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下管人，中国文学家。

徐懋庸(1910—1977)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县下管西堂人。

1910年12月26日生于浙江省。

1916年，徐懋庸进入本村方山小学学习。

1919年夏季，初小毕业，秋季升本村公立小学读高小。这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通过报纸，很快影响到下管，方山小学教师在校内外进行宣传。许多小学教师把家藏的书借出，并订了一批报刊，有《申报》、《东方杂志》、《小说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还办起了油印刊物《管溪声》，介绍新思潮。只有九岁的徐积极参加了各项活动。如印刷平民夜校的教材和《管溪声》，分发《管溪声》，管理图书馆的书报等。还积极参加了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

1921年夏，高小毕业，因家贫无力升中学，只好随其父去山区贩卖和修理纱筛。

1923年初，原来方山小学的一个老师新办了一个鹿溪小学，招年仅十三岁的徐去当“小先生”。从此，他先后在鹿溪小学和民强小学当了四年小学教员。直到1926年底止。在这四年中，他参加了上虞县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青年协进社”，并在这个组织的刊物《上虞声》上开始写文章。这一阶段的活动，使徐的政治倾向性逐步建立和明确起来，为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当干事，负责编辑《针南报》，他通过报纸和上虞县共产党人的直接影响，初步知道了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徐在上虞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编辑和散发地下刊物《石榴》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行径，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之下，被迫离开家乡逃亡上海。

1927年9月，在上海化名余致力考入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这是一所不花钱可读书的半工半读学校，多年寻求读书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善于思考，在校期间学会法语、日语、英语书也可阅读，（后在延安时又自学俄语）。

1930年毕业后，回到浙江临海县回浦中学教书，到1932年底离职。

1932年他翻译了法国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

1933年徐第二次到上海，夏天开始向“左联”支持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受到《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重视。从此，便成了《自由谈》的经常撰稿者，开始了文化生活。并因此同鲁迅先生相识，徐便以杂文家而出了名。同年11月徐给鲁迅寄了自己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并附信请教两个问题。鲁迅得书信后，当夜即作复。从此，徐与鲁迅就开始了他们真诚、友好的交往。

1934年上半年，徐懋庸由任白戈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夏，负责编辑《新语林》半月刊。

1935年春，徐继任白戈后任“左联”常委、秘书长，并负责同鲁迅的联系。在这期间，他和鲁迅站在一条战线上，写下了大量杂文，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这些杂文当时编成两个集子《不惊人集》和《打杂集》，鲁迅给其中的《打杂集》写了序。除杂文之外，徐还撰写了一些如《街头文谈》、《怎样从事文艺修养》、《文艺思潮小史》等有关艺术理论、艺术史方面的论著。

1936年“左联”解散之后，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徐同鲁迅的意见相左，在8月1日给迅的一信中，凭着同鲁迅的友谊，凭着鲁迅先生对他的爱护和信任，急不择言地直抒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冒犯了鲁迅先生，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随后，徐作《还答鲁迅先生》一文。

1938年初，徐转辗到延安。5月，同毛泽东作长谈，汇报了“左联”的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和结论。其后，徐又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分别汇报了情况。

1938年8月，徐在抗日军政大学由艾思奇、张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工作期间，先后任编译工作，三大队哲学教员、政治主任教员、总校政教科副科长等职。并同何干之等共同编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等教材。

1943年初，徐调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主编《华北文化》。

1945年8月，徐调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工作。先后任热河省文联主任，建国学院院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教育长、副校长、校长等职务。

1949年3月，徐率领联大干部到北京，组成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并任政委。

1949年10月，徐到武汉，先后任武汉大学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副校长等职务。这期间著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等书。

1957年徐用“回春”等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不少杂文，并选编一本《打杂新集》。后来他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徐庸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两个杂文兴盛时期，对杂文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文革”期间受到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1977年2月7日病逝于南京。

1978年恢复政治名誉。

197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为党培养干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襟怀坦白，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徐懋庸祖父是个贫农，原来有过两亩地，但是被高利贷剥削光了，死后还给子孙们留下了一笔债务。

