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后期，姜维对汉中的军事部署作了较大的调整，即历史上称之为“敛兵聚谷”，系汉中的军事防务与战略。对此，史家多有指责，甚至有的据此而论道：“姜维之亡蜀也”。姜维“敛兵聚谷”之策，是将汉中的兵力作适当收缩，以期集中兵力，打击来侵之敌；坚壁清野，以困败远来之军；最后乘敌劳师无功而退返之时，追而歼之。此战略略似诱敌深入，关门打狗，不能不说是一种御敌、歼敌之策。历代论者，多以《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本“听敌入平”而论，未作全面考查，自然乖难姜维。

蜀汉后期，姜维对汉中的军事部署作了较大的调整，即历史上称之为“敛兵聚谷”者。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载：“景耀元年，维……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对此，史家多有指责，甚至有的据此而论道：“姜维之亡蜀也”（宋·郭允蹈《蜀鉴》）。对姜维此举，究竟如何认识，似有探讨之必要。

对姜维这一战略部署，《通鉴集览》称之为“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敌，且欲俟其退而出击之，真开门揖盗之见”。宋元史学家胡三省称之为“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取强之心。”刘友益说：“维之失计，汉所亡也”（以上见《三国志集解》）。宋郭允蹈在《蜀鉴》中论道：“蜀之门户，汉中而已。汉中之险，在汉魏则阳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因阳平之围守，而分二城以严前后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窥；而后其攻也，使之莫能御，此敌之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维之退屯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日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殆哉！”

《三国志·姜维传》的记述，各种版本稍有不同，后世据之而撰的史著也屡有互谬。其中关键的一句“使敌不得入平”，《资治通鉴》、《华阳国志》、《蜀鉴》则为“听敌入平”。胡三省解之为“谓纵敌使入平地也”。这两种记法，意思截然相反。《华阳国志》的记述是：“不若退据汉、乐二城，积谷坚壁。听敌入平，且重关镇守以御之……”史学家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注道：“《姜维传》中‘不得’二字衍，重关……即谓乐城、汉城、阳平关、白水关、葭萌城与兴势、黄金诸围戌镇守，使敌饥困平原中不得更进，非仅指一阳平关。”清代嘉庆《汉中府志》，将此句记为“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日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对这段话，《三国志》中记述似有语言前后错位之嫌。按其意思应为“不若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且重关镇守以捍之，使敌不得入。”这是平时的军事防务预作布置之计，而后是“有事之日……”即战时部署。这样文顺语通，不难理解。

姜维“敛兵聚谷”之策，即将汉中的兵力作适当收缩，以期集中兵力，打击来侵之敌；坚壁清野，以困败远来之军；最后乘敌劳师无功而退返之时，追而歼之。此战略略似诱敌深入，关门打狗，不能不说是一种御敌、歼敌之策。历代论者，多以《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本“听敌入平”而论，未作全面考查，自然乖难姜维。

姜维为何要向蜀主刘禅作此建议呢？根据蜀国当时情况及姜维的战略思想，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蜀国兵力不足，只有适当集中兵力，才能实施北伐。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注引《晋纪》载：当时，蜀“仅有甲士十万二千”。《晋书·文帝纪》载：“蜀景耀五年（262年，即亡前一年），司马昭欲伐蜀，谋于众臣曰：‘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这五万军士，要经营蜀汉广大地区，北伐中原，本来就捉襟见肘。而汉中驻兵三万之众，几占全国兵力三分之一，占外戍兵力半数以上。在此情况下，姜维建议重新调整兵力，适当集中，才能实施北伐之目的。

其二，蜀汉后期的战略重点是夺取陇西，进而东下关中，故只有移汉中之兵向西。蜀汉后期，立志伐魏者，只有姜维一人而已。而姜维承继诸葛亮遗策，又加之姜维“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文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所以九伐中原，多出陇西。且姜维用兵，重攻不重守，重歼灭敌军，而不在意于固守却敌。所以，对汉中防务实行敛兵聚谷，移兵向西，自然是势所必行了。

