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系数法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莫泰基则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念是：由于食物消费是基本的，不会随收入的增加或消费的增加而提高的；故此，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消费额提高时，他或他们的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会相对地减少的。因而，可以引用食物支出占总消费的百分比(即恩格尔系数)来断定某人的生活质素；当恩格尔系数愈高，其生活质素愈差，而当其系数愈低，其生活质素则愈高。”

上述两段引文对恩格尔系数的叙述显然是有出入的：董文说是“食品开支与总收入的比值”，而莫文却说是“食物开支占总消费的百分比”。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常用，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不一致，更有甚者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追根溯源一番。恩格尔系数越低的国家越富裕

恩格尔系数法，莫泰基称之为“食费对比法”；在阿尔柯克的著作中，它是“收入替代法(Income Proxy Measure)”中最主要的一种。

据阿尔柯克介绍：19世纪末，德国的研究者恩格尔在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费模式后，得出一个结论，他发现收入较低的家庭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占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更大。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占收入的比例下降，而更多地去购买非必需品。在研究中，恩格尔绘出的表示生活必需品开支占收入的比例的曲线，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曲线(Engle Curve)”。恩格尔发现的生活必需品开支与收入的增长成反比这一著名的论断，称为“恩格尔定律”(Engle's Law)。

正式运用恩格尔定律测量贫困线，则是美国学者奥珊斯基(Orshansky)的研究成果。1964年，为响应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的号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贫困标准：四口之家年收入3000美元以下、单身成年人年收入1500美元以下即是贫困。这个标准试图以保证家庭成员基本的、足够的饮食消费来估计他们的最低收入需要。奥珊斯基的研究为这个贫困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奥珊斯基论证，生活必需品开支的社会平均水平可以用于确定贫困水平。她在研究了美国家庭的食物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后，绘出了一条“恩格尔曲线”，并且声称她在这条曲线上发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以下的部分就是贫困的。经计算后她提出，一个家庭将预算的30%以上用在食品开支上就是贫困的。

1965年，奥珊斯基又对自己度量贫困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据林万亿介绍，她的研究分三个步骤：

1.她以农业部提出的“经济食物计划”为根据，计算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个人每周所需要的食品消费的预算；

2.计算不同的家庭构成(包括年龄和性别)与不同的家庭规模所需的食品消费的预算；

3.计算食品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

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更精确、更有鉴别力的贫困标准。即三口或三口以上的家庭的食品消费占其总收入的33%及以上的，或者二口之家占27%及以上的，即为贫困户。根据奥珊斯基的计算结果，美国社会保障署制定出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构成的家庭的贫困标准，其基本标准为四口之家(非农业家庭)3223美元，同时根据城市和农村的居住条件再进行调整。按照这个标准，1965年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7%，达3320万人。

从此，奥珊斯基的方法广为流传。但仍被人们称为“恩格尔系数法”。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60%或50%来作为判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

1987年，布拉德肖等人经研究后提出，恩格尔曲线不是一条简单的曲线，而是一条更长的“S”形曲线。它描绘出消费模式更为复杂的变化。如图2中箭头所指，恩格尔曲线的弯曲点表现的是边际倾向，是表示消费的加速或减速的“转折点”。在第一点以上，收入的增加造就了更强的消费能力，人们用于购买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增多，而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锐降。到了第二点，情况发生变化，各种新的消费能力已经耗尽，商品交易趋于定型。这一点上的变化给出了一个标准，一种较为定型的消费选择取代了消费需求，这就是贫困标准的所在。布拉德肖等人主张应该为大多数类型的家庭找到一个以食品、衣着和燃料为基础的最低消费点。

美国学术界对奥珊斯基用以确定贫困线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在20多年以后，哈夫曼(Haveman)在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的评估中说：“采用‘奥珊斯基线’作为法定贫困线提供了一个政策研究与代表了政治妥协的确定数量相结合的成效的重要例子”。

童星、林闽刚指出：运用恩格尔系数法确定贫困线方法有二：“可以把恩格尔系数的某个值(国际上一般确定为60%)直接定位贫困线；也可以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地用收入金额来表达贫困线。后者的具体办法是：按营养学知识确定一个最低饮食标准及其相应的饮食费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如上述的60%)，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

