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椿，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他在树木分类学壳斗科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该科新种20余个、新组合20余个，对我国壳斗科研究做了很多订正补充工作；他是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的创建人；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树木学分支和《云南树木图志》；编写了《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中国树木志》中的壳斗科和其中某些属。

徐永椿，字介群，1910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省新建县赐福乡，祖籍江西省龙南县。父亲徐绍师，税卡职员。徐永椿从小念了10年私塾，能背诵四书五经，并且学会了珠算。1927年春，始入小学读书，后入南昌市第一中学，毕业后报考了中央大学森林系。

森林系是中央大学学生较少的系，徐永椿那一班只有3个学生：徐永椿、朱济凡、袁同功。因学生少，师生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得到老师的教导与帮助也比较多。当时教树木学的是树木学家郑万钧教授，杨衔晋是助教。1935—1936年，徐永椿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杨衔晋指导下，把中央大学森林系标本室的标本都看了一遍，有时还到郑万钧工作的中国科学社去看标本，系统地学习了树木学。1938年徐永椿毕业后，经郑万钧介绍到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除全面了解公司所在地峨边彝族自治县的森林垂直带及树种分布外，还为公司改进了运输木材的滑道，解决了阔叶树材的水运问题。1939年7月，徐永椿应我国第一代林学家张福延（字海秋）教授的邀请，到昆明参加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从此开始了50余年的教学生涯。1939年8月1日云南大学农学院宣布成立。该校森林系是我国成立较早的森林系之一，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西南林业大学的前身。徐永椿除1948—1949年在台湾台中农学院任教半年外，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该校历经抗战时期的搬迁，50年代的院系调整，60年代的下放疏散和70年代与北京林学院合并、分离等多次变迁，直到1983年改为西南林学院。徐永椿从30年代开始筹备建校，直到80年代该校成为初具西南特色的、培养多层次林业专门人才的高等林业学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始终热爱林业教育。在50年的教学生涯中，直接教过学生1000多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林业科技人才。徐永椿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为表彰他为林业教育作出的贡献，1985年6月，昆明电视台曾拍摄他的事迹专题片，并相继在云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映。1985年，中国林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林业工作50年”荣誉证书。1988年中国植物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植物学工作50年的科学家”荣誉证书。

徐永椿是老一辈树木学家，对中国树木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39—1949年，他虽讲授过许多课程，但以树木学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从事树木学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为满足教学需要，他曾主编过华南、西南协作区树木学教材，参加了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分别主编的树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多次编写校内使用的树木学教材。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树种丰富。基于这一情况，为使树木学教材更好地适应教学需要，更具针对性，徐永椿于1985年春与南方几所农林院校的树木学教师共同倡议编写树木学教材南方本。这一倡议后来得到林业部批准。

徐永椿培养了许多树木学专门人才，这是他对树木学的一大贡献。他除了给大学生讲授树木学外，还带进修生、研究生。他的学生遍及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不少人成为科研、教学、生产骨干。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谭沛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任宪威、云南大学教授孙必兴、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儒林、曾任昆明市园林处处长的胡秀荃等皆为徐永椿的学生。他对学生言传身教。学生业务上凡有所求，他都乐于指教，百问不厌。他针对研究生的课题，把自己多年教学和研究中收集的书刊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要求研究生“学树木学，不但要学好理论，而且要从实践中学习，经常到野外去，多做调查，多采集标本，这样才能学得好，学得扎实”。一次，他阅完研究生的考卷后说：“大家的成绩都很好，但字写得不很好。希望到你们毕业时字写得比现在好一些。”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研究生们深受教育。多年来，徐永椿每年都带学生去野外实习，除滇中地区常来常往外，还先后到过丽江雪山、景东无量山、宾川鸡足山、云龙天池、保山、文山、河口等地，足迹遍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他在75岁高龄时，还带领4名研究生去西双版纳、澜沧、孟连、临沧等地考察实习。

由于徐永椿对树木学所作出的贡献，1985年11月在湖南大庸市举行的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他为中国树木学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1988年11月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几十年来，徐永椿既努力搞好教学，又致力于科学研究。40年代末，他就开始壳斗科的研究，并著有《昆明地区栎属的研究》。70年代以来，他与助手任宪威一道，对云南、西藏的壳斗科植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表了《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等10余篇论文，编写了《云南植物志》第二卷、《西藏植物志》第一卷中的壳斗科和《中国树木志》第二卷中的壳斗科三个属。受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邀请，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三个属（三棱栋属、栎属、青冈属）。通过对壳斗科的研究、整理，发表了该科的新种20余个，新组合20余个，种的新分布记录10余个，属的新分布记录1个。其中，《云南植物志》第二卷于1980年获云南省科委集体二等奖；《西藏植物志》为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课题，该课题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集体科技进步特等奖。

