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伯格尔（Gottlob Christian Berger）于1896年7月16日出生于符腾堡的格尔斯泰腾（Gerstetten）镇。父亲约翰内斯·伯格尔是一名锯木厂主。伯格尔童年在家乡的公立小学和实科中学就读，于1910年以obersekunda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位于钮廷根（Nürtingen）的一所师范学校接受体育教师的职业培训。

死亡地：格尔斯泰腾

纳粹党籍编号：426875

党卫队员证件号：275991

1914年8月6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戈特洛布·伯格尔志愿参军，并同时被任命为军校生（fahnenjunker）。起初他被分配到位于乌尔姆（Ulm）的第127符腾堡步兵团第9预备营服役，到9月4日又被调入第247预备役步兵团第1连。同年10月18日他随部队开往佛兰德前线作战，不久又被编入第120“普鲁士威廉大帝” 符腾堡步兵团第2预备营。12月5日，他在根特地区作战中肩部负伤，随即被送往当地的医疗所疗伤。1915年5月18日起，伯格尔在军营接受了数月的后备军官培训。在此之前，他先后于1914年12月24日和1915年2月25日被晋升为上等兵（Gefreiter）和中士（Vizefeldwebel）。而在接受军官培训过程中，他又于1915年7月31日被晋升为候补军官（Offizieraspirant）。同年8月22日，完成了培训课程的伯格尔再次被编入第247预备步兵团担任排长并兼任第1突击分队指挥官。结果在10月3日的作战中他胃部受了重伤，之后他一直在位于Ledeghem的战地医院中疗养了近三个月。第二年年初，他又被转到基尔的医疗研究所做恢复性治疗直到4月7日。在住院期间，他于1915年11月6日被晋升为预备役少尉。出院后，他仍然回到第247预备步兵团参加作战。1916年6月10日他被任命为符腾堡突击营的第5连连长，指挥连队为进攻部队开道清扫地雷。不久他又到慕辛根（Münsingen）参加了一次手榴弹投掷培训。但在培训过程中，他于7月4日突然因胃伤发作而被迫接受了手术。恢复后，伯格尔于12月1日被任命为第5突击营第2连连长。第二年1月他在斯图加特接受了四天的军事情报局间谍培训后，于17日被调入第476步兵团第3营担任第3连连长兼营补给官。四个月后，他又被转调到第6连担任连长。到6月初，伯格尔被转入营部担任副官。到了大战的最后一年的7月7日，他又升任第476步兵团的团部传令官。不久他于8月20日在法国La Neuvillette被手榴弹炸伤，只得卸任接受治疗。康复后，他又重新回到该团第3营担任营部副官直到战争结束。1919年1月31日，伯格尔由于受伤造成身体70%部分伤残而离开了军队。在大战中，他先后获得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多种荣誉。同年7月31日，伯格尔以荣誉预备役中尉军衔退役。

退出现役后，伯格尔在符腾堡的利歇腾施坦恩做了三年的教师。之后从1922年开始，他又在家乡格尔斯泰腾做了六年的体育教师。期间，他于1922年2月6日加入了刚兴起的纳粹党，并于第二年参与建立了在家乡的纳粹党地方小组。同年10月，他又成为了乌尔姆地区的纳粹党领导人，一直在慕尼黑和鲁尔地区活动。11月纳粹党“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伯格尔被逮捕并被以“持武器实施暴力”的罪名被关押。11月10日出狱后，他还被追加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六年。不久他脱离了暂时偃旗息鼓的纳粹党。

1924年4月1日，伯格尔参加了号称达姆地区自由军的“E分部”，并同时被任命为在乌尔姆地区的盖斯林根该组织的一名连长。两个月后，他又转入“F分部”任职直到1928年11月30日。之后他成为了该组织在符腾堡-米特地区分部的领袖。同期在1928年，伯格尔的正式工作也发生了变动。他成为了图宾根的万克海姆（Wankheim bei Tübingen）一所实验小学的校长，并担任该职位直到1933年。

