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安先生是汉上著名书画篆刻家，先生原名徐石，号木公、鲁汉、木长、松厂、松岩居士，斋名松风堂。1911年出生在汉口，先生幼年家贫，在一家字画店当学徒，因特殊的缘分结识张大千并拜其为师。经过大千先生的指导，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汉上声名大噪，正式鬻画汉上。徐松安先生是民国至建国初期活跃于汉上印坛的传奇人物，张大千认其为徒，齐白石称其为弟，这种传奇集中体现在先生对艺术的执着探索、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徐松安幼年家贫，在一家字画店当学徒，他悉心观摩店里经营的名家字画，于中又特别倾心张大千的山水之作。每天繁忙落地，徐松安便在如豆的灯下，临习笔墨间的超然之气。

一日，店老板偶然到徐松安住处，见其山水习作酷似张大千的风格，甚是惊喜。精明的老板执意让徐松安在习作上题张大千的名款，作品装裱后又悬挂在抢眼之处，常令商贾甚至书画同道驻足流连。事有凑巧，时逢大千先生客次武汉，由国民党官员张道藩陪同逛武汉三镇的字画店。无意间瞥见题有大千名款的作品，其笔法峻朗，设色清雅。大千先生满腹疑惑，在他一再追问下，店老板推说：是小店的学徒，为求生计，仿冒先生大作糊口。大千先生闻之是名不见经传的少年所为，更是惊讶，定要仿者现身。当他看见少年徐松安气宇轩昂，举止谦诚时，遂在汉口六渡桥德华酒楼设席收为弟子。张大千先生的指导，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汉上声名大噪，正式鬻画汉上。

徐松安经常趋往武汉三镇的旧货市场，并将鬻画所得的大部分资金用来购买名家印章和书画字帖，丰富的藏品使其开阔了眼界，也充实了其艺术底蕴。

1927年，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创始人蒋兰圃与该校教师张肇铭、王霞宙、欧志先等成立“梅社”，旨在“阐扬国故、振起艺术”，徐松安以青年书画家、收藏家身份被邀加盟，成为“梅社”重要成员。湖北美术学院举办“湖北近现代名家书画展”展品中，有一幅由张肇铭、王霞宙、徐松安合作的花鸟立轴，并钤有“梅社之印”。

而立之年的徐松安为了探寻古文字的堂奥，拜武汉大学刘博平教授为师。年近花甲的刘老对这位汉上才俊非常赏识，不论寒暑，十数年如一日，坚持每周为徐松安授课一次。刘老兴酣之际，常常信手写下印模，由徐松安奏刀，师徒即兴之作情趣盎然。刘老毫无保留的传授为徐松安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基础。

徐松安交游甚广，与湖南篆刻家黄铁庵的金兰之谊竟长达四十余年，黄铁庵曾用五厘米见方的封门青为先生篆“松岩居士”白文印赠之（边款为：铁厂制为，松厂正句）。两人或相约同游南岳，或把杯夜话于松风堂。“文革”期间，晚年的黄铁庵受到迫害，病体支离，徐松安先生亲为黄老76岁造像题字，两位艺术家在困难时期，仍不忘相互勉励，此间情谊着实令人难忘。

“木公”为“松”之别名，也是和西王母并称的东王公之名，徐松安先生以“木公”为号，以“松风堂”为斋名，可忖其志。《史记》曰：“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木长”是先生后期常用之号，流露出的执着和无奈萦绕在他后期的艺术生涯中。“文革”前，先生与一些书画家欲振兴汉派书画，曾积极筹备成立“葵社”，未料“文革”的到来，非但终止了“葵社”的运作，徐松安先生也因为和定居台湾的张大千有师徒关系而屡遭厄运。这时的先生很少画山水，他取法蒲华、老缶，花鸟画率意纵笔，满纸苍茫，心境沧桑，以吾笔画吾心，不刻意取悦世人，艺术风格更趋完善。

徐松安先生印章中，发现部分自用名章有“秋江”（何墨）、“辛谷”（徐三庚）、白石的边款。或许是先生后期经济困窘，难以买到中意的石料？也或许是先生对他人的应酬之作不予肯定，磨去原来印文，改刻自用？徐松安对名人是不盲目崇拜的。