70年代，徐永椿参加了《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的编写，该项成果获林业部集体一等奖。

徐永椿对壳斗科分类研究几十年，其主要特点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生态学原理引用到树木分类中，密切注意不同生境对树木的影响及所引起的形态差异，从而澄清了许多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同物异名。他通过《云南植物志》第二卷的编写，第一次系统地整理、研究了云南的壳斗科，使其种数比原先名录的种数少了许多。并且发现那些被归并的种，问题多出在如何看待模式标本上。徐永椿认为壳斗科有些种的分布范围很广，包括亚洲大部分地区。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山有高低，坡向有阴有阳，环境有林内林外，再加上人为的干拢，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在形态上会有较大变化。若把一个种的所有个体都看作与模式标本完全一样，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就是要用生态学的观点认识模式标本。植物分类工作者要有生态学知识，要有野外工作经验，联系不同的生长环境来认识植物的变异，从而做到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否则往往会把某种植物在形态上的一点变异当成新种而造成混乱。此外，某种植物在分布范围内，对环境因素，主要是气温、湿度的适应，有一个最小、最适、最大的关系。分布于最适环境内的个体最能代表该个物种，分布于最小与最大适应范围内的所有个体，越接近两端的环境，个体的形态变化可能越大，但仍然是该种的个体。超过最小与最大值，该种的个体便不能生存，这是一般规律。

其次，徐永椿认为，模式标本是分类单位的名称所依附的分子，但不能绝对化或迷信模式标本。种内的不同个体是有变异的，环境变化越大，个体形态上的变异也就越大。模式标本只是某物种在分布范围内的“随机取样”而已，而不是某物种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分子。如果盲目迷信模式，看见某个个体与模式有些差异，就认为是新种或变种，这对植物分类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十分有害。

云南是举世瞩目的“植物王国”。在云南要教好树木学课程，首先就要收集云南的树木标本，建立树木标本室。徐永椿到云南的第一年冬季，就跟随张福延到滇西采集标本。后与庐山植物园秦仁昌、冯国眉一同到丽江雪松村及黑白水一带采集，又步行到鹤庆、剑川，金华山、满贤林，再经牛街、邓川、大理、下关沿途采集。共采得标本约200号，做了4个标本柜。这就是西南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的开端。

1940年，郑万钧从法国带回标本约40号，徐永椿接下了这批标本。1946年西南联大离开昆明时又接下副号标本数百份，同期还从昆华农校仓库里收集了吴中伦、蔡希陶、俞德浚、王启无采集的标本约百余份。1947年，结合大姚县志的编写，徐永椿带领森林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几位年轻教师到大姚、宾川、大理等地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采集活动。采得标本400余号。这次采集一行10人，途经盗匪出没之地，师生们只好雇马帮驮着标本，每人杠一根木棍作武器防备盗匪。在大理上苍山采集时无干粮可带，以土豆充饥，白酒御寒，十分艰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永椿应台中农学院教务长之聘，于1948年7月到达台中农学院担任副教授，讲授树木学，为期半年。他在教课之余，克服困难，不失时机，迅速开展了对台湾树种的调查与采集。每周除了两天上课时间外，经常带一个藤包外出采集，曾两上阿里山，看到完整的气候带和相应的不同层次的森林垂直带，并力所能及地采到一些标本，如红桧、扁柏、台湾杉及台湾华参等。还曾亲临八仙山林场，冒着乘运材的架空索道的危险，采到了台湾铁杉的标本。在嘉义的热带果树试验场，采集了一套果树标本约40余种。在台湾期间前后共采集树木标本400多种，1000余号，这些标本均收藏于西南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成为大陆上收藏台湾标本较多的标本室之一。

几十年来，徐永椿在教学实习、科学考察活动中，还从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标本。即便是出差或开会，也要顺便采集标本，每次外出，几乎都有标本带回。

在徐永椿领导下，通过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西南林业大学树木标本室已具有一定规模，收藏标本近10万份，包括全国各地尤其是云南的乔灌木树种约5000种，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料。为教学、研究及编写《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云南树木图志》等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可贵贡献。历年来，它接待了许多来参观、研究的国际、国内各类参观人员，为西南林学院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云南树木图志》