其三，汉中东路两围，多年无事。所谓敛兵聚谷者，主要指收拢汉中东部的黄金（今洋县城东六十里）、兴势（今洋县城北三十里）两围。黄金围自太和四年（230年，蜀建兴八年）曹真、司马懿欲经此攻汉中而退后，三十多年未用兵；兴势围自正始二年（244年，蜀延熙七年），曹爽由骆谷进攻汉中被王平在此拒退后，垂二十年未用兵。蜀汉自然对此多年驻兵空守，在兵力缺乏之时，退守重要城池，是为必然。

其四，兴势、黄金两围在汉中东隅，并不能完全挡住魏军南入。兴、黄二围，分别可拒魏由骆谷、子午谷来兵，而魏入汉中凡四道：骆谷、子午谷、褒斜、故道，兴、黄二围并不能挡住褒斜、故道入汉中之兵。而汉、乐二城，虽不在险口，但东可拒骆谷、子午谷，北可挡褒斜谷、故道，且两城之间，可互为助援。敛兵聚谷于汉、乐二城也并非完全失之偏颇。

其五，蜀移兵驻守阳安、汉寿，可于汉中、陇西兼而顾之。在蜀兵乏少的情况下，“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派蒋舒、傅佥驻守阳安关口。姜维曾表请刘禅，“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可见姜维主张驻兵阳安、阴平桥头等地，在于估计钟会等有西入陇右，东从汉中向南进兵之势，因而加强此两处防务（后因刘禅听信黄皓诬言，不予派遣，魏果从此进兵，蒋舒阳安投敌，邓艾偷渡阴平）。无论钟会由东由西，蜀军均可左右兼顾。至于后来蒋舒投降，傅佥战死，事出意外，难可料知。

姜维在汉中敛兵聚谷的同时，“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据史料考证，所举七围，建威在祁山东南；武城即兴城山，在天水、陇西二郡间；武卫在武都郡，即武街；石门在武都、天水郡间；其余三围虽无考，但可据知均在陇右，不在汉中。七围的设立，更可证明姜维把攻取和防御曹魏的战略重点放在了陇西，“重关镇守以捍之”。

魏钟会以十二万大军入汉中，攻汉、乐二城，蜀王含、蒋斌各以五千人守城，钟会尚不能攻下，遂遣别将攻阳安关口，由于蒋舒出降，钟会离开汉中而西。汉、乐二城直至刘禅投降，“诸围守悉被后主敕，然后降下”。胡三省注为：“围守，即魏延所置汉中诸围之守也”。设若胡三省注释无误，汉中的诸围，当包括兴势、黄金二围，当时尚在蜀未失。姜维建议敛兵聚谷，并未撤销诸围。“敛兵聚谷”于汉、乐二城，虽未能截住钟会大军入汉中（兵力太悬殊了），然而还是保住了汉中一地，保住了蜀国这一万多兵力，未落入敌手。钟会在剑阁受姜维守险相拒，“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姜维传》）如不是邓艾偷渡阴平，别开一面，则钟会还归时，难保汉中之兵不追而攻之，诚如姜维前所表言：“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再者，若刘禅不降，不命汉中守军亦降，或姜维复蜀成功，汉中之兵尚存，也当为蜀汉复兴效力。

反之，如不“敛兵聚谷”，不移兵而西，能保住蜀汉不灭吗？怕也未必。一国之兴亡，因素颇多，内政、外交、军事、人事、经济、人心等，无不起着重要作用。在蜀汉后期，内政不修，国力疲惫，将才缺乏，主弱宦专，姜维等伐魏中坚之人常受排挤，蜀能不亡吗？且军事只为诸因素之一，而军事成败，又需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汉中虽曰天险，据险能御敌，但只此“地利”一项，“地利不如人和”，这是自古名训。就以魏灭蜀之战而言，魏兵分三路：东路军钟会以十二万大军入汉中，中路军诸葛绪以三万军自祁山南进，而西路军邓艾三万军队自狄道南下。汉中的三万蜀军怎能挡住魏十八万大军南下？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汉中一隅，而网开两面，亦非良策。就以东路军钟会而言，又兵分三道，兴势、黄金二围，只能挡其东二路，不能挡其出斜谷之敌，亦非万全之策。由此观之，即使不“敛兵聚谷”，并不能取得拒敌保国的胜利。后世以此责姜维的亡国之举，未免偏激。