经过唐醉石的力荐，徐松安任东湖印社副社长。唐醉石先生长徐松安先生25岁，却佩服徐松安的真性真情，对其艺术天赋尤为赞赏，还让自己的儿子唐大康师从徐松安。两人莫逆之交在一方印章上可见端倪，唐醉石先生用上好的冻石刻“木长书画”白文印赠徐松安，（边款为：松厂道兄正篆，辛丑上巳，醉石。）不难想见于莺飞草长的三月，两人切磋艺术的融融氛围。

1961年，东湖印社成立，徐松安先生作为汉上本地篆刻家的加盟，就任副社长，标志着汉上印人和客汉印人的合流。 东湖印社一九六一年九月成立于武汉，是继西泠印社之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印学组织。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国美协武汉分会主席张肇铭和邓少峰, 徐松安等有识人士，倡议成立一个和西泠印社相类似的书法篆刻组织，这个倡议得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东湖印社成立之后，公推唐醉石为首任社长。一九八六年冬，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北分会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会上，选举杨白陶先生为印社第三任社长，秘书长为黎伏生，社员后来发展到五十人。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书法篆刻创作和印学研讨活动，首次印行了《东湖印社社员作品集》。一九九五年九月，东湖印社推选谷有荃先生为社长，张明明、刘欣耕，黄德琳为副社长，杨坤炳为秘书长，樊中岳为副秘书长，社员发展至七十九人，印社不断开拓创新，开展多种活动，举办专题印学研讨会等。在庆祝印社成立四十周年时，成功地举办了全国篆刻大赛。二○○四年十二月，印社编辑出版了《东湖印社篆刻作品集》。

松安先生没有经过正规的书画教育，生前没有办过画展，没有单独发表过作品，却以书画闻名，解放前受聘在武昌艺专任教，解放后很多人跟他学画，有人称上世纪五十年代能在湖北书画界呼风唤雨的，有以“三老”为代表的学院派和社会上的非学院派。松安先生便是后者中名头最盛的。湖北新三老之一的鲁慕迅_先生在简历中就记有师承谢瑞阶、石磊园、张肇铭、徐松安。

诸文龙，沈爱其，刘一原，周天林四人早年曾拜师于徐松安先生门下，跟随徐松安先生多年，坚持继承传统、深入生活的艺术创作思想，积累丰富的绘画经验，如今都成为一代宗师，在湖北被誉为四家村

诸文龙,生于1940年，杭州人，。现为武汉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山水画研究会会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溯江源、下涉东海,行程七万余里,参与创作巨幅国画《万里长江图》（150米长卷），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题写画名《万里长江图》,在中国美术馆,武汉展览馆和深圳美术馆展出，在人民日报、星岛日报及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各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参加各级展览并获奖,广泛流传于海内外。 《万里长江图》的创作开始于一九八四年初，由长航党委书记解莅民同志倡仪，长航集团总公司主办，武汉航海学会赞助，集陈作丁、诸文龙、刘一原、魏康祥、乐建文、黄志等六位画家上溯江源，下涉东海，前后历时一年有余，行程七万余里，搜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后经多次反复，十易其稿，三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末集体创作完成。此画由武汉荣宝斋装裱艺术师胡长青先生精裱上墙

沈爱其,1941年生,武汉人,沈爱其的画如临雄风,大气磅礴无拘无束的笔势，自在自为地在水墨中流行；现为武汉国画院副院长。

《野气开天》作者沈爱其，题款常用爱奇、艾奇、奇之等，故常有“离奇”之举，“沈疯子”是也。如，时年已六十有五，却道“正式画了50年画”。蜚声海内外。但，他不是任何级别美协、书协的会员，更谈不上有某协会主席、副主席之头衔，从不参加任何美术活动，从不出版画集文集，他的艺术价值凭着纯真的自我而流传。听到有画作在境内外高价炒作，沈爱其说，那与我无关。我生来就是画画的。