徐永椿对云南地理和气候的划分，山地立体气候的情况和不同环境下生长的树种知之甚详。为了总结云南树木学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用于云南的林业，近年来，他主持编写了《云南树木图志》。该书对云南以及西南地区的林业生产、教学和科研，以及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很高价值，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意义。该书分上中下3卷。前论部分从森林生态的角度阐述不同环境下生长的树种；各论部分记载了云南的树种2500余种，从树木分类的角度介绍识别树种方法，并提出了各树种的林业生产技术知识，使林业工作者易于应用，做到适地适树地发展林业。该书最近通过评审鉴定，认为是较完善、较适用的地方树木图志。

《云南树木图志》的编写人来自许多单位，其中有植物分类学界卓有成就的专家，也有中青年工作者。年逾70高龄的徐永椿仔细审阅了近500万字的文稿及每一张图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遇有问题，就查阅大量参考书和到标本室查找标本，直到问题完全清楚为止。文稿、图稿达不到质量要求者，不论编者是谁，一律退回请其重写。有些图稿重绘或修改达两三次之多。从而保证了该书的质量。在植物分类研究中，徐永椿从来不争先发表新种，在发表时也持慎重态度。有一次，云南林学院一位教师在海南岛尖峰岭捡到一个锥形果脐的青冈果实，徐永椿确认为新种。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派专人去海南岛采到这种树的完整标本，而后才正式命名为锥脐青冈。但是，后来他在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青冈属标本中，发现了一张这种树的枝叶标本，陈焕镛和谭沛祥在台纸上写了一个名字 Cyclob alanopsis litoralis，就决然放弃了自己定的名字，而采用了他们定的名字，并代为发表。徐永椿多次说过，我们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编写植物志，目的是查清我国的植物种类，给予正确的名称；发现了新种当然要发表，但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而发表。

他在编写《云南植物志》时，也是如此。强调以标本实物为依据，对那些只有文字记载而未见实物的种类，作为存疑，暂不写入植物志。譬如文献记载云南有生长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多花栎，而未见到产于云南的该种标本，故未将该种编入《云南植物志》。后来，在北京植物所标本馆见到英国爱丁堡植物园寄来的交换标本中，有1913年G. 福雷斯特（Forrest）采自云南金沙江边的10341号标本，该号标本原被定名为多花栎。经徐永椿反复鉴定，该号标本为铁橡栎而非多花栎，同样未被采纳。

1983年，徐永椿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树种分支，该书已于1989年出版。

1987年10月10日，学院人事处通知徐永椿退休。他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在交给学校各级领导作为备忘录的《退休后的意见》中，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为了使本人（用）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森林植物研究室及硕士学位授予点能不断兴旺发达，恳请我院各级领导将已分配给本学科的研究生按照党的政策把他们安定下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的一位同事给他的评价是“轻个人进退，重事业兴衰。”实际上，他退而不休，仍勤勤恳恳地工作。《云南树木图志》工程浩大，该书的大部分工作是他在退休后完成的。他退休后，还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等。徐永椿50余年如一日，在林业教育园地辛勤地培育，在林业科研工作中勤奋地劳作，为培养林业专门人才，为开发边疆林业事业作出了贡献。

1910年11月26日　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

1938年　毕业于中央大学森林系。

1938—1939年　任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技术员。

1939—1948年　任云南大学农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

1948—1949年　任台中农学院森林系副教授。

1949—1951年　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副教授。

1951—1958年　任云南大学林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8—1970年　任昆明农林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及图书馆长。

1971—1972年　任云南农业大学林学系教授。

1973—1978年　任云南林业学院教授。

1979—1979年9月　任云南林业学院教授兼副院长。

1979—1983年11月　任云南林学院院长兼图书馆长。

1981—1986年　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

1983—1986年　任云南林学会理事长。

1983—1987年　任西南林学院教授。

1985—1988年　任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　任云南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8年　任云南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

1993年8月15日　病逝。

1　徐永椿．四川沙坪森林之分布与现时采运．西南边疆，1940（10）．

2　徐永椿．昆明附近栎属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48，7（1—2）．A study of the Genus Quercusin Kunming and its vicinities，Sunyatsenia，1948，7（1—2）．

3　徐永椿．昆明附近森林生态的初步研究．美国达德利标本室刊物，1950，（4）A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orest ecology of the Area about Kunming，Contr．Dudley Herb，1950（4）．

4　徐永椿．昆明各种重要木材天然抗腐力试验报告．中国林业，1952（4）．

5　徐永椿，任宪威．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一）．植物分类学报，1975，13（4）．

6　徐永椿，任宪威．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二）．植物分类学报，1976，14（2）．