对于姜维，究竟应如何评价？《三国志·姜维传》似乎对姜维采取了偏贬的态度：“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武，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这种论断，有失公允。诸葛亮首出祁山时，二十七岁的姜维率众归蜀汉。当时，诸葛亮曾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土也。”“姜伯约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释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官，觐见主上”。诸葛亮对姜维的评价是不低的。后姜维随诸葛亮屡出祁山，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统军，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袆常裁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姜维传》）。对于此事，《汉晋春秋》上记之更祥：“费袆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由此可知，姜维在蒋、费期间，志不能伸，作用无法发挥。虽如此，姜维还讨平汶山平康夷反叛，出陇西、南安、金城，与魏将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降胡王治无载等。

费袆死后，姜维“加督中外军事”，稍能伸张已志，实施宏图，遂有九伐中原之举。九伐中原，大胜两次，小胜一次，大败一次，相拒不克四次，以军事胜败而论，胜略多于败。而且第八次北伐，突军进至魏的芒水（今周至县南），引起魏国震恐，达到了诸葛亮未达之地。第七次北伐大败，是因胡济失期不至所致，非姜维之过。胡济失期致败，未见朝廷责处，当知朝廷偏袒胡而不支持姜维北伐（及后来钟会入，由阳安关趋剑阁，胡济以两万兵力驻守汉寿，何为不战？）。甚至连敌国的司马昭在《讨蜀诏》中也称：“蜀之所赖，听维而已”。姜维屡次出兵北伐，国内人却怨姜。蜀臣谯周（劝刘禅投降者）作《仇国论》专门攻击姜维。黄皓、阎宇共同陷害姜维，甚至使姜维“故自危之惧”，兵驻沓中，不敢还成都。姜维闻钟会兵至关中，建议刘禅派张翼、廖化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而“皓徵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使这样的局面，国民人心不思奋国图存，朝臣挚肘谗言于君，姜维自身尚且不保，吞魏兴蜀之志焉能实施？自然，亡国之罪又岂能归之于姜维呢？

值得提及的还有魏灭蜀后的一件事。裴松之注《三国志·姜维传》载：“《汉晋春秋》曰，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却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却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从这段“乐不思蜀”的记载可看出，刘禅实在是昏馈到了极顶的蜀主，连司马昭也不得不承认：不要说姜维，就是诸葛亮也无法辅佐使之长治久安。持姜维亡国论者，读了这段记载，不能不有所反思吗？

陈寿《三国志》中，之所以贬斥姜维，自有根由：一则陈原为蜀臣，姜维屡次北伐，劳师远征，国人多怨之，陈寿自然受这种情绪的感染；二则，陈寿师事谯周，而谯周不主张北伐，当黄皓欲废姜用阎宇时，谯作《仇国论》攻击姜维，与黄呼应；及至钟、邓大军南下，朝廷君臣战、守、退、降举棋不定时，谯周力劝刘禅投降曹魏，可见谯周对姜维之成见，实为投降派与主战派的斗争。陈寿之论，自然站到了其老师谯周一方；其三，陈寿既降为魏晋之臣，对主张抗魏以至以图灭魏复蜀的姜维，还焉能多加褒扬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姜维在蜀三十六年，忠于蜀汉，尽忠尽力，颇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风。然蜀汉内政、人事、兵力、经济诸原因，使姜维虽然统领军事，但举措艰难，独木难支将倾之大厦，实不能苛责于姜维。松懈汉中防备，虽造成钟会长驱直入之机，有不尽妥当之处，但时势使之然，亦未可厚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