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帕法里，1675年，被沙皇任命为全权外交使团团长，任务是试探两国之间能否建立友好和平交往。斯帕法里是俄国著名外交家、外务衙门的翻译官。

1675年，沙皇任命尼古拉·斯帕法里为全权外交使团团长，任务是试探两国之间能否建立友好和平交往。斯帕法里是俄国著名外交家、外务衙门的翻译官，出使之前，使团以整整两年时间做准备工作。他研究了历次出使和旅游中国的案卷，并且搜集了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所存的有关到大清帝国首都的各条路线的情报，外务部门还为他准备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情报摘录，材料取自耶稣会教士的著述和那些探险家、征服者的报告。

根特木尔引渡问题

使团于1676年2月5日抵达卜奎（即现在的齐齐哈尔）附近，受到卜奎首领的远迎。清政府得到俄方出使通报后，特地派礼部右侍郎、暂署理理藩院侍郎事务马喇前往卜奎迎接。3月7日，马喇一行抵达卜奎，3月13日，双方见面。在第一次见面时，马喇遵照康熙皇帝的谕旨，详细询问了斯帕法里的使命，国书的内容等。但斯帕法里遵照沙皇的训令，拒绝出示国书，也不同意将口述的内容行之于文字。第二天，再次见面时，马喇对其多有抱怨。对此，斯帕法里的报告做了生动的记载：他说，清廷无法弄明白他的使命，哥萨克人在进攻，使臣却说是为了友谊，“究竟使臣是奉派前来打仗的，还是来宣战的，还是来向博格达汗收贡税的，还是要使臣前来要挟的？”；斯帕法里在报告中一再强调“他们不能相信我们”，所以紧急派人前来询问。清廷为什么不能相信俄罗斯使者呢？马喇抱怨说，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一方面派使团前来，一方面却在进攻，这样哪里会有什么友谊与和平呢？进行战争的时候有什么贸易可言？”（《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

3月15、17日再次接触，斯帕法里简要告知国书内容，马喇则认为，如此，则其使命仅仅为互相和好，不断派使而已，并没有涉及根特木尔引渡问题，而这却是两国修好、遣使交易的前提。斯帕法里告知马喇说，沙皇并不知道根特木尔之事，因莫斯科无人能翻译清廷的国书。马喇报告康熙后，康熙令王大臣会议具奏，4月3日，议政王等上奏，认为俄罗斯使臣本应明确答复根特木尔事件的处理意见，却借口不通文书试图搪塞。由此看来，他们“虽有修好之意，亦不可信”。但既然来探寻建交情形并进献方物，清廷“则应表彰圣主柔远之至意”，准其乘驿进京。

1676年5月15日，斯帕法里抵达北京。就根特木尔问题，理藩院决定由尚书阿穆瑚琅同马喇与斯帕法里交涉，双方就此谈判，理藩院在7月28日给康熙的报告中断定斯帕法里所说“俱不可信”，“因此，似应毋庸遣使”。斯帕法里要求清廷回复国书，清廷阁老一再表示，并非不发给国书，我们本来早就决定要写国书给你们的大君主，但国书内容，除了引渡根特木尔之外，别无他事，因为在你国大君主引渡根特木尔之前，任何别的事情都不可能办成。

自然，俄国使者要求清廷就沙皇训令做出答复的事，也被搁置起来了，因为根特木尔问题没有解决，内阁会议决定不予使团以书面答复。斯帕法里在报告中写道，大臣们认为引渡根特木尔是两国建交的前提，如果不答应，则不仅不会回答，甚至此后连俄国使臣、商人都不接待，如果能满足此条件，则“不要说十二条，就是一百二十条，汗也会接受”。

按俄方的记载，斯帕法里最后几乎是被“逐出”北京的。在斯帕法里回国前，理藩院通知他：今后必须遵守三个条件，大清政府才能接受俄罗斯的使节、来信或商人：一、根特木尔必须引渡，并由一位使臣伴送来京；二、俄国使臣必须遵守大清礼仪；三、沿边的俄人应停止扰乱治安。斯帕法里再次请求大清就俄罗斯训令中提出的十二点希望做出回应，但康熙予以拒绝。在返程时，斯帕法里绕道尼布楚，劝说该地和雅克萨的俄国人，在黑龙江沿岸不要从事任何强暴行为。大约在1678年，他才回到莫斯科。

