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汉奸，大都是在外族入侵的外部条件下产生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生存或在利益驱使下，而出卖人格出卖灵魂，乃至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走上投敌叛国的汉奸道路。实然是这些人的贪奴综合品性的表现，何为贪奴的综合品性？那就是它们既具有贪官们贪婪虚荣的品质，又具有奴才卑躬屈膝的奴性。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古人有语，士可杀，不可辱。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忠义之士层出不穷，如宁死不屈的文天祥，不食美国面粉的朱自清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榜样。当然，有正就有邪，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人渣，如秦桧、汪精卫之流。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鲁迅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

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

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三国时期天下纷乱，谋臣武士东奔西投，美言之则云良禽择木而栖。要说到投降，其中最可憎恶的当数吕布，杀丁原刺董卓、逼刘覆袁，不能不说他是投降派。

最不幸的投降派，却当是孙吴诸文士，欲做投降派而不得，却被诸葛亮斥之为“此等小人之儒也”。唯一主战的鲁肃，后虽肩负王佐之任，然孙吴天下，到了孙皓一代，终被一班儒将闻风而降，成就了杜预大功。诸儒遗风若此，必鲁肃所未曾料也。

至于正统的蜀汉，只因先主刘备是个仁人，仁人有仁心，因此收留的一班手下也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既有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单骑救主的赵子龙；也有陷叔的刘封杀飞的范缰张达；更且有隐藏极深的反贼魏延，而这一干人物里面活得最长生活享受得最好的，仍然是投降派。你道是谁？原来却就是谯周。此子巴西西充国人，先在刘璋门下做官，他劝刘璋向刘备投降时说“某夜观星…象小儿谣云…不可逆天道”，后刘备对“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拟名爵”，谯周自此得享荣华。及过了几十年至邓艾入川，又是这个时任光禄大夫的谯周谏刘禅降魏，邓艾受下玉玺重待谯周。

一八五六年九月，地主阶级分子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权。事先参与密谋的石达开，闻讯从武昌赶回天京，表面上装做“和事佬”，说是“要与他们排解”，其实是要和韦昌辉分掌大权，于是两只恶狗互相厮咬起来。石达开摆出一副“仁义”面孔，假腥腥地指责韦昌辉杀戮太多。后来听说韦昌辉要杀他，便“吊城由小南门而出”，逃到安徽，摇身一变，打起拥洪讨韦的旗号。洪秀全粉碎了韦昌辉的武装复辟政变后，他神气活现地回到天京，大耍两面派手法，骗取群众信任，树立个人威信，要挟洪秀全把全部军政大权交给他。

洪秀全看穿了石达开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狂妄野心，在委他管理天国政务的同时，收回了他掌握的军权，并对他采取监督措施。石达开眼见篡权无望，更怕原形华露，使不顾敌军压境，形势危急，悍然分裂出走。

一八五七年五月，他用期骗手段，拉走长江中游战场上十几万最精锐的太平军，公开扯起分裂主义的黑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但是，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却大肆散布抗战亡国谬论，公开反对抗战，主张对日妥协，走上了卖国投降的道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汪精卫就积极鼓吹和推行对日妥协方针，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汪变本加厉，不顾民族利益，违背全民抗战公意，公开鼓吹卖国投降理论，组织“低调俱乐部”，宣称“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大肆散布民族失败主义思想。1937年8月3日，他公开发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要求国民“说老实话”，宣称日本不可战胜，极力要求对日妥协议和。汪精卫的投降卖国思想和言论，代表了国民党内妥协动摇分子的思想意志，成为投降派的精神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