在正面一层一层裁而且不能用划粉。

第三，裁剪时换片太多。实话实说，由于这次为领导人特制的织锦缎面料是属于新产品，因此在面料的某些加工处理方面还不够完善。比如，面料中存在的问题有：松紧档、粗纱、烫不掉的折印等等。有些问题还很严重，如烫不掉的折印。为了避免这些存在的问题，我们在裁剪时尽量避免，又层层把关。如果万一裁剪时遗漏了，而缝纫时发现了，坚决换片，哪怕是做成成品也不放过。所以，这次裁剪时换片也就特别多。

六、传统与现代工艺的保留与创新

对这次领导人服装的工艺设计，也就是如何保留传统工艺与创新现代工艺。

为什么我们在工艺上过多的采用现代工艺而较少采用传统手工呢？这是因为此次领导人服装在款式上和面料上已经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服装的特色，而在工艺中如果过分强调传统手工，效果也不一定好，既费时耗工，而且做手工时每个人的手势肯定不同，因此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除了有些工艺必须要用手工制作外，其他该用机械设备的应尽量用机械设备。最后，我们设计制定了外套和衬衣除了做纽扣订纽扣以及门襟内止口扳针等是手工活外，其他绝大多数部位都是利用缝纫机械设备缝制的，这样即快又好。

在传统服装上进行工艺创新，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采用了现代的粘合村工艺，主要是在前衣片、门襟止口、袖窿等部位的粘合，目的使服装成型后更加平挺饱满；二是采用了西服的归拔工艺，对特殊体型某些部位适当的进行了归拔处理，尤其是女装，以突出人体的曲线造型和弥补人体的某些不足；三是对袖子工艺作了改革，采用了西装的袖子工艺，使袖子成型后圆顺服帖；四是采用蒸气熨烫，以防止产生极光和烫黄的现象发生。

七、服装取什么名好

2001年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还未亮相，媒体便纷纷猜测。服装正式亮相后，基本上所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有一点不知道注意没有，就是关于服装的名字，说法太多了。

媒体一般都这样称呼：中式服装、中国传统服装、领导人休闲服、中装、中国装、唐装、盛装、中式对襟夹装、新版“马褂”等等。

民间一般这样称呼： APEC服、中西式服、元首服、泽民装等等。

因此，如何为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首先，名字应该是能代表中国几千年传统服装中最精粹最核心朝代的服装。其次，名字应该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爽口，字越少越好。第三，必须尊重先入者为先的习俗。第四，一旦约定成俗，应特指此类服装。

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2001年APEC领导人服装宜取名“新唐装”为好，理由如下：

1.中国的历史悠久，具有中国特色并能代表中国传统服装的朝代也很多。但相比之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鼎盛的时代，虽然距今已近千年历史，但盛唐的辉煌至今仍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因此，以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朝代的“唐”字来命名中国传统服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2.现代意义上的“唐”并不一定指唐朝，而是一种泛指或特指。比如，英文china原意是指瓷器，但后来就演变成特指中国。又比如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这里的“唐人”就是指现代中国人，“唐人街”就是指现代中国人住得地方，因此，称呼“唐装”并不就是指唐朝人穿得服装。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装”有二层意思，第一是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服装，第二是泛指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

3.“新唐装”三字书写简明扼要，读起来朗朗爽口。

4.有关媒体较早的报道了“唐装”的说法，还找不出一个比“唐装”更好更确切的名字，但为了特指这次APEC领导人式的服装，可加一个“新”字，即：新唐装。

新唐装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节选）[1]

周 星

服装是民族文化没有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服装文化史、民俗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基本见解，同时，也是一般社会公众的常识性认知。但中国民族学对于“民族服装”或服饰文化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国内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上，相比较而言，对于汉族的“民族服装”，对于中国各地方丰富的“民俗服饰”，进而对于“中国人”（国民）的“民族服饰”问题却较少涉及[2]。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问题的若干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新唐装：迈向小康社会时复兴传统的再实践

“唐装”一词，大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唐代人的服装；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式服装。其第二种含义可能与涉及海外华人的“唐人街”、“唐人”等概念有关，基本上是指被海外所认知的中式服装或泛指中国人的装束。但是，自从2001年10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43]，一套经过重新精心设计的中式服装一经亮相，“唐装”一词便有了新的第三层含义，亦即专指这种经过重新设计、并迅速在海内外华人中流行开来的中式服装。