1930年11月15日，伯格尔加入了冲锋队（SA）。第二年1月1日他重新加入了纳粹党，在14天后被任命为冲锋队突击中队长，担任图宾根地区冲锋队第10突击中队领袖。到8月1日，他升迁进入冲锋队第126旗队第3突击大队领导层，并在这年夏天参加了位于慕尼黑的全国领袖学校的第3期学院课程。12月18日，他被晋升为冲锋队突击大队长，担任冲锋队第126旗队第3突击大队领袖。到第二年2月10日，伯格尔再次被晋升为冲锋队旗队长，担任冲锋队教导旗队领袖。五个月后，他被转到冲锋队第125旗队担任了一个月的队长。之后他又被转调到符腾堡的冲锋队下级集团代理指挥了两个多月，最后于1932年10月15日被正式任命为该集团领袖，军衔晋升为冲锋队区队长。但就在伯格尔平步青云地提升地位时，1933年7月1日，以老资格自居的他和冲锋队里年轻同僚们发生一场争吵，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他随后被送上一所仲裁法庭，他的前好友、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汉斯·鲁丁（Hanns Ludin）向法庭陈述伯格尔“有些不太过分的自负”和“大嘴巴”，并提交证据证明后者“缺乏自我批评和谦虚精神”。后来经过上级裁决，伯格尔不公开地辞去了在冲锋队中一切职务，转而进入教育机构工作。

同年秋天，他进入了埃斯林根（Esslingen）的教育局并在当地的儿童学校里担任了两年的校长。1934年11月13日冲锋队被清洗后，伯格尔看到了重返冲锋队领导集团的机会。当时他给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写了一封保证书，在信中称“我始终认为冲锋队是最优秀的队伍，永远不会站在想要毁灭冲锋队的人一边”。但一个星期后，伯格尔却投入由冲锋队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领导的训练署任职。后者因为曾向希姆莱汇报罗姆的行动被认为是冲锋队的叛徒。伯格尔与克吕格尔合流则象征着他与冲锋队彻底决裂。这一系列事件为后来武装党卫军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原先曾在冲锋队法庭上参与裁决伯格尔事件的三位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汉斯·鲁丁、迪特里希·冯·雅可夫和阿道夫·贝克勒后来在德国驻巴尔干使馆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对伯格尔的武装党卫军征兵计划进行了抵制。由于无法得到该地区德国国外办事处的支持，伯格尔自然不能有效地征集到外籍德意志人。

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3月底，他在符腾堡地区文化管理局里担任了青年教育顾问。在这一期间伯格尔还在多布雷茨步兵学校接受了为期三周的步兵营级指挥官培训，随时为返回军队做准备。1936年1月30日，他在希姆莱和汉斯·普鲁茨曼（Hans Prutzmann）的邀请下加入了党卫队，并依靠在从国防军中获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党卫队区队长的军衔，同时被任命为党卫队“西南”大区总参谋长兼该大区的体育顾问，从此时直到战争结束一直领导党卫队的体育体检部门。2月下旬，伯格尔到陆军第13步兵团第3营接受了六天的后勤补给训练后被编入了陆军预备役，并被授予了预备役上尉的军衔。到1938年11月10日，由于他被编入索劳（Sorau）的第9骑兵团，军衔随之改为预备役骑兵上尉。到了1940年5月3日，他被晋升为预备役少校。

1938年7月1日，伯格尔被任命为党卫队指挥总局下第8补给分局局长。一个月后他又成为第6征集分局局长。1939年6月9日，伯格尔开始担任第2体育局局长。而在此之前他就组织过党卫队内部的赛跑运动和担任过德国农民体质锻炼的负责人，并不顾自己在一战中的所受的伤而热衷于参加这些运动。同年德军入侵波兰期间，他还受希姆莱之命组建了一个保护波兰境内德意志族人的自救团体，并因此被选举为当年的德国拯救生命协会主席。这一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当日，伯格尔被晋升为党卫队旅队长。

