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真草堂集》是明代诗文作家顾起元撰写。顾起元（公元1565年——1628年）字太初，一作邻初，号遁园居士，谥号文庄。江宁（今江苏省南京）人。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他与何栋如、俞彦等人在乡里共结文社。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成进士，初时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国子监监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死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

顾起元为人通达，并不贪恋官场的虚华。对于学问文章，他所持态度也是一丝不苟，先博览群书，而后提笔作文。《启祯野乘·顾文庄传》说：顾起元“端静渊穆，不溷溷为同，不??为异，胸中绝无畛城。而学问宏博，凡古今成败、人物臧否以致诸曹掌故，无不究心。口陈指画，历历如睹。”

顾起元虽然通籍三十年，但是多次上奏折请朝廷准许他告老还乡，在朝为官仅仅五载之短。但是他即便在任上仍注意撰述，他著名的文集《说略》三十卷，在任上“已经基本完成，只是万历三十三年，解京职归乡途中，遇到大河决堤乘船被大风浪损坏，他所著的《说略》手稿因此丢失。

在顾起元解职归乡以后，当时的朝廷曾七次下诏书想让他重新回京任职，但生性淡泊的顾起元都一一推拒了。他的朋友曾因此为他的居所题名为“七召亭”。因而，他虽然通籍三十年，但大部时间是以隐居为生。

虽然屡征不起，但顾氏仍然关心国事，并更加勤于著述。万历四十一年，他寻访到《说略》的副本，重新编订为三十卷刊行。万历四十五年，他撰写《客座赘语》十卷。万历四十六年。又自定《懒真草堂集》，诗二十卷，文三十卷。万历四十八年，顾氏辑汇《金陵古金石考目》。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著《蛰庵目录》四卷。天启四年，增订《说略》为六十卷刊行。同时他还著有《寒松馆游览诗》、《归鸿馆杂著》等八种，由此可见其学识之渊博。

然而世事不公，他虽是博学通才，但他的才学策略却并未被当世所用。因此，顾起元所著的《焦澹园太史墓志铭》中写道：“先生之官碛在金马玉堂，先生之道价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业在名山国门，先生之风教在九洲四海，先生之遗愿在稷丘槐市。”表面上是在抒发情怀用以悼念先人的高风亮节，实际上是对其自身的写照。

顾起元著作众多，但以散文见长。他的散文注意辞采，注意吸取骈体四六的创作经验，其长处与缺点也都因此而形成，恰如黄宗羲在《明文授读》中评价道：“博学以徐、庾为根柢，故其文好用排调，下者入于事类赋，修辞之过，反多俗笔。”他的诗歌多能感叹时事，抒发感慨与情怀，有些富有现实内容，可以作批判时事之用。

《懒真草堂集》是顾起元著作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部诗文别集。现今保存有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刻本《懒真草堂集》五十卷，其中有文三十卷，诗二十卷。传本极稀少，就连《四库全书》也没有著录这部诗文别集。因为顾起元广结文士，所以，集子中有很多文章是给他人诗集、文集所作的序文。

集中诗文质朴高古，直追秦汉，而又清新典雅，兼六代之长。他的诗体制详备，内容多样，从古诗到绝句、排律，几乎应有尽有。诗风清新自然，只是略有一些诗味不够浓郁。他的散文古朴质直，其中表现出他反对模拟、要求表现真情实感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与崇尚“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选自袁宏道《小修诗叙》）的公安派比较接近。比如，在《刘成斋先生诗序》中写到：“自摹拟剽窃之道胜，你诗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与其所未尝浅之境，傅而成之。其音响肤泽，岂椿自谓为汉魏、为盛魏、为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在《淡真馆草序》中说：“乃知诗有真才，有真趣，有真境，殆不可以记问摹画得之。”又比如，《竹浪斋诗序》中说：“欲论其世，问其事皆往世之刍狗，真境界夺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优孟，真面目遁矣。欲知古之所谓兴观群怨多者，查然不可复于篇什内矣，诗果若是乎哉！”

基于以上观念，他认为“古人为诗也，无亦惟是取真情与真境缘饰之而已矣。”由此，他对于那种“以真情缘真境而以真语出之”的诗作极为赞赏，对那种不摹拟古人而“写其心之所欲吐”的作品竭力褒扬。例如，他对南京作家傅汝舟（远度）的独创精神，颇为赞赏，在他的《七幅庵程序》以及其著笔记《客座赘语》中都曾有所表现。对于那种“不自抒其情而寻古人之情，不自写其境而拟古人之境，舍真取拟，弃我从人”的虚假作法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与不屑。由于他以缘情而发，就境生情作为其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所以其诗风恬淡清新，感人之作于此诗文别集中时常可见。

《懒真草堂集》中的诗歌内容多种多样。其中有表现远征边塞之人的乡思乡愁的作品。如《东征》：“露冷风高秋塞长，东征消息断辽阳。鸣茄乱动玄菟月，横笛惊吹紫雁霜。翠羽春波虚寂寞，扶桑落日远苍茫。玉关山海青天外，夜倚矛头望故乡。”诗中仅以“冷、断、乱、惊”四字便渲染出边塞消息阻塞，景致苍茫的情形，并将夕阳残日、寒风瑟瑟的悲凉气氛点到极致，使人仿佛于其凄楚实境中，真切地体会到离乡之人夜望故乡，以月托情的真挚情怀。同时，也有对现实人生短暂、残酷的真切感喟，比如，《闲居感兴》中，以“民生多饿殍”守出民众于疾苦中苦苦挣扎的悲惨画面，以“奈何世??，只见用颠倒”表现出世道的艰辛和作者对现状无能为力的无奈慨叹。