7　徐永椿，任宪威．中国栗属Quercus分类与分布．西藏农牧学院院刊，1978（1）．

8　徐永椿，任宪威．壳斗科新种与新组合．云南植物研究，1979，1（1）．

9　徐永椿，任宪威．西藏壳斗科（Fagaceae）志．西藏农牧学院院刊，1979，（1）．

10　徐永椿，任宪威．中国青冈属Crclobalanopsis分类和分布．西藏农牧学院院刊，1979（2）．

11　徐永椿，任宪威．云南植物志第二卷（壳斗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2　徐永椿，吴征镒，李锡文，王从皎．我国山毛榉科植物中一个新分布的属——三棱栎属 Trigonobalanus (A. Camus) Forman．云南植物研究，1981，3（2）．

13　徐永椿，任宪威．西藏植物志第一卷（壳斗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4　徐永椿，孙必兴．云南壳斗科的几个新种．云南植物研究，1983，5（4）．

15　徐永椿，任宪威．云南壳斗科分类与分布．中国植物学会50周年年会论文（单行本），1983年．

16　徐水椿，王从皎．云南桦木属一新种．云南植物研究，1983，5（4）．

17　徐永椿，任宪威．中国树木志第二卷（三棱栎属、栎属、青冈属）．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5．

18　徐永椿．三棱栎的分类与分布．西南林学院学报，1986（1）．

19　徐永椿主编．云南树木图志．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上卷1988，中卷1990，下卷1991．

20　徐永椿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树种分支）．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1　徐永椿，姜汉侨，全复主编．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

22　徐永椿，姜汉侨主编．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记徐永椿、曹诚一教授

西南林业大学有四位德高望重、在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老教授，他们是：徐永椿、任玮、曹诚一、薛纪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很多外界人士不知徐永椿、曹诚一是相濡以沫厮守了一生的恩爱伉俪，也鲜有人将他们一起进行介绍。我们回顾这两位老专家是如何度过自己既平凡而又崎岖的一生，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在抗日烽火正烈的年代，他们分别从中国的腹地来到西南大后方。他先到昆明参与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两年后，她来了。一个沉稳内敛的江西老表，在云大农学院迎来了一个活泼开朗的湖南妹子。大约是三生石上有约，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把两人的心拴到了一起。让我们回溯一下他们相遇前的历程。

1910年11月26日，辛亥革命前夕，徐永椿出生于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湾里区乌晶村。原籍江西龙南县，曾祖父徐思庄（号柳臣）是著名书法家，曾做过满清的主考、知府、臬台、兵备道、按察使等职。他在乌晶村一带买了一些田地，在这里建屋而居。到其父徐绍师时，家境已远不如前，但家中藏书甚丰，专请私塾先生到家给徐永椿七个兄妹授课。他跟着私塾先生背诵四书五经，一读就是10年。其父辞世后，又到南昌读了6年中学，故考取大学时，年已24岁。

徐永椿决定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森林系的原因有二：其一，家境不济，报考森林系可以不花钱；其二，自小在风景秀美的林区长大，对森林怀有浓厚的兴趣。入学时，徐永椿所在的班仅三个学生，后来均有建树。一个是地下党员朱济凡，后曾任南京林学院党委书记；另一个是袁同功，后为福建林学院教授；徐永椿对教树木学课程的著名树木学家郑万钧教授甚为钦佩，学习特别投入，付出的精力也特别多，因此也成了著名的树木学家，西南林学院首任院长。

学完4年课程，徐永椿于1938年毕业，由郑万钧推荐到四川峨边中国木业公司工作。1939年7月，应林学家张海秋教授之邀，到昆明参加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从此开始了他在云南的林业教育生涯。

曹诚一走到云大农学院并与徐永椿相遇的途程，更为起伏跌宕。

1916年6月20日，曹诚一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鹿芝岭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父亲对女儿要求很严，凌晨5时就催她起床，认真磨墨。一边磨墨，一边背诵唐诗宋词。古代练书法，磨墨也是一种功夫，要不紧不缓，不轻不重，顺时针不停研磨，直到浓度适当，方可提笔书写。墨磨好了，诗词也背诵得差不多了，便坐下认真练习写字。她随父亲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了六年书，于1929年考入湖南素负盛名的长沙市第一女子中学。她在少年时代除练得一手好字和背诵大量唐诗宋词外，还树立了献身自然科学，报效国家和民众的志向。1935年中学毕业，以湖南省高考第一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随张挺教授学习植物分类学，对她一生影响大的有在校任助教的方毅和金善宝教授（解放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此时正当民族存亡之秋。北平学生发起的“12.9”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大城市，武汉大学学生也积极响应。曹诚一是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鼓舞，毅然决然，奋不顾身投入这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1936年10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武汉大学青年救国会”。1937年11月参加鄂豫皖边区由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方毅主持的青年训练班，并于1938年1月由方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日寇不断南侵，武汉岌岌可危之际，她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是周恩来安排的年轻党员之一。他们的任务是做南下教授和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1938年8、9月间，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曹诚一是随迁的三名党员之一。同年11月，她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担任支部宣传委员，继续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积极发展党员。她在中大的同学，不少在解放后也很有成就，如水电部长李锐，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著名经济学家陶大庸等。

