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改革，是当时俄国社会提出的要求。也是俄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在尼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地主是支配者。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改革运动。

俄国1649年法典反映了封建农奴制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这表现于服役封地和世袭领地趋于合流，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各种隶属关系不同的农民（国有农民、宫廷农民、私有主农民）和其他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人民都成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农奴和奴仆互相接近而融合为一体；沙皇的专制权力，进一步加强，等级代表君主制正在向绝对君主制过渡。

当时，俄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内讧和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因饥荒、破产和贫困而四处逃亡，出现了大量土地荒芜的现象。直至17世纪末，农业生产仍未得到完全恢复，农民的耕地仍比过去减少20—25%。 为了确保足够的劳动力，地主、贵族则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推行最原始的封建剥削方法，即野蛮的徭役制，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因而丧失了人身自由，沦为农奴。在这种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下，广大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17世纪俄国虽然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但还很微弱，大量使用农奴劳动，商品经济还处在自然经济的从属地位，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后来，虽然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微弱因素，却一直受到还在发展着的农奴制的严重压抑。

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俄国政治机构也存在着诸多弊端。17世纪的衙门制度，反映了俄罗斯统一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仍不健全：行政、财政、司法的权限不分；分工不明确；财政制度紊乱；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过于庞大。到17世纪末，衙门制度的流弊已非常严重。办事效率极低，因循拖延之风泛滥，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事件层出不穷。

俄国军事制度也存在着不少弊端。旧时的贵族军队，因平时经营地产、临打仗时行动迟缓，纪律松弛，已渐渐失去它的军事意义。新成立的射击军，因主要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他们不仅当兵，平时还从事手工业和买卖，加上训练和装备都很落后，作战能力很低，也不能适应国家对内政策和对外战争的需要。

俄国的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宗教思想在一切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居民中识字的人很少，社会上出现的书籍都是手抄本，错误连篇，价钱昂贵，行销的也都是一些宣扬宗教的作品。民间盛行信奉鬼神，迷信妖术，普遍保留着极其愚昧落后的风俗。

虽然开办了一些学校，但都是宗教性的，教会对非宗教的知识传播采取敌视态度。据统计，到17世纪下半期，像在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居民中识字的人数也仅占总人数的23.6%。甚至还有一些达官显贵仍目不识丁。特别在妇女中识字的人更少，就连在著名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中，所有的妇女几乎全是文盲。

这种落后状况，严重地阻碍着俄国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看出这种落后状态对俄国的严重危害，也曾有人试图进行改革，但未能大胆果断地进行，因而成效甚微。彼得一世执政后，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毅然决然地抛弃俄国自大守旧的传统，亲自率团出国考察，学习西欧，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大胆果断的全面改革。

第一、改革军事，加强国防，夺取出海口

彼得一世的改革活动，主要是在大北方战争期间（1700—1721）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彼得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围绕着军事改革而展开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彼得的“全部事业都是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 。为了击败堪称欧洲强国的瑞典，夺取出海口，早在北方战争前夕，彼得就着手改组军队。

1700年彼得下令废除射击军，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各阶层不分贵贱，服兵役一律平等。彼得在位期间，先后征兵53次，约有284000人被强征入伍。为了提高军队干部的技术和指挥能力，彼得把大批贵族青年派往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去学习军事，并以重金聘请外国人在俄国军队中担任要职。

1721年，在俄国著名将领中，有14名是外籍人 。同时，在国内还开办了各种军事学校、技术学校和训练班，大力培养军事人才。为了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彼得一世亲自主持制订重要的军事条令和章程。

1716年颁布了著名的《军事法规》。它总结了北方战争的经验，包含了队列和战术训练的基本原理，确定了军队的编制和组织原则。

1720—1722年，又陆续颁布了《海军章程》，对海上舰队的编制、战船的等级、海军官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作了明确规定。彼得在领导海军建设的同时，并注意对陆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他根据北方战争的形势发展，几次调整统帅机构。

1720年，成立了以缅希科夫为院长的“陆军院”，加强对陆军的领导。同时注重兴建各类兵工厂，生产新式火炮，修筑国防要塞和海军基地。

第二、改革和健全国家行政机构

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早就引起彼得一世的注意。为了满足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愿望，彼得于1699年下令，在莫斯科成立市政院（不久改为市政厅）。在其他城市建立地方自治署。