1940年1月1日，伯格尔从陆军转入武装党卫军中，进入党卫队指挥局（SS Führungsamtes）领导层，军衔为武装党卫军少将。8月15日，他取代海斯迈尔成为了党卫队最高指挥总局（SS Hauptamt）局长。战争初期，由于国防军抵制党卫军的征兵工作，严重威胁到伯格尔关于党卫队特别机动大队的扩编计划，伯格尔不得不另寻他路来解决该问题。他发现受党卫队最高领袖领导下的部队只有三支不在国防军编制下：一是集中营的守卫部队，二是同样属于前者的战时补充部队（即后备骷髅旗队），三是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的一部。1938年8月17日，希特勒命令骷髅看守部队（Totenkopfverbände）一部分将在战时作为特别机动部队的后备力量，而到1939年5月18日他又下令允许希姆莱从普通党卫队中抽调50000人来补充后备骷髅旗队。伯格尔随即向希姆莱提出立即组建两个满员的党卫军战斗师的计划，另外在计划中他还设想如果希特勒批准从骷髅看守部队和秩序警察中抽调人员到特别机动部队的话，那么党卫军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拥有建立三到四个师的实力。尽管这一计划违反了国防军设立的征兵法规，但希特勒仍然批准了伯格尔的计划。伯格尔与特别机动部队观察局随即得以放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特别机动部队也正式在此期间更名为武装党卫军。这里如何将骷髅看守部队融合到武装党卫军中去的问题甚至比战斗更显得重要，因为要让武装党卫军成员平等接受那些他们一直蔑视的集中营守卫的确很困难。

伯格尔在战时是组织外籍志愿者参加武装党卫军政策的先驱。他主导发起了将武装党卫军发展为国际化的军队，并籍此为团聚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日耳曼族人的口号助威。1941年3月，伯格尔正式开始负责起日耳曼族志愿者征兵中心的工作。他首先将目光放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为此他联合了当地一个主张并入德国的组织，组成了一个 “德意志-弗莱芒运动联合会”（DEFLAG）。不久来自于这个地区的志愿者组成了武装党卫军中的第一支外籍作战部队。在1941年到1942年这两年中，伯格尔早在战前就建立起的各方面良好关系为他的征兵工作带来很大便利。这两年他的征兵工作成效也不断上升。到1943年8月30日，征兵中心被编为党卫队最高指挥总局下的第6分局。这年夏天，伯格尔还说服战时东方占领区事务总管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给予他在东方占领区负责政治行动的职位，这样一来他可以更为方便地在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中推行他的征兵政策。同年6月21日伯格尔被晋升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和武装党卫军上将，7月1日他又被授予德意志银质十字章。战争后期，他还在克罗地亚等地组织了类似的联合协会组织，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武装党卫军作战。

伯格尔还热衷于在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境内发展和协调德意志种族纯洁工作，清除这些地区的不同政见者并代之以德意志族人控制民政部门。他支持罗森堡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纳入德国的保护国的计划，这些保护国自身只有极少的自主权并且在国际上无外交可言。立陶宛由于其国民被认为不完全斯拉夫化未被纳入该计划中。1943年夏，伯格尔还说服了战时东方占领区事务总管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给予了他一个在东方占领区负责政治行动的职位——东方占领区内政部“政治参谋部”全权总督。这样一来他可以更为方便地在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中推行他的征兵政策。随着战争形势对德国愈加不利，伯格尔在东线后方为保证后勤通畅，实行了残忍的政策。

伯格尔虽然身患残疾，但是却非常活跃。1943年2月，他写信给希姆莱自荐指挥新组建的第12党卫军青年师。他将该师预想成第二个警卫旗队师，并抽调前警卫旗队师的军官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员构成该师的骨干。但鉴于他是武装党卫军征兵工作的负责人，希姆莱自然拒绝了他担任师长的要求。当然他没有任何指挥经验也使得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该职。1944年8月31日，伯格尔被任命为斯洛伐克地区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奉命指挥部队镇压普雷斯堡（Pressburg，现在为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起义军。但到了9月中旬，他又被调离该职。9月26日，伯格尔数年来在军队后方不懈的努力为他带来了一枚配有双宝剑的骑士战功十字勋章。