1940年毕业后，曹诚一根据党组织安排，先到成都前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后于1941年秋到云南大学农学院任教，从此便结识了徐永椿。

徐永椿与曹诚一生长于荆楚之地，均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都与前中央大学有渊源，毕业后都是先分到四川工作一年才来到云南，一道效力于云大农学院，有志同道合的理想和抱负，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他虽性格内向，却是心胸开阔，乐观放达，善解人意，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她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放心托付终身的人。而他也觉得她性格开朗，热情大方，青春靓丽，是理想的伴侣。两人心心相印，从相识、相知到相伴，终于1943年喜结连理。从此牵手前行，在顺境中相扶互助，在磨难时相携互勉，甘苦共尝，忧乐共分，白头偕老，无怨无悔。

徐永椿从事树木学研究，要弄清树木的分类、分布，要广泛采集标本，收集资料，经常跋山涉水，穿林破雾，凤餐露宿；曹诚一先攻农业害虫，继攻林业害虫，再搞昆虫分类，也为获取资料四处奔波，废寝忘食。两人涉猎的领域不同，聚散不定，各自西东。但他们都理解、支持对方的工作，不给对方以牵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故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有突出建树，徐永椿成了国内树木学的权威，曹诚一则是昆虫学界的女中豪杰。

徐永椿为建立树木标本室，付出一生心血，历尽人间艰辛。早在云大农学院森林系创建之初，他就与张海秋一道，远赴丽江采集标本。1947年，他带领10多个学生和年青教师到滇西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采集工作。先乘车到大姚龙山采标本。那时大姚附近的姚安一带土匪猖獗，只好租用马帮驮着标本择路而行，每人都扛着一根木棍作防身武器。一路步行经南华上宾川鸡足山，再到大理点苍山。在点苍山上，干粮告罄，衣服单薄，只好以土豆充饥，白酒御寒。此行共采得标本400余号。

徐永椿对采集树木标本如痴如醉。他得知“世界有名”的台湾阿里山海拔近4000米，有完整的气候带，树种丰富，有沿海的海岸林，山麓的热带雨林，往上依次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红桧林、台湾杉林，寒温带云杉、冷杉等。对一个执着于事业的人来说，真有如磁石对铁的吸引，向往之极。他通过台中农学院教务长李达才（去台前曾在云大森林系任教）的引荐，得以到该校任教。那时老大明远只5岁，老二声远仅3岁，托付妻子照管，妻子嘱他放心，便别妻离子而去。1948年7月下旬，徐永椿抵台北，利用开学前的时间，先到台湾最大的标本室——林科所标本室看标本，熟悉台湾植物；继到八仙山、淡水、北投、乌来等地采集。他不畏险阻，有时要乘坐摇摆不定、随时可能滑落的空中索道，有时要冒着淤泥没顶的危险进入采集点。

1948年8月底，徐永椿到台中农学院森林系任副教授。在每周两天的授课时间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标本采集工作中。他几度上阿里山，还到过高雄、台南、基隆、宜兰、苏澳、竹山、恒春、嘉义、屏东、四重溪、鹅銮鼻、彰化、大甲、苗栗、浦里等处，历尽艰辛，共采得树木标本400多种，1000余号。按照初始的设想，他要在台湾待上一年，方能如愿。但看到大陆时局发展很快，又十分惦念家中妻儿，加之云大校长熊庆来访台时，亟请他回校任教，他便于1949年2月返回昆明。

在台所采标本已弥足珍贵，后成了西南林学院标本室的宝贵财富，为大陆收藏台湾标本较多之处。

收集树木标本，成了徐永椿的职业习惯。除专程采集外，每逢出差或开会，都要顺便采集，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自己也颇为欣慰地在宣纸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从事教育五十年，收集标本十万件”。这一帧苍劲雄健的书法，如今还保存在西南林学院标本馆。

这10万件标本，是一个浩大工程，没有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的精神，则很难为之。靠着这种毅力和精神，他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途程上，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足迹。