沈爱其的“沈氏写意画派”通过不同的途径将进入中国美术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刘一原1942年7月生于武汉。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从事山水画和花鸟画教学，并致力于现代水墨艺术的创作研究。出版专集：《山水画艺术处理》、《刘一原作品集》、《刘一原水墨艺术》、《当代中国画家精品-刘一原》。作品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美术》、《今日中国美术》、《中国当代美术图鉴》、《中国水墨实验二十年》、《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全集》、《当代中国山水画集》、《当代中国花鸟画集》。主要展览：1981年10月“湖北十人画展”（中国美术馆）；1983年2月“中国青年国画展”（巴黎）；1985年11月“当代中国画展”（香港展览中心）；1986年11月“现代中国画展”（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10月“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1991年2月“全国中青年山水画邀请展”（江苏省美术馆）；1991年7月“中国湖北美术学院展”（巴黎）；1992年4月应法国卡斯特尔（CASTRES）市政府邀请赴法举办个展和讲学；1993年2月“93之春水墨画观摩展”（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1995年8月“中韩交流展”（中央美院）；1996年6月“走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水墨作品观摩展”（广州）；1997年6月“中国艺术大展?当代中国画展”（上海图书馆）；1998年10月“心象风景—刘一原水墨艺术展”（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1999年9月“互动时代—1999中国画邀请展”（重庆）；2000年5月“新中国画大展”（上海、南京）；2000年9月与法国艺术家马萨尔（Gastn-Louis MAR-CHAL）法国卡斯特尔（CASTRES）举办艺术展；2001年9月“中国?水墨实验二十年展”（广东美术馆）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山水画、花鸟画邀请展。

现代水墨艺术“心象风景”是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刘一原从1986年以来独创的艺术样式。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高雅的艺术品位，深邃的文化意蕴，精湛的艺术技巧，在中国美术界独树一帜。

“心象风景”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的根基上拓展、衍化而出的现代水墨。“心象”即画家的心灵迹象；“风景”却有着比山水更为宽泛和多义的内涵。刘一原的“心象风景”表现了画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表现了画家的种种情感与思绪。“心象风景”具有浓郁的抽象性，整个画面充满活力和动感，宛如交响乐章。

刘一原的“心象风景”富有原创性，它的学术意义被美术评论界高度肯定和关注。“心象风景”是刘一原耕耘二十余年的艺术成果。

刘一原的作品以经逐步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概念，正在作为一种“心象风景”进入当代人的视野。他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已不再是古典的天人合一的文人静观，而是在画面的冲突中寻求新的和谐，在遮蔽的风景中敞开人的内心，这是一个画家以个性的方式观察世界的结果。我们在他笔下的混沌世界中，回溯到自然的本原，从中领悟宇宙的永恒秩序，触摸自己的心灵深处。 -----------殷双喜

周天林，1943年生于武汉。湖北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在,武汉展览馆和深圳美术馆展出，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及文汇报等各级报刊上发表。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曾赴日本东京等九个城市及德国举办展览。作品参加各级展览，发表并获奖,长江日报等报刊专题报导介绍。广泛流传于海内外。笔耕画坛四十年，涉猎中国画诸领域，均有建树。

周天林的写意的山水画在湖北美术馆展出和广大的观众见面，能有如此鲜明的个性风格、吞吐山川的艺术魅力，这是与先生长期奉行上述的艺术观点密不可分的。他在坚持继承传统、深入生活的艺术创作实践中，为我们积累了丰富成功的经验，为今天从事国画创作的朋友们也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他的写意山水画取得如此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展出成功。中国画以自己优秀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正在祖国的康庄大道上豪迈地行进着。中国画在新世纪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会更加自由和繁荣，中国画必将在我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潮流中，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又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国际的广泛赞誉和尊重。

徐松安的艺术生涯实是率性而为，难为世人理解。世事沧桑，此些轶事已随烟云而去，而1969年先生不屈于“文革”对自己身心的压制，纵身坠楼而亡，其传奇生涯中最为震撼世人的一笔，竟是用此种方式镌刻。历史于徐松安有太多的不公，在整理汉派印学资料是有必要大书特书一笔。

