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杂志，月刊，1957年11月5日
萧孟能在台湾创办。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著名新闻人
叶明勋担任发行人，
萧孟能亲任社长，主要编辑包括
何凡(
夏承楹)、
林海音(林含英)、小鲁(陈立峰)等人，何凡即林海音的丈夫。《文星》杂志于1965年12月寿终正寝。
萧孟能，中央社创办人
萧同兹之子，可谓“高干子弟”。但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出版商，和政界无任何关系。1952年他在台北开办
文星书店，早期翻印过一些英文教科书，食髓知味，又翻印《大英百科全书》，因而惹来外国书商的抗议连连，曾经大出风头。1957年创办《文星》杂志，聘请了
何凡出任主编，对于西方文艺与民主思潮都以相当篇幅介绍，但销路并非太好。
1961年，
李敖开始投稿《文星》，他文笔矫健、辞锋逼人，受到读者欢迎，《文星》大有起色，惟亦掀起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场论战后来演变成为人身攻击的笔战，得罪了不少党政要人，埋下日后《文星》被查禁的祸根。李敖蹿红后继陈立峰出任《文星》杂志主编两年(1963至1965年)。
1961年11月1日，即《文星》第四年，李敖在第49期上发表那篇充满霸气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他批评
沈刚伯、
姚从吾这些照本宣科的老一辈学者，一时间引起很大的关注。
第50期发表了胡适的演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针对胡适的科学与民主这种老调，
胡秋原在1962年1月发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期望超越当时的西化派。隔了一期，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样就打起来了。中西文化论战再次打响。到了2月胡适过世了，《文星》以“特大号”制作“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同时出版原定讨论的“中西文化”问题，因胡适而引起的中西文化论战，至此余波荡漾。
李敖介入《文星》不久，即发生在台湾激起轩然大波的“中西文化论战”。论战甫起，
胡适以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这个突发事件不由分说地将李敖推向了论战的风口浪尖，焦点都集中到了这个“攻击性极强”的年轻人身上。论战不期而至，
萧孟能大喜过望，因为《文星》自第25期起，将其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当《
自由中国》和《文星》向前冲的时候，
胡适、
雷震、
李敖都是外省知识分子，他们所宣传的理念带动了本土政治意识的兴起。本土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抗争，叫做“党外运动”，他们所汲取的资源就是《
自由中国》与《文星》中所讨论的一些理念。
文星最伟大的贡献是出版了《
古今图书集成》，而且是带索引的。《古今图书集成》比《
大英百科全书》还大三倍，体量之大可想而知。
萧孟能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介绍得很清楚——这样才方便使用。
李敖就是凭借这套书，才会做学问的——有门径可循了。
文星还出过“文星集刊”一百种，比如
费鸿年《动物学纲要》、西格里斯《人与医学》、张援《大中华农业史》，很多是科学类的、应用科学类的。这些书都是
萧孟能选的。
我办《文星》除了文学、生活、艺术之外，一向对社会、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批判的杂志，任何人都可以办，何必要我来办？（
萧孟能）
《文星》“把从闭塞思想出身的中国民众，导向现代开明思想的主流”。（台湾著名学者
韦政通）
林海音的女儿
夏祖丽说：“
何凡、
林海音、陈立峰三人合作无间，果然《文星》一问世就颇获好评。《文星》杂志是个计划性的杂志，每期他们把拟好的稿子像菜单一样开列出来，大致上由‘眼勤、手勤、口勤’的陈立峰出面去邀稿，
何凡负责搜集资料及看稿撰稿，
林海音则负责编文艺篇幅及校核。……因此当时《文星》每一期自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计划产生的，是很新的风格……”
对当时的台湾来说，《文星》有点像大陆1980年代的《
读书》，能打开人的视野，引发人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