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城集》是北宋时期史学家刘颁创作的诗文集。

入为秘书少监。钱勰草制，极称其词艺之富。後以直龙图阁出知蔡州。孙觉、胡宗愈、苏轼、范百禄交荐之，言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乃召拜中书舍人。苏轼草制，称其能读典、坟、邱、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其没也，曾肇祭文有曰：“强学博敏，超绝一世。肇自载籍，孔墨百氏。太史所录，俚问野记，延及荒外，阴阳鬼神，细大万殊，一载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旧章，盈廷不知。有问於子，归如得师。直贯傍穿，水决矢飞。一时书林，众俊并驰。满堂贤豪，视子麈挥”云云。盖一时廷评士论，莫不共推。即朱子於元祐诸人，自洛党以外多所不满。而《语录》云：“贡父文字，工於摹仿，学《公羊》、《仪礼》亦复称之。”岂非攽学问博洽，词章奥雅，有不可遏抑者乎！史载所著诸书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内传国语》二十卷、《经史新议》七卷、《东汉刊误》四卷、《诗话》二卷，《汉官仪》三卷、《芍药谱》三卷。今所存者自《诗话》以外，惟《东汉刊误》散附北监本《後汉书》中，近日始有刻本。《芍药谱》亦仅而不亡。《文集》则《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六十卷。明《文渊阁书目》有《彭城集》十五册，不列卷数。今所传《三刘文集》，仅有《公非集》一卷，凡诗四首、文二十三篇。盖掇拾於散佚之馀，多所阙漏。即《宋文鉴》所选者且不尽载，其他可知。至以刘颜之《辅弼召对序》误属之攽，舛谬尤属显然，殊不足据。今检《永乐大典》所载，篇章尚富。盖即据《彭城集》收入。谨掇拾排比，厘为四十卷。较之原书，所少不过十之一二。与新编其兄敞《公是集》，钜制鸿裁，旧观尽复。在北宋诸家中，可谓超轶三孔，而凭陵两宋者矣。

----出《四库总目提要》

《彭城集》是北宋时期史学家刘颁的诗文集。

刘颁，字贡文，号公非。生于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卒于哲宗元?四年（公元1089年）。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父亲刘立之，字斯立，曾经任知县、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史等职。刘颁的哥哥刘敞，字原文，号公是。历任右正言、起居舍人、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刘敞博览群书，无所不读，对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古今传记以及天文地理、医算卜筮等都有涉猎。特别精通《春秋》。著有《公是集》、《七经小传》、《弟子记》和有关《春秋》的著作多种。

刘颁二十四那年，和刘敞一起考中进士。以后一直在地方上任职，填到仁宋嘉?八年（公元1063年），才从地方调至京城汴梁，任国子监直讲。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由欧阳修、赵概的推荐，参加馆职考试，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改制。这时候，刘颁任判尚书孝功、同知太常礼院的职务。刘颁和王安石、司马光都有着良好的私交，但在政治观点上，刘颁更顺向于反对新法的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青苗法等，而青苗法遇到了极大的阻挠，王安石为此曾写过《答曾公立书》，极力维护青苗法。刘颁在读过这封信后，曾致书王安石，认为王安石“直以周公圣人为证，上则使人主无疑，下则使廷臣莫敢非”，而实际上青苗法“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对青苗法表示反对。刘颁还反对改革学校贡举法，并得到太常礼院同僚的支持。由于政见之不同，王安石便把刘颁贬为泰州通判。不久又转为曹州知州。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担任开封府南司判官。后又离开京城，去地方担任京东转辽使、兖州、毫州知州等职务。不久，由于继他担任京东转运使的吴居原的控告，刘颁被贬往衡州任盐仓监仓。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逝世，哲宗继位。执政的宣仁皇太后高氏起用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颁不久即被起用，先是任襄州知州，很快就回到汴京担任秘书少监。担任秘书少监不久，即因病辞职，去祭州担任知州，但苏轼、范百禄、孙觉、胡宗愈等人联名上奏，挽留刘颁，于是被命为中书舍人，而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而且如果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但这时刘颁已年过六十，且身体多病，到了元?四年（公元1098年）因病去世，卒年六十七岁。

刘颁学问广博，著述丰富，特别精于史学，受到时人的器重。欧阳修认为他“辞学优瞻，履行修谨，记问该博。”王安石写诗称赞他“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才高意大方用世”，“能言奇字世已少”。曾巩推荐他“广览载籍，强记洽闻，求之辈流，罕有伦此。”