希特勒遇刺的“7.20”事件后，原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属的战俘管理部门被党卫队接管，伯格尔成为该部门领导人。起初他向希特勒表明他不愿意担任该职，因为他生来就不是干看押人员或警察的料，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一开始他监督了一些对密谋分子的逮捕行动，但是他还是把该部门办公室迁移到离党卫队中央办公室两英里之外，并保留了原在职人员而不使用党卫队人员。这样虽然并没有保护多少人但是却让这些囚犯少受了很多苦。在战后曾被拘禁的前陆军中将汉斯·施派德尔斯（Hans Speidels）证实伯格尔在1944年到1945年冬季曾设法将他从盖世太保的看押中解救出来，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却让他能够安全地呆在正规的监狱中。在盟军日益逼近之际，伯格尔收到了立即处死包括汉斯·施派德尔在内的犯人们的命令。但他却冒险通过爱娃·布劳恩劝说希特勒收回了这个残酷的命令，解救了一批陆军军官。此外，伯格尔还多次抵制党卫队经济管理局局长波尔等人企图征用在他控制下的战俘作为劳工的计划。1945年3月28日，伯格尔还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关于战俘医疗品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两名美国战俘：亚瑟·瓦纳曼将军和德马尔·斯皮威上校。最后他们决定医疗品应集中管理，并由两个由医生们构成的组来进行分配。该两组中包括来自英美战俘中的医疗官。伯格尔还尽力给予3月6日后进入德国的红十字会人员安全保障。他的这些努力拯救了很多国防军陆军人员和盟军战俘。

1944年10月，希姆莱任命伯格尔为人民冲锋队（Volksturm）总参谋长，负责该部队的组建和装备工作。他与由陆军上校汉斯·基塞尔（Hans Kissel）领导的参谋部一起在位于柏林道格拉斯斯特拉塞大街的指挥部里开始组建工作。但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由马丁·鲍曼负责，征兵大权则把握在各省领袖手中，伯格尔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这一年，他的指挥部还遭到了英国空军的轰炸。这次轰炸使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负伤，却险些丧命。因为在负伤后他被误诊为不治，差点被埋葬。

在战争期间，伯格尔还担任了德国邮政部门中的党卫队领袖。1943年1月，他甚至从邮政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汽车运输营，编入武装党卫军在后方参加反游击作战。同年他还负责了驱逐丹麦境内犹太人的事务。德国投降时他还兼任着“东方占领区”管理委员会中的党卫队全国领袖联络官，以及巴伐利亚军区的军事总督。

伯格尔眉发浓密，性格开朗，外表有点像斯拉夫人。他举止生硬且不雅，言语粗放，但却不乏亲切和幽默感。有人描述他的身上汇集了东方人的谋略和农夫的淳朴性格。虽然长相粗犷，但他其实是一个聪明而精于变通的人，精通官僚政治的特点也使他深受希姆莱器重。伯格尔热爱祖国，但在政治方面却非常固执。熟悉他的人们对他争议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他先后在冲锋队、国防军和党卫队之间“改旗易织”。伯格尔是党卫队中最有能力、最残酷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权力颇有欲望，对希姆莱无限忠诚，并将后者当做儿子和朋友来对待。他精力充沛，被人看作第三帝国的党卫队诗人。他长期忙碌于党卫队和他私人的事务中，是党卫队中最主要的活跃分子。他极端仇视苏联，同时始终对西方怀有好感。这点可以从他在战争后期尽力解救盟军战俘体现出来。

1945年5月8日，伯格尔在贝希斯加登被法军逮捕。随后他被押往英国伦敦的第7战俘营。之后他又先后被转到位于库伯兰的第3高级军官战俘营、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和纽伦堡。1946年5月1日，他被转到达豪的战俘营疗养，之后作为证人参与了达豪集中营审判。在德国境内的多所监狱展转后，伯格尔于1947年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作为战犯接受了审判。最后他因参与强征劳工等事件被确定犯有战争罪，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1951年1月31日他的刑期被减为10年。同年12月16日，他从兰德斯伯格监狱中被释放。出狱后，伯格尔被博世（Bosch）公司聘用为建筑机械主管，1953年7月到1964年底他又在VORHANGSCHIENENFABRIK MHZ担任同样职位。1964年9月在前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的审判中他曾作为辩方证人出庭。1965年，伯格尔回到家乡格尔斯泰腾，在科堡的《欧洲民族月刊》杂志社谋得一份职位。当然，在战后他还参加了党卫军老兵互助协会（HIAG），并在1971年10月获得了由该组织颁发了金质荣誉奖章。1974年12月31日他被送到位于斯图加特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第二年1月5日在那里病逝。他死后被葬于家乡，很多前武装党卫军成员参加了他的葬礼。

