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黄昏时候，
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金甲紫面的门神
举起宝剑来逐我；
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
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
忽地一座壮阁底飞檐，
象只大鹏底翅子
插在浮沤密布的天海上：
卍字格的窗棂里
泻出醺人的灯光，黄酒一般地酽；
哀宕淫热的笙歌，
被激愤的檀板催窘了，
螺旋似地锤进我的心房：
我的身子不觉轻去一半，
仿佛在那孔雀屏前跳舞了。
啊快乐──严懔的快乐──
抽出他的讥诮的银刀，
把我刺醒了；
哎呀！我才知道──
我是快乐底罪人，
幸福之宫里逐出的流囚，
怎能在这里随便打溷呢？
走罢！再走上那没尽头的黑道罢！
唉！但是我受伤太厉害；
我的步子渐渐迟重了；
我的鲜红的生命，
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作品赏析
这是一首寓言性的诗作：一位被人放逐的流囚，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泊，没有欢乐、没有希望，他步履迟重、足下鲜血淋漓。这并不是一个写实性的画面，而是诗人某一精神体验的形象化表述。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解读它的内涵。
其一，这个流囚“年壮力强”。这四个字生动地道出了“我”的青春焕发，热血沸腾。“我”的生命力正处于极度旺盛的上升时期，生活对于它当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我”需要人生、需要快乐，也有无穷无尽的勇气，有用之不竭的精力，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碍他去追求、去奋斗。但是，成为“流囚的竟然就是我”！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囚徒带给人的是那种悠长的凄凉感，而“年壮力强”与囚徒的身份联在一起又给人强烈的压抑，乃至气闷的感觉，一个年青的生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力，这无论怎么说都是残酷的。
其二，这也不是一般失去自由的囚犯，而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流囚”。“流”似乎给了他一些自由，可以不必如另外一些犯人那样被拘禁在牢狱里，过着终年不见阳光的生活；但是，“流”所给予他的相对的自由并不比他因此而遭受到的苦难多，当“我”的前方一片茫然，没有任何的生机，当“我”永远都不能再步入途中的任何一处温暖的居所作短暂的休憩时，“流”就意味着眼睁睁地流向死亡，而且这还不可能是那种痛苦淋漓的猝死暴亡，死将是悠长的、慢腾腾的，需对那“鲜红的生命”一滴一滴的耗尽……流浪者也许是“自由”的，但自由闯荡在茫茫天地间竟又永无获救的希望。这又是怎样的自由呢？
如果将第一个方面与第二方面综合起来看，那么“我”的遭遇就更是不幸、更是苦涩的了。那么，这样的辛酸又象征着闻一多在当时的什么样的精神体验呢？该诗作于闻一多刚到美国留学之时。1922年9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讲到了这首诗的缘起。他说；“《我是一个流囚》是卢君之事所暗示的；卢君之事实即我之事。”卢君与闻一多是清华校友，也爱好文学，但因不惯异国生活，精神上受到了不少刺激，以至发疯。这可以说是当时一代青年人的普遍现象：初涉人生长途，孤独、寂寞以及对未来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这种心情与诗人作为“五四”青年那特有的“年壮力强”相对应，形成了诗人内心体验的复杂性，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年壮力强”而对人生世事怀着自己独立的理解。这些人生观、世界观又在当时显得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于是，那种强烈的流浪感、被放逐感就产生了，诗人不知不觉地便以“流囚”自居。
被放逐感、流浪飘泊感，这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体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哲学家都自称自己时常笼罩在强烈的“被抛弃”、“被放逐”的体验之中，漫长的漂泊之路横亘在他们面前，又向着无限的远方伸展开去。当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囚”群落中，闻一多的体验还是颇为与众不同的。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闻一多的独特性。
其一是流囚自我的清白感。贯穿这首诗始终的是这样一个自白：“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这无疑就是对这不幸命运的抗议和控拆。在他看来，自己是清清白白的，本来就毫无罪过，可见，放逐是现实社会对他的残酷迫害。清白的自我与污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我清白必然也是个人与现实两相对立的结果。与之相应的背景是：个人向社会争夺生存权利，社会以其整体的传统力量压制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个人又已经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他敢于公开维护自己的利益，他非常清醒、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理想的正义性。所有这些都属于“五四”文化背景之产物。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方法及道德范畴中进行了新的革命，他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但是，作为专制的统治，作为愚弱的国民却显然在整体上构成了巨大的传统性力量，从各个方向上完成着对先知先觉者的包围和迫害，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只是道义上“清白感”。
这是与二十世纪“流浪意识”的重要区别之所在。西方二十世纪作家几乎都不再为自己的什么“清白”而辩护，他们所要反复强调的是他们“流浪”中的重重精神苦难，是不断的对真理的探寻及其不断的失败。在这里，道义的问题引起他们的兴趣。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并非社会的传统力量对个人的压制和迫害之结果，而是先觉先知的精英分子在超越历史、超越人群之后的一种茫然失措，在这个时代，重要的问题都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着讨论和对话，道义性自慰早已成为了遥远的历史。相反，由于宗教意识的复活，他们还很可能自虐般地宣布：我有罪！我应当接受上帝的惩处。当然，这罪也不是道德性的，而是他为肩负苦难而选择的精神支点。在西方文学史上，自我清白感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初期一些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之中（包括
卢梭），而中国“五四”文化背景从本质上讲更具有与十九世纪西方文化相近似的特点。
其二是放逐流囚的是他周遭的人们。用诗中的话说，就是“他们”，那些住在“幸福底朱扉”后面的人。这里暗示了一个“家”的意象，“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我”所受到的迫害固然是社会意义的，但又还不是西方十九世纪意义上的“社会”，而是社会的“具体细胞”──人伦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人伦关系决定了所谓“社会”的一切实质性内容，所谓社会的迫害其实也就是人伦的破害（费孝通先生曾认为中国在本质上是没有“社会”的）。迫害的方式也是“人伦型”的：剥夺他享受人间温暖的权力，把他拒绝在所有的“家”门之外，那么，失去了“家”的中国人就失去了灵魂，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你看，诗中写到，“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黄昏，在这个时刻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正匆匆地赶回到他们的巢穴之中，但“我”却被“推出门外”。古人旅行在外，见日落西山，小桥流水尚且生出思家的怅惘，何况是被永远的赶出家门呢。至于途中浮现的“家”的幻景就分明更是对“我”有意的讽刺和侮辱了。我们只有扪心自问，家在我们的人生中究竟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然后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受到如此厉害的内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这漫长的漂泊之途中，真正引起诗人恐惧的还不是死亡，不是未来的黑暗，而是一个非常富有中国特征的东西：他永远失去了人伦的归宿──家。
人伦，是解读中国现代悲剧的一把钥匙，也正是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精神的民族内涵。
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任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4年加入
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
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