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斯洛伐克语：Slovenské národné povstanie），是1944年8月斯洛伐克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39年3月14日，纳粹德国策动斯洛伐克人民党（Slovak People's Party）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将其变成附庸国。斯洛伐克人民广泛开展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4年8月上旬，苏联红军挺进喀尔巴阡山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鼓舞了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

1944年6月29日，斯洛伐克共产党地下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筹划起义。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发生政变推翻了与希特勒结盟的扬·安东内斯库政权，转而接近同盟国。1944年8月底，30名离开罗马尼亚的德国军官在斯洛伐克的马丁火车站遇到了苏联旗下的斯洛伐克共产党游击队，后者将他们解除武装并逮捕。第二天清晨，这些德国军官被枪毙。

这场屠杀成为一场起义的最初导火索。起义在短短几天内就席卷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天主教神父约瑟夫·季索作为“领袖和总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它与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一道属于纳粹德国的盟友并在针对苏联的歼灭战中给予纳粹德国支持。

随着1944年夏季纳粹德国摇摇欲坠的东部战线向斯洛伐克边界靠近，后者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加紧筹备起义。其在民族委员会的指挥下建立了补给仓库，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一个拥有2.4万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军团。

8月23日，德军在斯洛伐克地区集结，同日，傀儡政权要求德军帮助镇压游击队。

8月29日以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为中心爆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相对于波兰家乡军在华沙的起义有2个重要优势。其一，它依靠的是拥有充足后勤和装备的正规军。其二，其准备工作是与苏联红军协调进行的，而非如波兰那样作为反对斯大林日后统治地位的象征性行动。

德军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在斯洛伐克设有办事机构，布拉迪斯拉发忠诚于希特勒的季索政府将反对派和游击队的活动记录在案。由于德军在占领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改变阵营后预料到会与斯洛伐克军队产生问题，因此边境附近的“先遣部队”得以形成，30名德国军官促使后者立即采取行动。

经过长达数月的撤退战，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受益于苏军的疲态而得以稳定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战线。由此，起义军的一个核心考量落空。短短2天内，德国后备部队就解除了斯洛伐克起义军的武装并对起义者实施拘捕。

历史学家克劳斯·舍恩赫尔写到，这场快速胜利也诱使负责镇压斯洛伐克中部地区起义的党卫军高级军官戈特洛布·伯格尔通过几支临时组建的战斗部队以一种“和解行动”在短短几天内解决“问题”。伯格尔既未进行准确的形势评估，也未设法建立连贯的战线。而另一方面，起义军获得了志愿者和游击队的增援，到9月中旬，他们已经成功控制了全国近半地区。

“斯洛伐克当时有很多战俘营。随着起义爆发，战俘营被打开，很多战俘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来自苏联和西方的斗士也来到这里，”位于当年起义中心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米切夫说。最终多达5万人站在起义军一边参与斗争。

9月1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宣布接管所有权力，建立第一起义军，并着手在解放区实行民主改革。参加起义的近8万人，除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外，还有许多外国反法西斯战士。德国法西斯投入8个师的精锐部队镇压起义，起义军遭到巨大牺牲。

直到德军撤换总司令并增派部队之后，情况才出现转折。直到10月中旬，多支党卫军部队（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第36武装掷弹兵师“迭勒汪格”）的进攻最终击溃了起义军。10月28日，德军占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起义军领袖不得不宣布投降，他们随后死于德军集中营中。起义武装被迫向山区转移。这场起义的牺牲人数估计高达2.5万人。直至战争结束前，部分起义者仍与占领者进行着游击战。

“如果我们的起义在德国不如华沙起义那么为人熟知，那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米切夫说，“我们恰恰希望在德国更多地展示这场起义，比如2015年会在柏林举办展览。尽管与华沙起义几乎同时开始，参与的人数更多且解放的区域较之前者广阔得多，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被国际社会遗忘的起义。”

在如今的斯洛伐克共和国，8月29日是国庆日。在斯洛伐克的纪念文化中，这场起义并非毫无争议。捷克历史学家和斯洛伐克科学院成员安东·施皮斯曾在1990年写到：“从根本上讲，它既非一场斯洛伐克起义，也非一场民族起义，站在其背后的不是斯洛伐克人民中的大多数，而只是少数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人……斯洛伐克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站在斯洛伐克政府和总统约瑟夫·季索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