徐永椿的科研方向是壳斗科树种。在我国森林中，有相当大的面积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温带落叶阔叶林，壳斗科树种是其中主要树种之一，弄清了它的种类，也就弄清了这两类森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为此而付出。他应用渊博的树木学知识，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有所发现，不断超越前人。上世纪40年代末，他开始了对壳斗科植物进行分类学研究。70年代以来，相继写出《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编写了《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中的壳斗科部分。通过研究、整理，发表了壳斗科的新种20余个，新组合50余个，种的新分布记录10余个，属的新分布记录1个，并对我国壳斗科研究做了很多订正补充工作。80年代主编《云南树木图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500余万字，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也是他一生研究工作的集大成者。该著作于1989—1991年陆续出版。1993年荣获第二届中国林学会梁希奖。同年，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他“二十世纪有杰出成就”的奖章。他在中国树木学界有崇高威望，1985年首届中国树木学学会上被选为理事长，后几届担任名誉理事长。

曹诚一从事昆虫学研究。早期主要研究棉花害虫、蔬菜害虫及烟草害虫等，代表作《云南的烟潜叶蛾及其近似种烟草瘿蛾》曾列入国家级研究成果。上世纪70—80年代，主要研究林业害虫及昆虫分类。10余年间发表有关论文和专著50余篇（册），摘译昆虫学外文文献资料40余篇。参加编撰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荣获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后主要致力于研究农业害虫及其重要天敌瓢虫科昆虫。曹诚一的研究成果属国内先进，达国际水平，被国内外有关专业杂志引用或摘录。她的事迹被《华夏妇女名人词典》、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的《国际名人传记词典》和美国传记中心的《世界五千名人》等收录。

徐永椿教授、曹诚一教授携手并进，勤奋耕耘，各自都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中浇灌出了艳丽之花，享誉海内外，是西南林学院历史上的双子星座，耀眼明星。

夫妻俩感情真挚，婚后一直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执手偕行。

曹诚一22岁入党，徐永椿入党时已年近古稀。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但一个中共党员与一个民盟盟员的“家庭统一战线”却相处融洽。其实，徐永椿早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倾向进步，到书店阅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类的书，对红军的英勇事迹心仪不已。他的同学朱济凡是地下党员，当面临查抄危险之际，将秘密文件托付他保存。解放后，两人相遇时，提起往事，朱还深表赞赏。1978年，朱济凡到昆明开会，还专把这事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云南林学院党委。

丈夫虽不是党内同志，却非常支持党员妻子的活动，甚至在解放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是如此。而妻子也鼓励丈夫要坚定信念，不要动摇入党的决心。

徐永椿的入党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去过台湾，组织上一直存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气候终于变了。 1979年，徐永椿的入党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他对此毫无怨言，襟怀坦荡。他说：“现在看来，考验的时间长是有好处的。我在做云南林学院院长4年当中，不仅没有做过以权谋私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事情，而且对以权谋私，做违反党的原则的事情的同志，我就当着上级组织，当面进行批评。敢于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的精神，是党组织长期教育的结果。”肺腑之言，掷地有声！那些为私利而入党或是入党后谋私利的人，听后当无地自容。

曹诚一在“文革”中受的冲击更大，因为她担任昆明农林学院植保系主任职务，被指控“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严厉批判，在隔离室被关押8个月，下放劳动5年，肉体上、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

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很早就入党，对党忠心耿耿，努力工作，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而却被排斥到党的“对立面”去了。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她心灰意懒，万念俱灰，对前途茫然，不知所之之时，丈夫给了她极大的精神慰藉。“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徐永椿坚定地鼓励妻子：“你对自己应有一个自我估计，你这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即使你承认犯了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只是一个执行者。不要灰心，要树立信心。”

这些真诚、中肯而发自内心深处的话，使妻子倍受启发，也倍受感动。在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氛围中，夫妻反目成仇或被迫离异者司空见惯。事过之后，曹诚一感慨万端：“如果当时永椿不是安慰、鼓励我，而是与我划清界限，那我也许活不到今天。”

政治劫难过去不久，身体又遭病魔袭击：她患了肺癌。她在50岁时曾做过子宫癌切除手术，1977年冬，又做了左肺切除手术，真是雪上加霜。1984年又患上糖尿病，多次住院，健康每况愈下，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

丈夫一如既往，给妻子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妻子以前身体健康时，他也主动多承担家务事，让妻子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妻子患病，更是承担了一切家务劳动。要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或其他活动时，也要安排好妻子的生活，方才外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陈介先生深表敬佩：“徐先生品德高尚。”有人说他是“模范丈夫”，他坦然道：“希望人人都做模范丈夫。”