为了巩固地方政权机构，1708年12月8日彼得下令，把全国分成8个省，1714年又增设3个省。各省设总督1人，拥有行政和军事大权。同时，各省还成立了参议会，其成员从地方贵族中选任。

1719年，在保留省的建制的同时，将全国划分为50个州，每个州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

1720年在新都圣彼得堡建立了市政总局，在其他城市成立了市政局。根据市政总局的规程，城市居民分为“正规”公民和“非正规”公民两大类。

对于国家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彼得一世予以特别的重视。1711年2月22日，彼得下令建立参政院，取代原来的贵族杜马。新建立的参政院由9名参政员组成。参政院拥有很大权力，从国家中央机构到地方行政系统，从财政预算、贡赋征收到陆海军的编制，都属于参政院管辖范围。

参政院成立后，1718—1721年间又相继建立起11个院（分管陆军、海军、外交、税务、开支、矿务、手工业、商务、监察、领地、司法），以取代旧衙门机构。每个院由10名重要成员组成。重要问题不是由个人决定，而是采取投票的办法解决。

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完成，为了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能，彼得一世政府于1722年1月24日，颁布了“官秩表”的法令。官秩表把全部文武官员分成14个等级：在文职方面，从14等文官到1等文官；在武职方面，从准尉和炮长直至大将、元帅。这是一种新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利于刺激文武官员的上进心和积极性。在此法令颁布之前，彼得一世还颁布了“一子继承法”，其目的除扩大国库收入外，还旨在保证文武官员的来源。

第三、实行宗教改革，加强皇权

彼得一世不仅在军事、行政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不顾教会势力的反对，大胆地进行宗教改革。1701年彼得一世政府下令将部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主张由世俗官员来管理修道院的领地。彼得一世不仅限制教会经济实力的膨胀，而且还限制教会的权力；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1721年颁布了关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除了总主教的职衔。政府根据管理世俗事务的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管理教会的宗教委员会，以此取代总主教的权力。这个宗教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总局长一职，从非宗教人士中挑选。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局长及局内其他高级官员，像世俗官员一样，由沙皇政府任命。于是，沙皇被称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

第四、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为了改变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彼得一世指定各级政府直接管理教育，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全俄各县普遍建立小学，对贵族子弟实行强化教育，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各国学习。同时，彼得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把西欧近代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俄国来。

第五、兴办近代工业，改变俄国经济落后面貌

在改革期间，彼得一世非常注意扶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国内发展矿业和创办有如外国通常开设的那些工厂企业”。为此，彼得一世以引进西欧先进技术力量为指导，对全国地下资源、铁矿、铜矿、银矿和煤炭等进行勘察和开采。在巩固和扩大原有的场矿企业，把国家创办的一些手工工场转让给私人经营的同时，政府又以提供劳力和贷款等优惠办法，奖励本国商人和外国企业主投资，建立起一批炼铁、炼钢、造船、兵工、采煤、制鞋、纺织、锯木等近代场矿企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

彼得一世为保护和刺激年轻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制定了很高的进口税，同时规定凡开办工场的场主及其亲属均可免服兵役和免交人头税。1721年，他又规定工场主有权向贵族领主购买农奴充当本场的劳动力，凡领主拥有的地下矿藏，加以隐瞒，迟迟不开采者，处以死刑，以此促使领主兴办场矿，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转化。

第六、扶植商业，发展贸易，提高商人地位

彼得一世为了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敕令，并将“城镇居民分为3个行会，第一类是钱庄老板、豪商大贾、医生和大工场主；第二类是小手工业主和商贩；第三类是普通工人、粗活工和自由小市民”。指令各城市建立起有利于商人和工场主的市政制度，规定从第一行会中选出市政长官，由商人管理工商业、税收和民事纠纷，借以提高商人和工场主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又授予商人有贸易特权。

彼得一世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他认为“对外贸易是俄国吸收西欧文化，发展国内生产力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为此，他鼓励商人组织公司，发展对外贸易。在国内则实行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优势。此外，政府还大力整治交通，兴建通商港口，开凿维什尼、沃罗察克运河，使伏尔加河与涅瓦河互相沟通，从而加强了国内市场联系，使俄国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俄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就认为彼得一世改革“为结束俄国百年来的落后状况，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更为形象地给彼得一世改革以高度评价，说它“让俄罗斯腾空而起”。