徐松安1911年出生于武汉，幼年随舅父学鉴定古玩，并作书画，后拜师张大千。抗战胜利后在武昌艺专任教，曾任武汉市文联专职画家，其书画篆刻、文物鉴定，均为一流，堪称大家。他还兼通戏曲、弈棋，17岁时即被邀参加“梅社”，与张肇铭、王霞宙等并称“梅社十友”，时人称其为汉上画坛奇才。他的艺术培育影响了一代美术青年，他们今日多已成为著名画家或大学教授。自上世纪60年代初起，他刻意创新，画风大变，创作了一大批雄放恣肆、内含灵秀，既有深厚传统又风格独具、面目一新的精品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其中的一部分代表作品，在他于“文革”中不幸逝世后的1974年，曾以他人名义进行过一次观摩展出，受到美术界很高评价。这些作品还曾先后在北京、桂林、上海、广州等地展出或交流，有的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但人们都还不知有徐松安其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作品都未署松安先生真名、笔名或斋号，而是署以“鲁汉”或“鲁风”。

2009年，武汉籍古书画器物鉴赏家、书画篆刻家徐松安先生离开人世已40周年。先生虽渐行渐远，然而有关他浪漫的气质，放浪的性情，及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却是武汉乃至全国艺术界无法忘怀的。

（徐松安1911～1969年），湖北武汉人。笔名木长、木公、松庵、松岩居士等；有时也署名阿松、阿木、楚狂、徐疯子、百木长、徐无鬼、天池后身等。徐松安少时，家境较殷实，其舅父是文物鉴定、收藏家，家中往来者多为这方面人士和艺术家。徐松安青少年起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耳濡目染，识见了许多文物、器皿、字画并开始诵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古代经典。成年后，更是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形成了风流倜傥、潇洒豪迈的画风、书风、印风——大气磅礴而不流于粗放，雄浑恣肆而又精深内省，雅逸华滋而又骨骼嶙峋。将“中国传统花鸟（画）狠狠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刘一原语）。他还通晓弈棋、乐器、戏曲、歌咏等艺事。当时即有人称之为汉上奇才。

笔者虽无缘拜识徐松安,然在恩师曹立庵、老一辈书画家赵合俦、王文农先生，及健在的阮璞、鲁慕迅等先生处，不止一次地聆听过（包括翻阅有关零星资料）他们谈论徐松安的方方面面。现整理几则，借以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研究徐松安其人其事，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徐松安先生一份淡淡的纪念。

精妙绝伦的临仿、制作古书画手段

徐松安天资聪颖，才气过人，善于学习，不仅书画篆刻方面才华横溢，而且还有令人叫绝的临仿、制作古画的才能。湖北另一位书画大家王霞宙曾说：“松安多才多艺，兼具众长，然而若就其众长排个先后次序，则认为鉴别书画古器第一，篆刻书法第二，画第三。”王先生的排序虽有待商榷，但他对徐先生书画鉴定才能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阮璞先生讲了一则故事。大约是在1950年左右，他和徐先生同在重庆。有一天徐先生取出一幅别人托他鉴别真伪的、北宋郭熙的山水横披同时欣赏。徐断言，这幅画不是郭熙的真迹，而可能是明末清初人伪制的赝品。徐的理由之一是，画的用笔，其起笔处均带有细微的锋芒。这种笔法来源于元代的赵孟頫，宋代是不会有的。只有在赵字风行的明清时代才会出现。那时，儿童习字多从赵字入手。可以说，赵字起笔挺秀的锋芒就成了难以摆脱的时代烙印，以至于书画家在成年后作画时的一点一擦、一钩一皴不能不有所流露——精辟的分析，独具慧眼的识见，不得不令人叹服。

1953年初，时王霞宙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任教。徐松安曾在王的寝室住了20多天。两人日夜研习、探讨书画等艺事。王在授课时，徐先生就花大气力临摹了一批“四王”和董其昌山水。画面皴擦点染，层层叠加，但干净精整，一笔不苟，一笔不乱。画成后，向人展示，人均以为是古人真迹。