如果说，贫困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是已知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恩格尔系数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一.简便易行，便于操作 　恩格尔系数法简便易行，便于操作。确定一个“保证家庭成员基本的、足够的饮食消费”的开支金额，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可以求得贫困线。

二.可以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挂钩 　恩格尔系数法可以“使公援人士的生活质素客观地与一般市民生活水平拉上关系，并可逐步改善公援人士生活质素”。

在这里，介绍一下香港和美国的做法。

1.香港：香港的公共援助机构在确定下一年公援基本金额时，按这样的程序计算(采用1990年香港的统计数字)：

⑴.公共援助物价指数的恩格尔系数：75.1%。

⑵.三人家庭公援人士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2541元。

⑶.公援家庭个人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2541÷3×75.1%=636.1元

⑷.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月收入在2500—9999元)的恩格尔系数：41.2%

⑸.下一年度共援家庭个人的公援金额应是：636.1÷41.2%=1544元

⑹.三人公援家庭的每月公援基本金额应是：1544×3=4632元

⑺.若以单身认识的每月平均公援金983元计算，下一年度单身公援人士的公援金额应是1792元。

2.美国：在美国，从1965年到1980年的长时间里，在计算贫困标准时，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一成不变的。即“贫困者生活预算的1/3用于食物消费”的假定长期有效。但美国从1969年开始，将“经济食物预算费用”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以此来调整贫困标准。使贫困家庭的收入维持在中等家庭收入的37—40%之间。

美国1970—1980年的贫困标准及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比较

与市场菜篮法一样，恩格尔系数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一.固定的标准不可取 　一个确定不变的“国际公认”的恩格尔系数的贫困标准，譬如60%或50%，用于一般的研究或用作国际比较或许是可行的。但是，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与社会救助相关的贫困线，则过于粗疏。因为至少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实际上都会表示出极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也会极大的差异。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假设实际上是：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预算中，1/3用于食物，1/3用于住房，1/3用于衣物、家具、交通、卫生保健、水暖电气、各种税收、文艺等项。在这个生活预算中，住房的1/3开支是要确保的，所以，食品开支如果超出1/3就会涉及那么多项必需的开支需要压缩，因而就是贫困了。

加拿大的贫困标准又不同，他们认为需要度量的不仅是食品的消费，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将贫困的标准定在用于吃、穿、住等方面的开支占生活预算的62%。这种计算方法又回到恩格尔系数的本义上了。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应该从实际调查中得出适用于本国或本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运用恩格尔系数法。

二.标准常常偏低 　许多学者也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从本质上说仍然是“绝对主义”的，因此，得出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美国的鲁德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虽然无疑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但它所规定的贫困标准仍然停留在绝对标准的意义上。”他指出：根据美国的贫困标准，1978年一个4口人的非农业家庭的年收入是6662美元，平均用在食物、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钱各占三分之一，即2220.66美元，而一餐饭仅有2.03美元，“这个估算是非常之低的。很难相信有谁能用2.03美元为4口人准备出一顿富有营养的膳食。或者能用42.56美元为4口之家足够供给一个星期的饮食”。每月用于住宅方面的185.05美元，也支付不了房租或4人的贷款。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同样得不到满足。

三.仍有一定的随意性 　许多学者，如阿尔柯克认为，奥珊斯基的“转折点”之说是还是有它的随意性，因为它并不能在恩格尔曲线上自己表现出来。

四.要依赖社会消费指数调查 　第三个问题又引出了第四个问题，正象莫泰基指出的，要做一般公援消费物价指数和一般市民消费物价指数这一类的调查成本很高，花费的人力、物力也很大，所以不太可能每年做一次。香港通常是每5年做一次，公援金额也只能每5年调整一次，平时则跟着通胀作调整。在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的贫困标准在1970、1975、1980三年均为中等收入家庭的40%，而其他年份则低于40%，是否可以推测，美国的贫困标准也是5年调整一次呢。这样，本来贫困标准的调整就会滞后一年(因为要根据当年的消费情况来决定明年的标准)，社会救助对象在非调整年就更吃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