以2002年春节期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式的流行为契机，近些年来，“唐装”一词在迅速地发展成为“流行语”的过程中，其意义也产生了诸多歧义和引发了很多辩论[44]。为了和唐装一词的原初意义有所区别，并特指APEC会议期间经重新设计并被隆重推出的那套中式服装，原创人员使用了“新唐装”一词[45]，认为它的特点是在款式、面料和工艺等方面，均做到了既对传统有所保留、借鉴，又有很多创新，并融入了现代的时尚。出于对原创者的尊重，本文笔者也倾向于使用“新唐装”这一概念来指称这种现代中式服装。

作为一次重要的、颇具有典型性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有关服装创意的文化实践活动，新唐装的设计目标，是要推出一套“盛世华服”。新唐装款式的主要特点，简单地说，就是立领、对襟、接袖、盘扣，主要使用团花织锦缎面料，并采用了不少传统的装饰图案或纹样。根据由原创者们所著《新唐装》一书的介绍，新唐装在款式设计中尽量保留了传统服装的古朴风韵，又突出了现代服装洒脱自如的特点；在制作技艺中，既运用了传统服装的诸多特色工艺如滚边、镶边[46]、嵌线、盘扣等，又大量地采用了现代服装制作的技术，诸如接袖、粘合衬、蒸汽熨烫等[47]。新唐装的款式具体如下：

男装：对襟，无叠门；衣襟下摆方角；中式立领；前衣襟处装订一排七副葡萄头直脚纽；两片袖型长袖，装袖，垫肩；左右两侧摆缝下段开摆衩。

女装：对襟，无叠门；衣襟下摆方角；中式立领；衣襟止口、领口和袖口用镶色料滚边，宽度0.8厘米；前衣片两片收胸、收腰；装订一排六副葡萄头直脚纽；后衣片背中拼缝并收腰；两片袖型长袖，装袖，垫肩；左右两侧摆缝下段开摆衩。摆衩边沿以镶色料滚边，宽度0.8厘米。

唐式男衬衫：对襟，无叠门；衣襟下摆方角；中式立领；胸部左装一圆贴袋，衣襟处装订三组九副蜻蜓头直脚纽；一片袖型长袖，装袖；宽袖克夫有袖衩，袖克夫处装订三副蜻蜓头直脚纽。

唐式女衬衫：对襟，无叠门；衣襟下摆方角；中式立领；衣襟止口、领口分别用本色料滚边加镶色料嵌线（一滚一嵌），滚边宽度0.5厘米；嵌线宽度0.2厘米。前衣片两片收胸、收腰，前衣襟装订一排五副镶色嵌线蜻蜓头直脚纽；后衣片一片收腰；一片袖型短袖，装袖；袖口一滚一嵌；两侧摆缝下段开摆衩，边沿也是一滚一嵌[48]。

分别和新唐装的男女上衣以及所谓的唐式男女衬衫相配套的，主要是男女西裤或西式裙子。换言之，所谓“新唐装”，其实主要是指上述几套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式上衣，一般并不包括与之配套的男女西裤和西式女裙。

新唐装并非一阵空谷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服装史渊源。新唐装基本上可以说是以清代的对襟马褂为基础，经改良而成的中式轻上装。其男子款式的由来，事实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清时期男子的“行褂”、马褂以及民国时期和长衫（袍）相配的马褂，例如，它的立领、对襟、盘纽等，除了改连袖为装袖之外，它基本上就是行褂、马褂款式的延伸与演变[49]。至于新唐装女子款式的由来，大体上也可追溯到清代的女子马褂、20世纪40年代率先在上海出现的对襟中式女装、装袖中西式女装等。所谓“中西式女装”的基本款式为立领、对襟、装袖，或为布料盘扣，或为塑胶扣子。以西式装袖为特点的此种中西式女装，曾于60-70年代在全国盛行一时，从而为今日新唐装女上衣的创新设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襟中式女装和装袖中西式女装的出现与流行，也多少反映出了中国女子服装款式一度曾经出现的男子化倾向，这和妇女走向自由以及男女平等的社会风尚应该是有密切关联的。

