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美元是一个经济术语。

二战后建立的以黄金—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受到严重挑战，70年代初期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从1970年至1994年，美国政府基本都在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美元汇率一路狂泻，70年代的10年，美元兑换黄金的汇率差不多下降了90%，80年初美元短暂回升后再次调头向下。整体上，弱势美元政策下美元一蹶不振。美元与黄金脱钩并长期走软，缓解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压力和削减了美国的对外债务负担，但弱势美元并没有能够解决美国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伴随美元狂跌不止的，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迅速膨胀。1990年中期，美国还面临一连串的宏观经济问题：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风险；不断扩大的政府预算赤字；难以弥补的储蓄—投资缺口。继续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已经无法解决而只会恶化这些问题。

1995年，第二任克林顿政府对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一轮较为全面的反思与评估。鉴于弱势美元政策的不成功，结合对美国国际、国内环境的分析与预判，时任克林顿政府财长的鲁宾大胆地提出了强势美元的政策主张。

强势美元政策（Strong Dollar Policy）的核心内容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遏止美元的颓势，容许美元汇率的适度高估，解决美国经济中面临的问题，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1、为了诱导已经游离的美元回流美国。由于美国连年的巨额对外贸易逆差，大量美元“出口”到贸易顺差国，形成欧洲美元（或称离岸美元）游离于美国境外，不受美国政府的掌控，对美国经济而言，是一颗随时有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强势美元政策有利于诱导已经游离的美元回流美国，并能得到适当的监控，减缓其冲击力。

2、为实施投资导向战略提供保障。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中，投资（特别是私人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由于对外贸易依存度小，净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因此，在出口导向与投资导向的权衡取舍中，美国应该也只能选择投资导向。然而，美国国内的储蓄率偏低，存在较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单纯依靠美国国内的储蓄形成的投资已经无法支撑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投资，“进口”资本是实施投资导向战略的重要保障。只有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外国资本才会“自愿”地流入美国，弥补其储蓄—投资缺口。

3、缓冲降息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美国要实施投资导向战略，就必须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然而，降低利率又会使美国经济暴露于通货膨胀风险之中。对通货膨胀风险的畏惧制约了美联储利率工具的操作。强势美元政策下廉价的外资及进口商品的输入，将有效地缓冲美联储降息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

4、为了充实美国债市。由于军费预算及强化美国全球霸权的需要，美国每年的政府开支庞大，如果仅仅从美国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势必与美国的私人投资需求“争食”，美国朝野当然都不愿这种状况出现。要寻求“外源融资”充实美国债市，强势美元政策就必须得到实施。

5、为了增强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美国是全球实力雄厚的金融市场，但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位中，纽约却一直位列伦敦之后屈居老二，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事实。伦敦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巨大的欧洲美元业务。强势美元应该能够削弱伦敦的竞争力而强化纽约的实力。

6、为了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元呼之欲出，欧元将对美元的国际霸权形成巨大的挑战，强势美元有利于巩固美元的地盘，阻滞欧元对美元的潜在威胁，保证美国政府从“出口”美元中获得的巨大的铸币税收入。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强势美元政策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目前，该政策正面临一系列微妙的调整。近期，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暗示，布什政府已经放弃了长达8年之久的“强势美元”战略，引爆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美元恐慌。虽然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和斯诺都坚持说美国仍在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但是，他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对这项政策给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美元汇率的下跌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并且认为“强势”意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同时，美国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他们对最近美元汇率的下跌感到宽慰，并且不反对美元汇率的进一步下跌。由此可见，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正发生微妙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