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将军，全衔称“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武职从一品，于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之役后特设，为清朝最后一处设置的驻防将军，初议驻扎打箭炉，后改议驻扎雅州，又因成都与雅州（今四川雅安）相距较远，将军、总督两地相差甚远，遇紧要情况，不能即刻商榷；同时，雅州地方地势狭隘曲折，满兵难于挚眷，故令将军移驻成都，而命提督移驻雅州。

成都将军衙门位于今成都市胜利西路军区招待所，乾隆四十一年初置将军，即设衙门于此，同治七年将军崇实扩建门庭。大门前有高大的照壁，两旁有栅栏式的东、西辕门，分别悬挂“望重西南”，“声敫中外”的巨匾，大堂前矗立牌坊一座，上题满汉文对照“控驭岩疆”四字。

乾隆帝对成都将军的职权十分重视，专门为此作了详细而正式的规定。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巳上谕：

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仍与内地之江宁、浙江等处将军无异，尚属有名无实。但番地事宜仍由地方文武办理，仅禀知总督而行，而将军无从过问，非但呼应不灵，即于绥靖蛮陬之体制，亦不相合。现在文绶为总督、明亮为将军，自不虞有掣肘。若将来接任之员，或彼此稍存意见，即不能资和衷任事之益，且恐不肖员弁，久之故智复萌，不免仍蹈前辙，尚不足为一劳永逸之计，此乃善后事宜之最切要者，不可不及早酌定章程，俾永远遵守。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与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题参，庶属员有所顾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机宜，亦归画一。若日后将军或因事权专重，擅作威福，扰及地方，干与民事者，总督原可据实陈奏。又或总督轻听属员之言，于番地情形动多牵挚，致误公事者，将军亦当据实奏闻。朕惟按其虚实，秉公核办，以定是非，必不肯有所偏向。

由此可见，清政府明确规定成都将军为金川地区（即懋功屯务厅）的最高军政长官，同时，成都将军除统帅蜀地八旗、节制川省绿营外，还被赋予统治地方的行政权力，以加强其权势；其职权由管理大、小金川地区扩大到了管理整个川边的藏族地区，以震慑嘉绒地区各土司；三是明确了成都将军与四川总督的职权，以免互相掣肘。按照清制，驻防八旗将领不能指挥绿营，这也是防止将军的权力过大，互相牵制之术。但成都却是例外，“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清史稿·兵制》），表明成都驻防将军有统辖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任务，其地位比较突出。

成都将军作为驻防将军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兵力雄厚，据《清朝通典》记载, 成都将军直接统帅、指挥的八旗军队有：副都统一人、理事同知一人、笔帖式二人、协领兼佐领五人、佐领十九人、骁骑校二十四人、八旗满洲蒙古委前锋校八人、前锋一百一十二人、领催一百二十名、骁骑一千七百四十四名、炮骁骑四十八名、步兵二百五十六名、养育兵一百四十四名、弓箭(手)、铁匠各三十二名，总计领催以上军官三百一十三名，兵二千二百五十六名。

成都将军直接统辖的绿营官兵有：中军副将一人、左营都司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兵五百名、右营守备一人、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兵五百名 。此外还节制阜和协副将及建昌、松潘二镇总兵官。阜和协副将驻守打箭炉，扼川藏大道咽喉，所辖绿营兵有：中军兼左营都司一人、千总三人、把总五人、兵六百一十名。建昌镇总兵官驻扎在宁远府，共统辖十二绿营，兵三千七百三十七名。松潘镇总兵官驻扎松潘厅，统辖十一营，兵四千九百二十一名。除此，成都将军还有管理地方的行政职能，凡有关川边藏区文武官员的升迁调补、刑名盗案等军政要务，均由成都将军会同四川总督共同处理。 “四川川东、松茂道、布政司、按察司、建昌道、永宁道遵将文职，松茂建昌二道 、及松茂道所属之理番厅、松潘厅茂州汶川县、保县， 建昌道所属之打 (箭)炉厅、天全州， 并新疆 (此指大、小金川)各屯员， 均归将军统辖所有应行会办事件 ”。

成都将军所统官兵驻扎嘉绒藏区及康区能够达到及时援驰西藏战事的目的，为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旦西藏地区发生战事，成都将军 “消息易通，可以就近调度 ……更足以声援而资策应”。如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廓尔喀入侵后藏，乾隆命鄂辉为成都将军带兵赴剿，并传谕：“设西藏堵剿贼匪前调之兵尚不敷用，不妨仍于内地满、汉官兵及屯练降番内续行调用 ”。

五十六年 (1791年 )， 廓尔喀第二次侵扰西藏，乾隆帝即命成都将军成德、总督鄂辉带领屯土番兵分起前往，陆续赶赴西藏。在成都将军所率官兵的参与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于五十七年(1792年)将侵略中国西藏的廓尔喀人驱逐出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可见，成都将军在维护西藏稳定和安全中充当着战略后备的角色，是保障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

到晚清，由于满族官僚的日益腐败，成都将军也多为庸碌之辈，他们既不愿意、也无能力管理川边藏区的地方事务，同时与四川总督之间出现诸多矛盾，相互攻讦，对于清政府管理川边藏区造成了诸多障碍。故而将其民政职权逐渐归于四川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因为极力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为统一事权，正式提出将成都将军管理川边地方事务之权移交给四川总督，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 “查各省将军一职，本为统辖驻防八旗官兵，惟成都将军设于乾隆四十一年，时值大、小金川甫经平定，控驭土番皆以将军为政，故令统辖镇道及番地文武各员，较之福州、广州等处将军仅兼绿营水师者事权尤重。嗣后，边境乂安，则治理地方自不能不归之总督，祇以将军原奉敕书， 相承未改，遇有边务，各执意见，龃龉牵制”，但裁撤成都将军“亦多窒碍”， 因此， “拟请仍留成都将军一缺，专辖驻防八旗蒙古官兵，事宜照旧办理。惟将原颁敕书所载统辖松潘、建昌二镇及阜和协所属各营，松茂、建昌二道所属府、厅、州、县，暨一切土司番情边务，统归四川总督管辖，俾专责成……请饬该管衙门，将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原奉敕书一并改拟， 分别换给，以清界限而资遵守 ”。至此，成都将军失去了管理川边藏区的地方行政权力。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成都将军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成都将军在清朝历史上存在了 130多年，他对于稳定金川局势和嘉绒藏区的安宁、保持川藏大道的畅通、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