正因徐松安有这种绝技，解放后政府充分发挥其一技之长。1959年，当时的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在汉口中山大道上的南洋大楼（今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旧址）设工艺科，专门从事仿制古书画工作。其“产品”行销东南亚等地，为国家赚取外汇。徐先生仿制的明清绘画作品可作“真迹”看待。他仿制的古书画几次被中国海关误认为是真迹而扣下。因徐先生曾拜齐白石、张大千为师，所以，徐仿齐白石作品也能乱真。当时这工艺科有两大品牌——一是徐先生仿的齐白石画作，二是张瑟哉先生仿的徐悲鸿画作。

正是徐先生有如此高超的临仿书画作品之手段，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曾惹出两段鲜为人知的“官司”……

戏弄伪警察局长和局长的报复

在书画领域里，仿古、做赝品以维持生计，甚至靠此赚大钱之事，古已有之，今更有之。解放前，武汉曾有荣宝斋、五云阁、淳浑阁等几家较大的字画店，长年累月张挂名人字画以供买方所需。这其中，也有一些仿制极佳的“名人字画”。提供“字画”者和字画店老板、店员心照不宣地共同去“打瞎”买主之眼睛，然后经济分成，皆大欢喜。

徐松安洒脱不羁，不拘小节，但凡遇到手头紧张或需要用大钱时，就会凭着他书、画、印、诗词等方面的才艺，仿些明末清初时的古画送到字画店，少则能赚十几元，多则能赚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大洋。

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天，徐松安打听到当时武汉一位伪警察分局的局长要买一幅古画送人，于是就花大气力临摹了一幅清初石涛的山水画，又托一位外地人送到荣宝斋寄售。想买画的伪警察局长，这段时间经常到几家字画店看画，打听是否有古画卖。当他看到荣宝斋有一幅“石涛山水”，想买，又怕上当，拿不定把握，正在犹豫之中。一天，他和徐松安等人一起打麻将，说荣宝斋有一幅石涛的画，不知真假，正在打牌的徐松安若无其事地、不屑一顾地随口说了一句：“那是一张假石涛。”接着继续打牌。局长听在耳中，记在心里，又到荣宝斋，说这张画是假的，连徐松安都说是假的，不准备买。店员答道：“您说的不可信，徐松安自己都来了几次，他也想买，正在筹钱哩！”这位局长暗中派人调查，发现徐松安果然在四处借钱。于是大为光火，心想，他徐松安想和我竞争买这张画，竟然对我说是假画，就毫不犹豫地将这幅“石涛山水”买了回去。

可以说，这件事到此即了结。但不安分的徐松安在喝酒之后，偏偏又自鸣得意地将此事的来龙去脉捅了出去。事情传到那位伪警察局长耳朵里，局长大为光火，便总想找机会报复徐先生。

机会终于来了……

1945年前后，徐先生在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部门任职，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徐被委任为“接收大员”，负责收缴日寇在中国掠夺的字画、文物等。在“接收过程”中，徐私自拿了几幅当时享大名的广东籍旅汉大画家黄君璧的精品画及黄氏收藏的古代字画。黄为此事催逼当时政府的有关部门尽快将画还给他。这位伪警察局长认为理由充分，为“伸张正义”，定徐先生为汉奸，又贪污公物，欲将之抓起来绳之以法。徐先生这才知道因自己的言行不检点闯了祸，正在愁烦之中，有人给他出了主意。

当时正值张大千来汉举办个人画展和游玩会友。有人给徐先生说，张大千和黄君璧关系极好，可算莫逆之交，你可拜张大千为师，既然成了张大千的学生，再由张对黄说情，如果黄君璧不再追究这件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先生依计行事，自己花钱摆了几桌筵席，请了当时汉上的头面人物，其中就包括黄君璧，正式拜张大千为师。徐先生给张大千行跪拜磕头礼，张认为徐先生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身份也高，也向徐先生磕头还礼，一时传为笑谈。

此时徐先生已正式成为张大千的学生，张大千认为责无旁贷，除向黄君璧求情外，还四处为徐先生疏通说情，……徐松安终于化险为夷，渡过了这一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