伯格尔在1921年4月23日与玛丽亚·丹姆巴克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伯格尔夫人生于1900年4月20日，也是纳粹党员。他们的长子沃尔夫在党卫军警卫旗队师服役期间于1943年2月11日在苏联哈尔科夫阵亡，军衔为一级突击中队长。长女克丽斯塔的丈夫安德烈斯·施密特是罗马尼亚地区德意志族领导人，后来死于苏军之手。克丽斯塔在1942年11月11日因病而死。

1938年7月1日-1941年4月20日，党卫队指挥总局下第8补给分局局长

1938年8月1日-1939年10月1日，党卫队指挥总局下第6征集分局局长

1940年8月15日-1945年5月8日，党卫队最高指挥总局局长

1941年3月-1943年8月30日，日耳曼族志愿兵征兵中心负责人。

1943年8月30日-1943年12月，党卫队最高指挥总局下第6局局长。

1941年12月-1945年，“DEFLAG”德意志-弗莱芒运动联合会主席。

1942年1月1日-1945年5月8日，帝国邮政部中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私人代表。

1942年1月1日-1945年1月1日，帝国邮政顾问团成员。

1942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德国帝国邮政监督总长

1942年5月1日-1945年，党卫队邮政卫队的军事领导人

1943年1月1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国家邮政局党卫队军事领袖。

1942年8月-1945年5月8日，党卫队体育部领袖兼体育督察员。

1943年8月10日-1945年1月20日，东方占领区内政部“政治参谋部”全权总督。

1943年9月2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国会议员。

1944年7月11日-1945年5月，德国-克罗地亚民族联合会主席

1944年8月31日-1944年9月19日，斯洛伐克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

1944年10月1日-1945年5月8日，最高统帅部下属战俘管理部门总督。

1944年10月7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国民突击队总参谋长。

1945年1月-5月8日，东方占领区管理委员会下党卫队全国领袖联络官。

1945年4月19日-5月8日，巴伐利亚军区军事总督

军校生（1914年8月6日）

上等兵（1914年12月24日）

中士（1915年2月25日）

候补军官（1915年7月31日）

预备役少尉（1915年11月6日）

预备役中尉（1921年2月5日）

冲锋队突击中队长（1931年1月15日）

冲锋队突击大队长（1931年12月18日）

冲锋队旗队长（1932年2月10日）

冲锋队区队长（1932年10月15日）

预备役上尉（1936年2月24日）

预备役骑兵上尉（1938年11月10日）

预备役少校（1940年5月3日）

党卫队区队长（1936年1月30日）

党卫队旅队长（1939年4月20日）

武装党卫军少将（1940年1月1日）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1942年4月20日）

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1943年6月21日）

一级铁十字勋章（1918年1月21日）

二级铁十字勋章（1914年11月26日）

伊普尔突击奖章（1914年11月26日）

金质符腾堡军事服役奖章（1915年5月21日）

符腾堡王室军事服役骑士十字勋章（1918年5月4日）

符腾堡弗里德里希王室一级、二级配剑骑士十字勋章（1918年11月8日）

黑色负伤纪念章（1916年6月1日）

银质负伤纪念章（1918年6月18日）

配剑骑士战功十字勋章（1944年9月26日）

银质德意志十字勋章（1943年7月1日）

1939版一级铁十字勋饰（1944年9月18日）

1939版二级铁十字勋饰（1944年9月15日）

配剑一级战功十字勋章（1940年7月1日）

配剑二级战功十字勋章（1939年11月1日）

金质纳粹党章（1943年1月30日）

金质希特勒青年团荣誉徽章（1944年1月30日） 

芬兰一级曼海姆十字勋章（1941年9月10日）

罗马尼亚fortune军事奖章（1942年6月5日）

芬兰白玫瑰皇室配剑星饰一级指挥官十字勋章（1942年8月26日）

匈牙利神圣皇冠带剑星饰大十字勋章（1942年10月1日）

带剑星与骑士饰克罗地亚日沃尼米尔国王皇冠大十字勋章（1943年7月12日）

一级斯洛伐克战争胜利骑士十字勋章（1944年9月20日）

1914-1918前线战斗员荣誉十字勋章（1935年11月16日）

铜质冲锋队体育运动章（1934年12月15日）

慕尼黑全国领袖学校臂章（1931年4月20日）

一级德国奥林匹克运动荣誉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