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中批判西方社会学自然主义理论，进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激进观点，它不同于从社会哲学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
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各种“
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代表人物有C.W.米尔斯、A.W.古尔德纳等人。
50年代，在西方社会学中，一方面T.帕森斯的
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巨型理论广泛流行，但由于它忽视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个人以及小群体之间的互动，无法用它进行微观社会研究，因而缺乏经验资料的验证，成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广涵理论”。另一方面，以P.F.拉扎斯菲尔德和S.A.斯托福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占据着人际关系和市场研究及其他经验研究领域，使社会学研究专注于经验资料，而无相关的理论指导，成为“抽象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要倾向造成结构与互动、秩序与冲突、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致使社会学在研究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时脱离了作为行动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人及其文化。文化批判主义正是针对美国社会学中的上述表现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学改革的见解。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1959)中，对帕森斯的“广涵理论”以及“抽象的经验主义”中的自然主义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自然主义方法论的盛行导致当代社会学失掉“想像力”，主张应在社会学研究中确立“文化的主线”方式，因为人们是用文化主线的方式表达最强烈信念的，若依靠其他方式，就会把社会学的主旨丢失，把问题混淆。在米尔斯看来，
社会学想像力正在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主线，成为文化生活最显著的特征。社会学想像力是指一种理解历史和个人经历以及在社会中两者关系的能力。社会科学都要涉及个人经历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叉和联结，这 3个因素是与对人的恰当研究相一致的，这也是古典社会学一直沿袭下来的传统。针对结构功能分析的共时态研究社会方法，米尔斯强调历史是社会研究中的骨骼，否则就无法对当代问题包括人的本质阐述清楚；针对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他坚持对社会的研究还应包括关于人的心理研究，这种心理研究须以社会学为背景，并恪守与历史的相关性。米尔斯刻意突出社会学研究应在历史学的脉络中以
个体心理学为基础，突出文化的主线用以纠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中的自然主义观点的迷误。米尔斯在对白领阶层等问题的研究中，具体地表达了他的上述立场。
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1970)一书中，通过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分析、揭露作为当代美国社会学基础的各种偏见和假设，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危机，表现为功能主义在社会学中统治地位的衰落，无力寻找出一种可供替代的新的理论模式。古尔德纳认为，自然主义方法论所津津乐道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仅仅是一种理念，现实的情况却是社会学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均需要依赖
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拨款，学院派社会学（如帕森斯理论）的任何自命不凡的超然独立都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古尔德纳呼吁社会学应有反省的态度，用研究其他课题的同样方法分析自身，以便揭示自身中存在的一切偏见、虚妄。在《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1976）一书中，古尔德纳详细分析了当代美国社会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
自然主义社会学自认为可以挣脱意识形态的困扰，恰恰是社会学缺乏反省意识的表现。他主张在分析美国社会学和美国社会时要增强反省性，要更多地自我认识。只有这样才可以克服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正如社会学必须是反省的一样，社会也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