总之，新唐装的设计创新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主要是由于它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服装要素与现代款式造型相结合的问题，亦即重视传统服装语言的一些基本要素诸如立领、对襟、手工盘纽等，但又放弃了传统服装之肩袖不分、前后衣片联体等缺乏立体感的款式造型，而代之以肩、袖等部位的现代装袖造型。此外，在面料选用、装饰纹样、裁缝工艺等方面，也都是既较好地汲取了经典的传统因素，同时又营造出了新唐装的现代美感。

新唐装的设计、隆重推出和大范围流行，同时还是一种依托“都市流行现象”的规律而成功运营的具有强烈商业性的操作。已有研究者指出，新唐装的流行既不是常见的辐射式、渗透式，也不是人们并不陌生的蔓延式或爆发式，而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共振式”流行[50]，亦即在新唐装发祥之地的上海和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发生共振，这意味着在新唐装流行之先，便已经具备了充分而又普遍的社会氛围，故其传播速度非常之快。实际上早在新唐装亮相前的20世纪90年代，各种中式服装就已经在悄悄流行了，这说明新唐装的爆发共振式流行原本不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为使新唐装取得成功，初创设计者们对新唐装的定位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及。第一，新唐装由于是为亚太各国或地区领导人设计的“高级服装”，故特别注意款式、面料和制作工艺的水准，一切都要求高档一流。尽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不很长的服装传统是以“休闲”为导向的，但新唐装的设计理念却是着眼于正式场合，很注重款式的庄重感。第二，初创设计者们诸如“男子宽松”、“女子合体”之类的着装建议固然是适宜的，但试图使新唐装能够适应劳作以外的所有场合（包括正式场合与休闲场合）以及所有人需求的“万能”服装，却是不很现实的。事实上，新唐装究竟是正式场合的礼服，还是休闲场合的休闲服？是代表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民族服装”，抑或只是一种新的时尚服装？对此，新唐装初创设计者们的界定并不是十分明确。不难明确的倒是，除了在一些可能的服务行业或工作环境允许的场合之外，新唐装基本上是不大适合劳作的。显然，新唐装之在国人服装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初创者们的设计初衷和服装理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还需要在实际推广或流行的过程中得到社会公众着装实践的检验。例如，新唐装最初虽然是被作为高级服装（礼服）推出的，但它在普及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

对于新唐装得以广泛流行的社会背景，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去理解[51]。改革开放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促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逐渐地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向，而经济生活也逐渐地进入了“小康社会”。中国服装工业举世瞩目的发展，为丰富国人的服饰生活提供了基础性的物质保障。林林总总的时装和多少已有些从容和得以休闲的日常生活，遂使得“流行”成了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基调之一。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人所追求的已不再只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而是到了人们还进一步渴求艺术审美亦即需要以时装来装点生活、寻求意义和表现个性的时代。

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国际服装文化的大面积交流。新唐装不仅大量地汲取了国际时装的设计理念和剪裁技术，它基本上也是以充分地意识到国际社会中的国人“形象”为前提而被创制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都使得国民对于新唐装的感知和印象，已经和近一个世纪之前对于长袍马褂的认知与印象完全不同了。

全球化趋势与中式服装的未来

上文我们简要地分别叙述了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的创制、改良以及设计、推广乃至于流行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基本过程。笔者倾向于认为，虽然前后相隔七、八十年之久，但这三个案例实际上都是中国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致力于寻找和建构“民族服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活动。

中山装的创制是以革命领袖的直接倡导和政党、政府的强力推动为特点，具有明显的“革命”象征性，事实上它也是新兴的国民国家致力于国民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山装所指向的乃是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新形象。和中山装的“国家”或“官方”属性相比较，现代旗袍则主要是“民间”属性的，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其说它获得了国家或政府的强力支持，倒不如说它获得了市场、新兴的市民社会和海派文化的有力支撑。现代旗袍之在上海兴起，固然与西方人文思潮的浸润有关，但也与市场经济和国民文化在上海的初步发展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它同样也是中国人追寻全新的民族形象而几乎是自发性的一种文化实践。现代旗袍并没有具体的发明者，它基本上是由上海当时的服装界、商界、都市摩登女郎及一般女性所共同创造的。但现代旗袍的出现与流行，多少还是与中山装的推广和当时西装的流行有关联，因为它适时地为现代中国女性提供了堪与中山装、西装等男装相匹配的女装。它之所以在当时的诸多流行女装（如连衣裙、西式裙等）中能够脱颖而出，则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式的起源，进而也被认为具有中国式的风格。