有丈夫的悉心照顾和真心抚慰，让妻子感到“夕阳无限好”，意志更坚定，乐观放达对待病痛，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要让生命发出更多的光和热。她在日记中写道：“下定战胜疾病的决心，生命只有一次，最后的光和热更要珍惜！怯懦和绝望不属于奋斗一生的人！”“人生真正的快乐，在于把每滴血都消耗光才钻进黄土里。”“共产党员最大的快乐是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誓言！她同丈夫一道，用尽生命的分分秒秒，完整地诠释了这些誓言。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人们常把这两句诗用来比喻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终生的园丁。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可把徐、曹夫妻俩看作是照亮他人而燃尽的蜡炬，为他人掏尽心血的春蚕。

两人从事林业高等教育5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林业专业人才，可说是桃李满天下，人才遍神州。其中，许多人都是业务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如学树木学有成就者：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谭沛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任宪威、云南大学教授孙必兴、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儒林、昆明市园林处处长胡秀荃，等等。两人的学生在西南林学院任教授、副教授者则比比皆是。他俩既教书又育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都给受教育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让学生更为敬佩。

徐永椿教授树木学，不仅重视课堂教学，同时重视野外考察实习。他对学生说：“学树木学，不但要学好理论，而且应该经常到野外去，多做调查，多采集标本，这样才能学好。”他告诫学生：要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去做研究工作，既要重视室内标本鉴定工作，文献工作，也千万不能忽视野外的观察比较工作，要尽量掌握生物变化的规律。“世界上生物是最富于变化和具有完美性的”，不到大自然中去，又怎么能够领略呢？怎么能够掌握呢？

他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跑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除滇中地区常来常往外，还先后到过丽江玉龙雪山、景东无量山、宾川鸡足山、云龙天池及保山、文山等地。在75岁高龄时，还带领研究生去西双版纳、澜沧、孟连、临沧等地，行程1500多公里。

野外考察，时有风险。1981年，他与两位老师带着两名研究生到云龙县考察，所乘汽车刹车失灵，驾驶员紧急处置，把方向盘打向山体一边，车头擦山而停，幸无人员伤亡。大理州政府派小车把他送回学校。学生们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再到野外山区奔波劳累了，可以在学校指导指导就行。但他对这次事故不以为然，反而笑着说：“没什么，你们看我还是好好的嘛。”两个月后，他又带着研究生陪同来华访问的国际树木学考察团到西双版纳去了。

徐先生辅导学生不遗余力，有求必应。他担任云南林学院院长期间，行政事务繁忙，只能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对研究生进行辅导和讲解，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徐先生常对他的研究生说：学习上碰到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敲我的门。但同学们看到导师那由于经常熬夜、缺乏休息而布满血丝的双眼时，除非万不得已，真不忍心再去打扰了。

徐先生还对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老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年青人身上。我现在的愿望就是为你们当好一把梯子，好让你们登上新高峰。也希望你们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听到这话，内心直感到一阵热血涌动，望着先生那慈父般的面容，竟一时说不出说来，为老一辈教育家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真切而朴实的感情激动不已。

徐先生对他的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一次，他去听曾经指导过的硕士生李乡旺上课。其间，发现讲课者蹲下去拿标本的时间长了点，课后便与其交谈，在肯定成绩后，便严肃指出问题：“在讲台上，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影响。我们要讲好每一句话，写好每一个字，就如战士在战场上要打好每一枪一样。”这些话对李的影响很深：“以后，每当我走上讲台，我总会想起徐老的教导。它鞭策我去上好每一节课。”

徐先生对学生的文章都作认真审阅，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地加以修改。看到有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字写得不好，便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的成绩都很好，但字写得不好。希望你们能在毕业时写出一手好字来。

说到文字书写，曹诚一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她常说，字不在好坏，但书写必须认真，做到一笔不苟，这样才便于别人看，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她看到学生的字写得不够认真，便要求重抄，直到写好为止。这和她从小受父亲严格要求的精神一脉相承。

曹先生对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要求同样严格。她经常说：要做一个立志攀登本专业高峰的青年，首先必须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具有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在政治上要树立正确的方向，分清是非。她对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总是积极帮助他们寻求解决的办法，及时加以解决。对他们的错误则严肃批评，绝不姑息迁就。

