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是日本福泽谕吉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75年。

全书分十章，其旨趣在于阐述文明的含义，认定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号召日本人民积极地培植自主、独立的国民性，努力学习，奋起直追西洋文明，以保持国家独立。书中认为，文明一词至大至广，无所不包，从工商企业、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智慧等等，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应包括在文明这一概念之中。文明可以分为“文明的外形”和“文明的精神”。前者易取，后者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取其易，若颠倒了这个次序，就会害国害民。所谓“文明的外形”，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事物，所谓“文明的精神”，是指“广大民众的总精神”，是一种“风气”、“人情风俗”、“时势”。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无止境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屣已经过了三个阶段；野蛮、半开化和西洋的现代文明。日本文明尚处于半开化阶段，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福泽认为，智慧和道德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现”。日本文明之所以远不及西洋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的智德不足。因此，日本要赶上和超过西洋文明水平，就必须努力追求智慧和道德。智慧和道德，恰如人的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各的作用，二者只有相互依赖才能使各自的功能得以发挥。因此，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是，智慧是应该更加强调的，因为道德的发扬广大要依靠智慧的力量来实现。福泽在该书中还把智慧和道德区分为私德、公德、私智、公智四种，私德局限于内心活动的范围，公德则表现为社交行为，私智指的是机灵的小智，公智则是指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至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也可堪称其为集体智慧。书中指出，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都会同时增加份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盛世。

《文明论概略》的写作时代，对内是大阪会议的召开和立宪政体的逐渐展开。1875年2月，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举行会议，三人最后达成妥协，试图稳固以大久保为中心的萨长两藩联合政权。同年4月，日本天皇颁布建立立宪政体的诏书。而在两年前也就是1873年。日本成立了明六社，参加者除了福泽，还包括森有礼、加藤弘之、西周、西村茂树、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箕作麟祥、杉亨二。明六社及其《明六杂志》，还有东京学士会院是启蒙思想家开展运动、宣扬文明开化的场所。对外方面，1874年，日军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攻打台湾，台湾问题成为热议，还有琉球问题，朝鲜西岸的军舰又扬言要展开报复性攻击。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在这种情境下宣扬向西方学习，同时也是回应国内的时势走向。

1875年，日本政府为了压制言论自由，发布了新闻报道条例和诽谤令。《文明论概略》在这时出现，试图呼吁人们关注趋于暗淡的文明开化论，是“舍身坚持真理”的示范。

《文明论概略》大约写于1874年3月前后，约用半年时间完成初稿，1875年3、4月定稿，于明治八年（1875年）8月20日出版。

作者认为，“文明”一词内容至大至广，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可纳入这一概念中。但他特别指出，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强调了“智”与“德”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准来衡量，因此，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准。福泽通过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洋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这是导致自由空气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泽认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赶超之，才能达到国家富强、自由和独立。

首先，福泽谕吉回答了日本为什么要学习欧洲文明这一问题。他系统地分析了西方文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优越性，又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算是野蛮的国家。文明、半开化和野蛮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他也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着。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的标准，并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虽然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但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西洋文明的先进性。这样，福泽既驳斥了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攘夷论，也批评了全盘西化的洋学派思想倾向。他根据国情，当取则取、当舍则舍、调和适宜。这也是福泽氏贯穿《文明论概略》一书的立论之所在。

其次，福泽谕吉又回答了日本应该怎样学习欧洲文明这一问题。他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行，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福泽谕吉革命性地提出了国体、政统、血统三分的观点。他认为国体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区别的阶级本质。国体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可以发生巨大变化的；而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政权。政统则仅指在国内所施行的并为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政治的正统，它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而血统是君主父子相传血统不绝的意思。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完全可以不相抵触，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其中国体是国家的根本，政统和血统，只是随着国体的盛衰而共同盛衰。换言之，即要将绝对主义天皇制改变为资产阶级天皇制。

1875年，《文明论概略》一经刊行，立刻畅销日本全国并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据福泽所言，“该书发行很广，达几万部之多”。西乡隆盛返回鹿儿岛后，不但自己通读，且推荐给私塾的弟子们阅读；德富苏峰的父亲，在熊本私塾给弟子们讲解《文明论概略》；福泽本人也很重视该著作，明治十一年（1878），他已很少授课，但却以极大的热情在庆应义塾万来舍的开放式讲座中，首先讲演《文明论概略》。

此书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先后出版过英文版、法文版等。中国商务印书馆在1959年出了第一个中译本，之后36年先后印刷过6次，第六次印刷印数达10000册。这表明它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福泽在书中传播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帮助日本民众真正打开了眼界，并且创造性地给予当时的日本人一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思想根基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日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指示了前进的方向。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教育家、思想家。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曾三度游历欧美，一生积极从事翻译和著述，进行出版和教育活动，介绍先进国家的情形，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