中山装和旗袍都是在现代国民国家的体制初步得以确立，但民族危亡和中华文化依然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它们有意无意的“国服”指向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于新唐装创制的时代背景，则和20世纪早年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国家经济的成长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富足，使国人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如果说中山装和旗袍多少具有脱离中式服装传统的倾向，那么，新唐装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回归中式服装传统的倾向。但中山装、现代旗袍和新唐装，作为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几次重大的社会文化实践，它们彼此之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很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第一，它们都是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下，以西式服装为基本参照系而进行的服装创制或改良。虽然在中山装和旗袍兴起的年代，“全球化”一词并不常见，但中国经济与文化却同样是日甚一日地被卷入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相关，中国人的服装生活与文化自然也未能例外。中山装和旗袍的创制与改良，虽然都有以“民族服装”抵制或排斥西服洋装的意味，但它们又都无一例外地以西式服装为参考，以西式服装的思想为指导。中山装的创制之受到西式服装的重大影响已如前所述，其实旗袍的诞生也一样。当年西方服饰文化初进中国，贴身合体的西式连衣裙曾吸引了无数的中国女性，进而促成了中国女性服装传统的变化，如宽衣裤逐渐收小，阔条滚边缩减简化，袖子变短，领子高耸，腰身收拢以衬高胸部等等，所有这些细节变化的总趋势，最终便自然地导致了从宽大直筒式旗装发展出流行至今的现代旗袍。旗袍显然是依据西方标准的服装观演变而成的。同样，新唐装的创制也是通过装袖等西式剪裁技艺而确立其基本款式和造型的。换言之，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基本上都采用了西式服装文化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其中明确地蕴含着对于中国服装之“现代化”的追求。新唐装率先亮相的场合，极具象征性地反映了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以“民族”特色来予以对应的意向。

第二，它们都以中国悠久的服装文化传统为资源，以中国民众现实的服装生活方式为基础，尽可能多地汲取了中国服装的传统元素，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建构或演绎了全新的中国风格。即便是较多具有西式服装属性的中山装，也由于对称均衡的中国美感、象征寓意的中国手法等而具备了中国气派。可以说伴随着艰难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山装的式样和款式已被中国人彻底地接纳为现代中式服装的一种了。旗袍的旗装由来、它对于偏襟、传统扣袢、镶边滚边技艺的发挥以及旗袍对东方女性人体的表现和演绎，都说明了现代旗袍之与中式服装传统之间存在着的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新唐装在丝绸面料的质地、鲜艳的中国色调以及传统图案纹样的大量采用等方面，表现出对于中式服装之历史遗产和民族要素的高度重视。以传统的团花纹样为基础，以牡丹围绕APEC几个变体英文字母来表示对APEC大家庭相聚中国的祝愿，我们从此类表现手法中可以清晰地窥见新唐装创制的基本原则，亦即中西合璧，既要回归和展示中式服装的传统，又要有时代感和现代感。例如，新唐装的造型采用马褂传统以贴和国人体形，但又通过装袖等演绎现代感受，确实可以说是把中国的传统服装文化和当前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和西式裁剪方式作了较为成功的结合。