除了描写现实状况，感叹世事悲凉的诗作之外，在《懒真草堂集》也有部分作品描写了与其隐居生活相契合的闲适淡泊的情致，如一组绝句《洗砚》、《煮茗》、《焚香》、《检书》、《扫径》、《卷幔》、《移榻》、《拭几》、《养蒲》、《灌花》、《摘蔬》，分别把其田园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加以命名，清新别致地写出了这种生活的“松筠处处堪娱日”，在挥洒自如的笔触中，仿佛可见作者安适恬淡的身影潇洒于散淡的田园生活之中。字里行间，尽现出隐居乡里后的淡泊情致。

慨然世事变迁，咏叹闲居散淡，却并未忘记悼怀前人的风范。顾起元在《金陵名贤六十咏》中就极力显彰前辈先贤的贞士之风、义士之节。其中《山中招友人》以“眼前傲骨不可除，身后虚名复何益”寄寓了自身傲然独立于浊世，卓尔不群于秽俗的怀抱。

同时，他还写了不少悲时伤世之作，融合着盛衰无常的无奈。例如其中代表诗作《阅外舅王少治先生三山江稿》：“倏忽英云蔽白日，须臾华屋移山丘。往事沉冥看七载，风尘摇落朱颜改。自叹虞卿愁转深，空怜国土思常在。遗编三复握玄珠，其言在耳其人徂。墓上白杨淮系马，门前碧柳空啼鸟。此恨乾坤同永久，高歌洒泪公知否。挂剑仍存烈士肠，床头夜夜苍龙吼，”用“云、日、屋、丘”的变化富言人情世故的转迁，将英烈欲报国之情衬得沉郁悲凉之中，尚存留着壮怀激烈之情。使人感其悲壮，敬其惨烈。

此外，山水诗也是《懒真草堂集》的重要组成部分。《秋日朱氏潭园》：“互林深近?，隐木脱远峰。露潭深蒲苇，簇径古笏台。”一显一隐、一深一长，诗人就将潭园秋色尽现纸上，恍若实临其境。《摄山夜宿》：“疏峰夕霏敛，密樾昏禽赴。”于静之中显出百禽之动，描写细致入微，可见诗人对自然物象细微变化观察之真之切。

虽然顾起元在《懒真草堂集》中强调“古何必俯绌乎今，今何必仰摹乎古。（《竹浪斋诗序》），强调以“缘情”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准则，但由于年代、客观社会环境及当时文风的种种局限，顾起元的诗作依旧有模仿之痕，拟古之迹，许多作品在内容以及意境上都是对前人的沿袭。在这部诗文别集中，大部分作品都是溢光流彩的珍品，但也有一小部分属于炫耀才学的肤浅之作。例如，他曾经作《雁字诗十首》、《后雁字诗十首》、《续雁字诗十四首》，诚如作者自己所言：“语多重出，意多旁溢。不伦不理，可有可无。聊以消暇日而已。”乃是某种游戏之言，唱和之语。除了有“抛书袋子”，卖弄所学之嫌，似乎很难论及其艺术价值之所在。

总的说来，虽有如此瑕疵，但顾起元的满腹经纶才学和他淡泊名利的高雅品性，都使他的这部《懒真草堂集》显现出超乎寻常的文采，字里行间的洒脱自然令人赞叹不止。其行文时，学识与气格相兼的凌云之风更是令人叹绝。

但是这样一部极富文采、气度的集子为什么会遭到清政府所禁呢？这实在有赖于清廷的“遂逐一覆加检阅，详细磨勘”的功效。

众所周知，清代大兴文字狱。清兵入关之初，几乎是所有的明朝的文人学士，无论归降与否，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对故国覆亡的伤痛怀念以及对清廷蛮夷的轻蔑。基于这种社会现状，清朝政府为巩固自己的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纠正观念上的反清倾向，故而大兴文字狱，几乎是所有表达了对故国思念或对清廷不满的书籍文章，都遭到了被禁毁的命运。当时禁毁书分为两种，一为全禁二为抽禁。顾起元的《懒真草堂集》就属于被抽禁，即此部诗文别集被禁原因在于个别文章或文中的个别词句有诋毁当朝之嫌。

这篇“元凶”文章就是集中的《明朝列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太玄沈公神道碑》。其中记载：沈太玄曾上封事以言兵败，有云：“而讲求昔人用间以夷攻夷之策，使竹岛将义弘攻关白于内，而建酋努尔哈赤攻之于外，则倭必且内自顾兵，可毋血刃而罢”。沈太玄当时讲这段话是置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的：当时努尔哈赤为了统一女真族的内部战争的需要，采取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对海西女真、蒙古、朝鲜等修好，对斯时实力强大的明朝政府更是恭顺异常，年年向朝廷进贡。同时，明政府为巩固边防对他也进行笼络，曾赐封他为龙虎将军。因此，努尔哈赤当时仍旧是明政府的属臣，尚未与明朝分庭抗争，明朝也就有可能利用努尔哈赤的力量来抵抗打击倭寇的进犯。明朝政府的这种作法既表明了努尔哈赤臣服于汉人的事实，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努尔哈赤的轻视心理。

轻蔑清朝开国的先人，就已经绝不可能再容于清，更何况此文中还直呼努尔哈赤为“建酋”，将不屑表明得如此清楚，就更不能为以后的清廷所容了。《懒真草堂集》至少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就已经刊刻了。当时北方满族力量的发展与壮大还没有引起明政府和文人学士的足够重视，所以，在这部集子中，斥奴酋的文字笔触并不多见。然而，《懒真草堂集》仍被清人所禁，可见，当时文字狱的范围之宽之细，以及清廷当权者欲扼众人批驳之口的明显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