父亲名徐金木，是一个贫穷的手工业工人，以制造筛面粉的纱筛在附近的乡村里出卖，或替别人家里修理纱筛为生。在下管周围方圆数十里地区内，干“纱筛老”的只有他父亲一人，生意较好。由于勤劳节俭，在徐懋庸十岁的时候，父亲便还清了祖父遗下的债务。

母亲丁氏曾在一个地主家当过几年女佣，后在家协助父亲管理家务。

同住的还有一个做竹工的叔父，手艺高明，做事认真，讲价公道，态度严肃和气，生活朴素，毫无不良嗜好，极勤劳。原来是个文盲，在徐懋庸读书以后，向侄子学认字，后来能自己记工账。叔父的思想顾能接受新潮流，赞成打倒土豪劣绅，赞成耕者有其田，同情共产党。徐懋庸幼年生活上、思想上，以及后来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活动，叔父都给以很大的支持、帮助。大革命失败后，徐逃亡上海，叔父还到上海看他，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叔父于一九三六年去世。母亲于一九五七年去世。父亲则于一九六八年去世。

这样一个家庭，特别是叔父的影响，使得徐容易接受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并使他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寻求真理，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热爱党，热爱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徐的杂文师承于鲁迅。他热爱鲁迅的作品，学习鲁迅的文章，特别是杂文学得很好，使一些人读了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如1934年新年，《申报》的黎烈文邀请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徐懋庸等人吃饭，席间林语堂对鲁迅说：“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吧？”鲁迅问：“何以见得？”林答：“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的名字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指着徐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1932年11月，徐懋庸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出版，他当即决定给鲁迅寄上一本，还写了一封问好求教的信。收到赠书与来信，鲁迅当夜作复，自此两人开始了密切的书信往来。有人统计过，自1933年到1936年8月5日，他们共通信52次。　　

1935年3月，徐懋庸准备出版《打杂集》，请鲁迅作序，一向关爱青年作家的鲁迅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在序中说：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民国文坛第一牛人的推举，无疑使初入文坛的徐懋庸名声大震。

1936年，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左翼文坛争论得烟巴火熏，前者是周扬提倡的，后者是鲁迅支持的。鲁迅倒是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周扬却觉得只有“国防文学”才唯一正确。此时的徐懋庸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反对“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信中还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的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这封信的口气生硬、霸道，甚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这自然惹起了鲁迅的极大不快。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层层批驳徐懋庸的有关责难。批评他“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徐鲁从此分道扬镳。

离开上海后，徐懋庸去了延安，他将“左联”的解散及与鲁迅的争执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某位领导，得到理解并认为：此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病卒于上海寓所。徐懋庸写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去殡仪馆凭吊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去，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至少是怒视的。他只好托楼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挽联带去。后来，徐懋庸考虑：去，固然有可能受到冲击；不去，也会被人们认为真正是对鲁迅绝情了。他在先生的遗体前站了一分钟，各种难受的目光是受到了，冲击却没有。

然而，世事如云，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中期，徐懋庸又因为曾经与鲁迅的争执重新成为“罪人”，被贴上“右派”、“反革命”的标签，受尽磨难，以至临到逝世，依然不能盖棺论定。

主要作品有《犹太人》（1933年）、《打杂集》（1937年，千秋出版社）、《不警人集》、《文艺思潮小史》（1936年）、《街头文谈》、《打杂新集》（1957年，北京出版社）、《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作用》、《工人阶级与共产党》（1952年，中南人民出版社），

翻译有：法国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华通书局）、日本山川均的《社会主义讲话》（1933年）、苏联拉甫莱湟夫的小说《伊特勒共和国》（1934年）、俄国梭罗古夫的小说《小鬼》（1934年）、法国巴比塞编的《列宁家书集》（1937年）、巴比塞著《斯大林传》（1936年，新知书店）、法国萨特尔的《辩证理性批判》（1963年，商务印书馆）、法国加罗蒂的《人的远景》（1963年，三联书店）、《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悼词中说:“他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为党培养干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襟怀坦白，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徐懋庸纪念室于2002年开始筹建，2004年获批上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获批绍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下管镇中心小学内。

现代著名文学家徐懋庸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在他的家乡绍兴上虞区下管镇徐懋庸故居，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开馆。徐懋庸图书馆总投资72万元，占地面积128平方米，可藏书约1万册，设有阅览座位80余个，馆内的书籍可与上虞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