曹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呕心沥血，终身不渝。晚年身患重病，经常住院。每当病情好转，便急着返校，要抓紧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工作。工作起来又十分投入，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常要丈夫提醒，才放下工作，稍事休息。即使在住院期间。也抓紧时间指导硕士生写论文，并反复修改，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她指导写出的硕士论文，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1985年初，曹先生因糖尿病严重致酸中毒，住进医院。时正值两位研究生要进行论文答辩。为了不影响他们毕业，曹先生拖着病体，毅然决定在医院举行论文答辩会。这一别开生面的答辩会，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云南省电视台特派出记者到医院活动室，拍下了这个让人难忘的场景，并先后在云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作了报道。“共产党员最大的快乐是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不断用行动履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

两位先生一生为革命工作、为科学事业奋斗不息，探索不止，经挫折而不挠，历艰辛而愈坚，宽容世事，笑面人生。他们的学术地位虽高，但决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学阀作风，而是谦虚谨慎，真心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对待那些有意无意攻击、反对过他们的人，以及那些滥用他们的名誉的人，总是以一颗诚恳之心来感动他们。而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又总是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1979年3月末至4月初，方毅副总理率中央慰问团来云南慰问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归来的战士，4月4日到安宁温泉，特召曹诚一至宾馆晤面。对于方毅自始至终的关怀，她激动不已，写下《感遇》一诗，以表心怀：

坠雨辞云四十年，殷勤教诲镂心间。

革命征途非平坦，艰辛倍历永向前。

1984年，当西南林学院纪念云南林业高等教育创办45周年之际，徐先生不禁感慨系之，即兴赋诗一首，表达了历尽坎坷后的喜悦：

林业教育路漫漫，历尽坎坷不易前。

数度折腾数度衰，几回兴建几回迁。

今建西林学府旺，已偿边疆民族愿。

喜看新秀层辈起，树木树人谱新篇。

1987年10月10日，西林人事处通知徐先生退休，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他未提个人的任何要求，只提了一点意见：“为了使本人（用）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森林植物研究室及硕士授予点能不断兴旺发达，恳请我院各级领导将已分配给本学科的研究生按照党的政策把他们安定下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对于此事，他的一位同事评价道：“轻个人进退，重事业兴衰。”他这时已77岁，本也该好好安排生活，安心度过晚年了。但他退而不休，仍全身心投入工作。工程浩大的《云南树木图志》，大部分是在退休后完成的。

徐永椿、曹诚一夫妇一生勤奋工作，生活却十分俭朴。常常因工作忙碌，而用开水泡饭，聊以充饥。衣着也很简朴，走在路上，与普通人无异，看不出他们是大学者，大教授。但买书籍、资料，却十分舍得花钱。

1993年6月，徐永椿先生病重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林业教育事业，与老伴商定，倾其所有捐资2万元设立徐永椿、曹诚一奖学金，以奖励学业优异的学生，殷切希望后继者茁壮成长。8月7日，他还在病榻前与学院领导谈论学校的发展与培养青年教师的问题，时刻惦记着年青一代的成长。8月15日，徐先生安静地合上了双眼，带着一身清廉离开了人世。

丈夫去世后，曹诚一先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除了处理自己的工作外，还要把丈夫来不及整理的标本继续整理，然后送到标本室。这一工作尚未做完，便病倒住院。三个儿子都未学林，不懂得如何去做，只好把家里存放的标本捐赠标本馆，由专业人员去处理，拉走时装了整整一卡车。

1993年12月，曹先生把丈夫30余年的诗作整理成册，取名《心声集》同时加以珍藏，同时打印装订后分发给亲友同事，让他们也了解徐先生几十年的思想历程和心声。自己也写了《思念》一诗，表达在金婚之年失去老伴的无限悲苦和至真至情：

五十年来一旦孤，席茵文字两模糊。

诚知此恨早迟至，同心共名魂飞苦。

夫妇俩生前担负着大量的行政工作和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抽不出多少时间教育孩子。在孩子们的眼中，父母不分昼夜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父母的一言一行，处世待人，都给了他们以很深的影响。因此，他们都能自强不息，各有成就：老大明远原为云南无线电厂总工程师、副厂长，1995年调任昆明理工大学通讯系主任，通讯研究所所长；老二声远从1984年起相继担任西南林学院基础部、经管系、计算机系主任，教授；老三光远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升任留学生院院长。

徐永椿先生辞世一年半后，即1995年2月17日，曹诚一先生也追寻丈夫去了。她是在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病痛的折磨，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才撒手人寰的。

一位著名林业教育家、树木学家和一位著名林业教育家、昆虫学家，度过了自己平凡而又磊落，坎坷但却丰富的一生。他们没有带走遗憾，留给了我们很多财富和很多思考。这些财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些思考有人生的、价值的、道德的、处世的……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去吸取，以此作为前行的路标，生命途程上的参照，让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让自己度过更加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