第三，它们都有较为明确的对于“民族服装”之建构的追求。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山装和现代旗袍都不是汉族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它们不过是被中国人“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而已[52]，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它们多少基于中式服装的一些传统，一经创制或改良之后又被大多数国民认同为“国服”或“民族服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及周边其他民族的认知，那么，说其已是中国人的“民族服装”也未尝不可。即便它们眼下未必就是中国民众的日常服装，也并不妨碍其可被称为“民族服装”。正如“和服”虽然早已不是日本国民的日常装束了，但它依然无疑是日本人的民族服装一样，即便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主要只是在一些典礼或“非常”的场合被人们穿用，它们依然可以发挥民族服装的功能。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之所以表现出对“民族服装”的强烈渴求，乃是与中国国家的命运和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浪潮压力之下的危机感密切相关的。寻求一种统一的和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服装，几乎一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事业。就此而论，它也是凝聚国家认同、增进国（公）民意识以及发展国民文化的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中山装和旗袍的兴起、衰落与重现，实际上也正是在作为现代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中国人在服装创新与生活方式改革方面所持续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实践。一定程度上，它们都获得了成功，从而成为民国时代留给后世最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新唐装创制之时，人们依然苦于在传统节庆或喜庆活动场合找不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礼服”，尤其在男装[53]。这意味着几乎到21世纪初，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情结依然未解。之所以男装问题更显得突出，乃是因为中山装已被意识形态过多地赋予了僵硬的印象。新唐装的创制结合国人的穿着习惯，又基于传统服装的很多要素而推出了新的富于时代感的造型，它在海内外已被视为是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服装的男装问题。

若谈及“民族服装”则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之认同的象征物，它固然是在其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文化史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但也往往同时是在国际或族际环境中彼此互动和相互定义的。例如，一些海外华人社区或社团的成长及其民族认同的需求，同样也会促成其不断地追寻民族服装的诸多文化实践活动。海外华人不再满足于身穿洋装却保持“中国心”的此种动向，很值得关注。据《南洋商报》等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客联会”在2004年8月28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一致通过将中山装作为各属会的“制服”，并要求将其推广为马来西亚华族男性的礼服，进而还把旗袍作为女性礼服，要求所属客家人在重要集会时穿用。显然，这种动向与马来西亚各民族均有传统服装，唯独华人没有的现实状况有关，也与他们在所在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华族）以及与他们对于祖国历史、命运及文化的认同有关。它反映了海外华人在所在国落地生根，成为“华族”，需要在所在国的民族关系中以确立民族服装的方式表达认同。海外华人有关民族服装的定义和展示，往往也会对中国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对于新唐装的关注，海外华人媒体就曾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关民族服装之创制和改良的文化实践活动，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社会里也很常见。中国突出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乃是此种情形不断发生的主要背景。在各种族际场景下，尤其在“华化”[54]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族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的民族服装。例如，在以旅游观光产业为背景的异文化互动中，丽江纳西族有关其民族服装的重新定义和不断致力于推广的实践，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55]。或许是来自少数民族文化动向的刺激和作为回应，汉族作为中国多民族社会的一员，至少也部分地出现了对于汉族服装的追求[56]。这意味着至少对于部分汉族民众而言，新唐装并非汉族的民族服装，这同时也可反证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都是以国民国家为背景而建构的“民族服装”，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不断成长着的“国民文化”的组成部分。

最后，21世纪初年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时装社会”，全社会有关服装穿着的禁忌虽然并未荡然无存，却也颇为自由，各阶层的人们基本上都能自由选择各自的装扮了。国门洞开、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发达以及时装文化的崛起，均为国民的服装选择不断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旗袍、中山装和新唐装究竟是民族服装？抑或只是一些新的流行服装品类？对此，学术界有所谓“礼服论”、“国服论”[57]和“时装论”等不同的见解。在笔者看来，它们在具有民族服装（礼服）之属性的同时，也未尝不可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同时也成为流行时装的一部分。近年来的情形正是如此。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确实常常在一些传统节庆（如春节等）、人生礼仪（如婚礼和葬礼[58]）、各种官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期间）和社会公共场合（公祭黄帝、孔子的典礼、个人演唱会、武术表演、相声晚会、联欢晚会、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诸多社交场合（礼仪小姐）被作为礼服或表演服装，或在某些服务行业作为“工作服”（宾馆、饭店、传统茶馆），甚或也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它，但这都不妨碍它们同时也作为民族服装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们又确实具备了流行文化的一些要素，并确实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流行时装里一泓醒目的流脉。

