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三圣是对上世纪新儒家的三位大师：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的合称。上世纪存亡继绝的年代，现代新儒家三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为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 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读西南联大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儿子：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1901年，曾与马君琥、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但因为对于现代教学体系的不认同而未能成行。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多山林气，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以上三位之所以能被后人尊称为“三圣”，除了他们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与道德操守吧。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坚决地固守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觉地延续着儒学传统并发扬光大。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民族危亡、礼崩乐坏的局面，新儒家三圣心怀忧愤地走出书斋、走出心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试图以教育作为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后的搏击；他们立书院、传经典，在暗夜里点亮传统的明灯，将一腔真情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上。他们在文化上是传统的坚决捍卫者，但他们在政治上又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斗士。熊十力曾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梁漱溟亲自主持实践乡村建设，他们身体力行为祖国的自由民主复兴而奋斗。在生命的后期，他们不为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不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撼动，不附和权势，不阿世取容，不降志辱身，不揭发他人，亦不自秽自诬，顽强地守住自我人格的尊严，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榜样。王康说，在这点上，这三位先生们的道德，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学问。 三位先生同被推崇为现代新儒家“三圣”，其实三人性格不同，生平遭遇不同，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陈星《隐士儒宗马一浮》引徐复观评价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在个人性格上，“马先生含蓄温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发痛快，动辄骂人；梁先生既是骆驼又是狮子，平时诚恕，关键时能作狮子之吼”（P28）。在学术上，马一浮融汇中西，读书最多，所得于心极为深沉，但是偏于隐逸，述而不作；熊十力思维勇猛精进，著作甚多，极为自信，而学养陶铸涵泳稍逊；梁漱溟既有坚贞之定力，又能切实实践，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人格意志坚强，然而当沧海横流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大抵三位先生皆有心贯通中西学术，所得所失当然可以讨论，然而他们道德人格之坚守，实在值得后来人的崇敬与景仰。誉为“三圣”，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