首先，彼得一世改革大大增强了俄国的军事实力，保证了俄国在北方战争中击败当时欧洲的军事强国瑞典，从而使“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进入强国的行列”。到1725年，俄国已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20余万人的近代化常备军。以前俄国没有海军，到彼得一世执政末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已拥有各种舰只895艘，水兵28000人。

其次，彼得一世改革刷新了俄国政治、削弱了贵族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行政管理效能，俄国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就曾认为彼得一世的行政改革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改革的色彩，在俄国开创了近代议政制度。特别是1722年颁布的“官秩表”，体现了彼得一世的“量才施用”、“论功取仕”的思想，它是对按贵族门阀取仕的腐朽传统的挑战，使一大批出身寒微、德才兼备之士脱颖而出。这对革新政治，广罗人才，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一子继承法”迫使众多功贵族子弟去从商、从军、从学、去“自寻饭碗”，这是对俄国旧贵族势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皇位继承法”革除了旧的皇位继承原则，沙皇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后继人。这些都对整饬政治，强化皇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另外，彼得一世改革推动了俄国逐渐向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迈进，客观上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列宁指出，俄国的欧化“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彼得一世改革，打破了俄国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正是在18世纪初叶，俄国的近代工商业开始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与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出现的同时，在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中“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萌芽”。 通过改革，俄国近代场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1725年，俄国已建立起240多个近代工场，工场内部已有了较细的分工，而且有不少工场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如莫斯科的官营造帆工场拥有工人1162名，谢郭林制呢工场的工人为730名，官营米克连耶夫制呢工场的工人为742名。“同工场手工业发展初期相比，工业中私人资本的比重增加了”。雇佣工人人数也有了较大的增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俄国的工场手工业已基本上赶上英国。尤其是冶金工业发展迅速，1718年，俄国的生铁产量已达到160万普特，跃居世界前列。“俄国生产的铁和麻布已输出到英国市场”。俄国工场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乡商业贸易开始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俄国已能积极地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业竞争。到彼得一世执政的晚年，俄国每年输出的商品额达420万卢布。

再次，彼得一世改革促进了俄国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彼得一世改革期间，乌拉尔和卡累利亚等地设立了矿业学校；莫斯科、彼得堡等城市相继开办了军事学校和其他各类学校。到18世纪20年代，在40多个城市里开办了算术学校。

1703年1月2日，在莫斯科出版了《新闻报》，这是俄国第一份正式印刷的报纸。它报道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消息，也刊登国内经济建设的消息，如各地手工业工场的建设、金属矿藏的发现，等等。

1710年，彼得一世下令采用简易的新字体，代替以前比较复杂的教会斯拉夫字母。由于采用新字体，印刷书籍更为方便，各种书籍得以大量印行。西欧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书籍，如军事学、造船学、建筑学、数学著作，等等，陆续被译成俄文出版。彼得当政期间，俄国还建立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和第一批公众剧院。

1724年1月28日，彼得一世发布关于建立俄国科学院的命令，这对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科学院于1725年成立，下设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三大部。它不仅是一个研究中心，而且是一个教学机构，附设了大学和中学，直接培养科学研究工作者，罗蒙诺索夫就曾在这里得到深造，后来成为著名的俄国科学泰斗。

总之，彼得一世改革具有近代化意义。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国力壮大，跻身欧洲强国行列。通过俄国与瑞典的两次战争结果的比较，可清楚认识到，俄国通过彼得一世的改革，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欧洲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增强。

2、保留封建农奴制，走上扩张道路。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在加强农奴制基础上实行的，俄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这决定了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

1对当时一些落后的封建国家有借鉴作用；

2由于彼得一世鼓励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所以对于当时的一些发达国来说，俄国是一个充足的原料产地、加工工场和劳动力市场。

彼得一世生活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作为贵族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而活跃于政治舞台。他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想让俄国摆脱落后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一事业。同时，广大农民从这次改革中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彼得一世“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

此外，彼得一世改革所使用的手段是野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列宁也指出：“彼得大帝迅速地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迅速采用西欧的成果，决不惜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