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Dmitri Likhachev，俄语名：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ёв，1906年11月28日—1999年9月30日），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之一，政治家、学者、文艺理论家、基督教活动家。

利哈乔夫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电机工程师。青少年时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4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语言学系学习。1928年毕业后不久，因在一次学生组织的研讨会上质疑了苏联政府简化俄语字母表的改革。即被关入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集中营，1932年被释放。四年的集中营生活，特别是参加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使利哈乔夫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但正是在监狱中，利哈乔夫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在那里搜集民俗材料，调查囚犯的黑话，这位未来学者的第一部著作就写于狱中，题为《罪犯的纸牌游戏》。

从1933年起，利哈乔夫才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正式开始其充满波折的学术生涯：因为强烈反对无视俄罗斯文化传统，如破坏古代雕塑、花园、古建筑等的行为，他的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提名三次被否决，直到1953年才获通过，而迟至1970年才正式成为科学院院士。70年代初，他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写作提供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材料。1975年时，据说又因拒绝批判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被克格勃打断两根肋骨。

利哈乔夫把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俄罗斯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中。他的研究涉及了俄罗斯10至17世纪文学的所有重要方面，留下了1000多部著作，成为俄罗斯古代文学史、文化史当之无愧的权威。像俄罗斯每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一样，利哈乔夫也对《伊戈尔远征记》这部用古俄语书写的12世纪的诗坛杰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标明了俄罗斯“远征记学”所达到的最新高度。利哈乔夫有关《远征记》的学术著作有39种，专论23篇，一般评介文章32篇，而他的《伊戈尔远征记》译本也有多种。在这些著作中，基于对古罗斯历史文化的全面把握，利哈乔夫深入考察了《伊戈尔远征记》与12世纪古罗斯地方文化的发达、与当时的编年史作品的关系。他认为《远征记》写成于1187年，作者是“罗斯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情绪的表达者。虽然他本身大概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手工业者，而最可能还是一个武士。”利哈乔夫还特别探讨了《远征记》与俄罗斯民间口头诗歌语言传统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诗歌中大量运用的民间艺术手段，而且在于诗中突出的民间歌手褒扬的艺术形象。《远征记》的作者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褒扬民间赞诗的诗作风格，作者有可能是为歌唱而写作这部作品的。利哈乔夫对《伊戈尔远征记》的宏富、精辟的研究成果深入揭示了古罗斯文化的高水平，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公元988年基督教传入俄国之前，俄国已有了自己的文化，并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伊戈尔远征记》也深刻地体现了俄罗斯文化独特的内在传统。

深谙俄罗斯文化之根的利哈乔夫虽历经坎坷，但并不是个故纸堆中的学者。80年代中叶，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发起成立了俄罗斯文化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也是成员之一。以基金会为阵地，他后来始终致力于保护和发扬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实际工作。他搜寻流散于国外的俄罗斯文化财富，帮助提高小城镇、农村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面对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文化危机，他强调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幻想着靠武力重建原有的版图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民族的权威不是靠它坦克的数量和版图的大小来确立，它依靠的是道德的尊严和人民的文化。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的复兴，是在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和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宽容。

作为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象征的利哈乔夫，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俄罗斯。近年来，他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生态学，即呼吁保护环境。但是人不仅是生物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存在。人离不开文化环境就像离不开空气一样，没有文化就意味着道德上的人类灭绝。文化生态事实上就是我们周围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整个地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所有的人类成员都负有保卫它的责任。而最主要的一个威胁就是民族主义，缺乏团结。”

有学者概括利哈乔夫一生的四大贡献：研究《伊戈尔远征记》《往年纪事》等俄罗斯古典文献；在古俄罗斯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对古俄罗斯文学、历史和文化出版物的编辑和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保护俄罗斯文化。

利哈乔夫在1948年就担任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2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4年获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