刘颁的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参与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为了编修《资治通鉴》，奏请刘恕、赵君锡同修，得到英宗皇帝的应允。而赵君锡因父死而忧，便决定由刘颁接替赵君锡。刘颁的工作主要是分段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删定工作，以及某些考证工作。司马光在刘颁等人已做工作的基础上，再一起共同研究，勒成《长编》。刘颁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是在两汉阶段，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给予以高度评价：“《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文；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五代则范淳甫”。

金毓黻也对《资治通鉴》两汉部分予以高度评价，认为“《通资》（两汉部分）则不然，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记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全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也。”

不仅刘颁精通汉史，其兄长刘敞、侄儿刘奉世也精通汉史，时人称之为“三刘”，三人合著有《汉书标准》六卷。

除参与《资治通鉴》的编撰外，刘颁还校勘过《魏书》、《北齐书》。著有《东汉刊误》、《〈后汉书〉精要》、《五代春秋》、《内传国语》、《经史新义》、《汉官仪》、《中山诗话》、《芍药谱》。

刘颁“为人疏俊，不修威仪”，性格诙谐幽默，出语无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至死不改。

刘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造诣，一生写下了不少诗歌，有《彭城集》传世。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均著录为六十卷，明朝《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彭城集》十五册，不列卷数，《四库全书》收录《彭城集》四十卷。

在四十卷《彭城集》中，卷一至卷十八是诗歌，其中包括七言绝句、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等。刘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有不少上乘之作，作品中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同情，富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幽州图》一诗中，他写道，“鄙夫平居常叹息，蓟门幽都皆绝域；安得猛士守北方，力排敌人复禹迹。”表达了诗人企图早日收复祖国领土的强烈爱国主义感情。在卷十三《京北流人》诗中，刘颁写道，“嗟尔流人亦可悲，白头老叟抱中儿。不羞远作投荒客，自恨生迟外户时。鱼失江湖相煦沫，鸟囚笼槛苦啼饥。乡原日日生荆棘，说似旁人犹涕垂。”

诗中充满了对人民不幸生活的无限同情。在《关西行》里，诗人写道，“关西居人多闭屋，屋底老翁相向哭。县官禁钱钱益轻，百姓无钱食不足。平时斗粟钱百数，今者千钱人不顾。大家萧条无十金，小家流离半逵路。忆初铸钱为强国，盗贼无端皆得职。迩来救弊因宽民，盗贼自苦民逾贫。安得万物皆为铜，阴阳炽炭造化工。铸钱万万大似展，官定足用民家丰。”不仅表达了对人民生活的同情和解除人民痛苦的希望。而且还谴责了官府的弊民政策。这样的诗篇在《彭城集》中还有不少。如《渔翁》诗，“老翁年侵耕作苦，官田税多不敢住。身携儿孙事渔钓，编竹为家寄江浦。朝寻菱芡逗烟水，暮饣卞鱼虾宿风雨。”揭露朝廷税收太重，逼得百姓只好下湖捕鱼度日。在《自古》诗中，刘颁对皇帝因嬖幸而封侯进行了嘲讽，“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骷髅。”；“汉约无功不得侯，奸雄恶少善为谋，却令骄主轻人命，奴仆行师海北头。”

从卷十九至卷二十三是刘颁为皇帝起草的各种各样的制诰。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一是刘颁撰写的奏议、疏、表、制、启、书。这些都是刘颁对当时朝政发表意见的文字，于此可见刘颁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有些则是刘颁谈论学术的文字，如卷二十七《与王深甫论史书》认为“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耳。夫《春秋》，圣人所特作，以见一王之法，不当引为史例。然其讳国恶，犹但使显者隐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为藏匿，使不可知也。后之史官不达此意，猥自?于圣人，以是为史未尝直书。上则顾时君忌讳，退又恶斥言当世权势大人罪过，改之、易之以就美好。悦生者而背死人，不顾是非。”这里是论述中国史学中的曲笔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有着独到的见解。有的书信则是谈论当时的朝政大事，如《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带来的种种不便，指责王安石“直以周公圣人为证，上则使人主无疑，下则使廷臣莫敢非”。

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是序、论、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卷四十是杂著。在上述序、论中，有些表达了刘颁的学术观点，如《〈后汉书〉精要序》、《公是先生集序》、《王天下说》、《处士论》（上、下）等。在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中记录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言行事迹，是了解北宋社会、经济、风俗的原始材料。杂著则内容不一，有读书笔记，有进士策问，有旱祷文、祭文、哀辞等，不一而足。

《彭城集》的被禁毁，和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山诗话》一样，除了书中的内容有问题外，主要是作者是政治上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因此，当崇宋二年徵宗下诏禁毁元党人的书籍时，《彭城集》也就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