要真正理解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之在当前中国时装社会里重现和新近被推出的意义，或许还应把更为广义的“中式服装”放在眼下全球化的文化大趋势中去加以理解。此处所谓“中式服装”，应该包括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在内而泛指所有的中国传统服装。若对现在依然时常可见的传统中式服装予以初步的分类，则其主要有三大品类：长袍类（男子长袍和旗袍）；褂衫袄类（男子马褂、短衫、夹袄、棉袄和女子小褂、短衫、夹袄、棉袄）；马甲类。总体而言，中式服装基本上是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社会缓慢的生活节奏中形成的一种服装文化形态，以舒展、宽松和飘逸为特点。就此而论，它和现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节奏已不很合拍，且多有不便之处。因此，它们在近一个世纪来的逐渐衰落并非偶然。但是，现代时装社会也需要有休闲和舒缓的氛围与节奏，这意味着中式服装的很多传统或其因素，即便是在现代的都市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里，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得以展示的空间；中式服装原有的舒展、宽松和飘逸等特点，在当代中国人的服装生活里依然会有某种程度的需求。

我们并不能够仅依据中山装、旗袍的复活以及新唐装的流行，就断言说中式服装有可能全面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服装生活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中式服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此关联的民族认同和自豪的情感、在国际时装潮流中展示中国服装文化或作为一种抵制的动向、“后现代”寻根及怀旧的社会氛围等等，都会不时地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式服装的历史记忆，并不断地激发人们对于中式服装的重新解读与进一步的改良实践。中式服装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当今，其重要性也将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把中式服装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进而与国际性的时装审美趋势相结合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相信今后依然可能会围绕着民族服装的指向而继续有所发展。

[1]本文原载杨杨源、何星亮主编《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2]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与“汉族”、“中国人”等与“民族”范畴有关的概念极具复杂性和灵活性有关。换言之，“民族服装”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服装”，而在于“民族”。

[4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壁垒”，亦即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导向。但其一年一度的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却形成了一个传统，亦即与会领导人穿着的休闲服装，均是由东道国所提供的富有本国或本地民族特色的服装，这又体现出了“民族化”之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意义。1993年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当时的领导人均着便服。1994年第二次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市召开，东道主为客人们提供了“巴迪克衫”，这是一种蜡染的丝绸印花衬衫。1995年第三次在日本大阪，主办国提供了休闲西服。1996年第四次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召开，领导人们穿上了“巴隆服”。1997年在加拿大温哥华，领导人的服装为皮茄克。1998年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领导人们穿上了所谓的“巴迪衫”。1999年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为茄克套装。2000年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是马来族风格的蓝衬衫。2001年10月在上海，便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所谓“新唐装”。

[44]如清华大学袁杰英教授认为，中国人称自己的民族服装为“唐装”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是海外诸国称呼中式服装的名词。参见杨菊芳“满眼‘唐装’非唐装：由此引出的纷纭话题”，《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10日。

[45]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20-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46]“滚边”：一种用窄布条把衣服某些部位的边沿包光以增加美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又叫做滚条工艺。“镶边”：将布条、花边、绣片等呈条状缝拼在衣襟或袖、领等处边缘，形成与大身衣片的衣料和颜色有明显差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

[47]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1页、第63页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48]参阅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14-17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49]夏目晶子“‘唐装’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编《国际交流学会学会奖·努力奖获奖毕业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0]夏目晶子“‘唐装’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编《国际交流学会学会奖·努力奖获奖毕业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1]夏目晶子“‘唐装’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编《国际交流学会学会奖·努力奖获奖毕业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2]山内智惠美著《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第29-3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53]上海市周慕尧副市长为《新唐装》一书所写的序言。

[54]周星“‘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激荡中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爱知大学，2004年3月。

[55]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乃西族文化为例》第25-27页，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56]不久前出现的有关汉族民族服装的一些动向很值得关注。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北京《京华时报》2004年10月16日报道，10名身穿“汉服”（汉族传统服装）和22名普通衣着的青年，前一天齐聚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的袁崇焕祠墓，为他举行了祭祀怀念的仪式。这32名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是“汉网”的网友。

[57]蒋子龙“唐装和‘国服’”，《东方企业家》2002年8月8日。

[58]事实上，中国很多地方对葬礼中的死者，往往也会让其穿着鲜艳的中式服装。大街上的丧服店里，往往就有很多类似的服饰制品。

[sy1]“属”字前面有一个“衣”字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