为何清廷坚持要引渡根特木尔？

斯帕法里返程前，曾向耶稣会教士打探清廷何以如此高度重视根特木尔的引渡，耶稣会教士告知，根特木尔是全体异族人的首领，如果沙皇交出他，则其余的异族人就会跟他走，或者逃散。如此，则沙皇没有在边境驻军的理由，冲突也就化解了。耶稣会士告知说，根特木尔事件还与满族的民族隔离政策相关，满族人担心汉人造反和背叛，甚至把汉人迁出北京，“他们还担心住在长城外边的蒙古人以及卡尔梅克人，因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嫉妒他们这样小的民族竟然统治这样大的国家”。“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地位软弱，他们既害怕中国人，也害怕中国的邻邦”。

一些耶稣会教士提醒斯帕法里，如果俄方不交出根特木尔，清廷就会攻打阿尔巴津和尼布楚。清廷之所以要引渡根特木尔，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不会把他交出来，于是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似乎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从而可以把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处地方夷平。还说，他们甚至会以武力把根特木尔抓回去，但并非为了根特木尔，而是他们想赶在俄国军队增加之前先发制人，控制尼布楚和雅克萨。因此，应派遣一些军队去防守，否则会引起中国人的轻视；他们还说，希望俄国大君主派军队攻打一下这些高傲的中国人，使他们认识一下沙皇陛下是什么人，他们自己又是什么人——“他们竟然傲慢到认为所有的君主都只是他的奴仆，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用一只眼睛看，而他中国人是用两只眼睛看的”。耶稣会教士在告知这些时解释说，他们“乐于为大君主服务”，“因为他们不喜欢满洲人，他们喜欢汉人，他们在汉人时代生活得很好”。（《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斯帕法里由此认定，清廷抛出根特木尔，乃是掩盖战争的烟幕、为战争准备拖延时间。

斯帕法里回程时路过尼布楚，特意会见了根特木尔。在给沙皇的报告中，他写道：“那位根特木尔胜于向大君主纳贡的所有通古斯人，他是一位魁伟、骁勇、状如巨人的男子汉。他有九个妻子，除女儿外，有三十多个儿子。他的部族合起来有三百余人，而且都配备着头盔和长矛。臣仆听说中国人一再要求交还这位根特木尔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知道，根特木尔及其部族都是很善战的，而今却住在离他们很近的边界城市涅尔琴斯克。中国人担心根特木尔会唆使大君主的军役人员同他们打仗；中国人一再要求交还根特木尔的原因还在于，他在这一带住过，了解当地一切情况。”

确实有如斯帕法里的报告所说，根特木尔“叛逃”的影响太大，他在尼布楚定居后，自己曾多次参加对大清的远征，他还写信劝一位亲戚带领自己的部族离开卜奎投奔俄国。通过他的号召，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和通古斯族归顺俄国并向俄国交纳实物税。不引渡他归国，大清对当地土著的统治就不免堪忧。

按理，夹在两个帝国之间的土著部落，“逋逃”之类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根特木尔问题何以会成为中俄外交的死结，清廷甚至为此不惜一战？

康熙的一段话，可以为我们了解这段史实提供帮助：“向部民征收一二貂皮，此尚不足使朕与大君主反目相向，你等亦宜三思。你等如系大君主之臣民，理当受有君主旨意，着你等大君主纳贡臣属叛逃而去，可因事过十年、二十年或百年而不予追究乎？但即使如此，如根特木尔携一哥萨克前来商谈一切，如根特木尔前来见朕，朕虽不屑同他面谈，亦可确保二人安全，否则，谈何统辖四方。”

引发战争的是主权纠纷吗？当然，有主权纠纷在，引渡是主权之一，征税亦为主权之象征，但其重要性只在民族国家的视野中才能清晰呈现，而非帝国关注的重点，如康熙上段话中所揭橥的。部民的忠诚，对于以弱小民族而统御强大中国的满族人而言，确实至关重要。这一点，就连当时作为客卿的耶稣会教士都能看出，但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却轻易放过了。

然而，即使触及这一点，根特木尔问题的复杂度仍然超出我们的想象。事件确乎是由俄罗斯帝国入侵引发的，但其根子却埋在大清帝国应对入侵的国策中、根源于那种强制内迁而不是就地保护土著的政策之中。由此，可以说，大清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边界纠纷、外交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战争，表面看是俄罗斯与大清之间的主权冲突，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争战，但究其实，却是大清自己与自己的战争，是一场注定无法胜利的心战。正因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争战，也就注定了其进退失据、首鼠两端的结局——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败自己，除非他能认识到，这场自我争战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