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1898年12月～1981年12月16日），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福建永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并领导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农民武装暴动。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在山东工作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1954年至197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75年至1980年9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

张鼎丞（1898年～1981年）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福建永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并领导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6月领导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并组成一个营的红军部队，任营长。后历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工农红军第七军第19师第57团团长，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四军第4纵队党代表。参加古田会议后，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0年后，历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粤赣边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西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边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

张鼎丞同志是福建省永定县人。

1898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青年时期在做小学教师时，参加了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张鼎丞同志同邓子恢等同志一起，领导福建西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张鼎丞同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和卓越领导者。

1929年7月，张鼎丞同志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同年12月，参加了在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后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转战赣南。

1930年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出席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部长。

1932年，被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积极组织召开县、区、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为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期间，张鼎丞同志同罗明等同志一起，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向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前，毛泽东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张鼎丞果真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走去，在那特别艰难的岁月里擎起南方一角天。中央红军长征后，张鼎丞同志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一起，在这个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配合了南方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西安事变后，张鼎丞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同闽西南的国民党当局谈判，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建立了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为推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对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鼎丞同志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在苏南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延安整风期间，张鼎丞同志担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他认真执行中央的整风指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坚决抵制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表扬。

解放战争时期，张鼎丞同志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这个时期，他领导广大军民英勇作战，剿匪反霸，培养干部，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华中、华东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以及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鼎丞同志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从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保护人民群众、打击敌人和刑事犯罪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成绩卓著。在十年内乱中，张鼎丞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但他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几十年来，张鼎丞同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而受到党的表彰，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张鼎丞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始终不渝地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廉洁奉公。他一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亲人都惨遭敌人杀害，还是在自己身处逆境蒙受诬陷的时候，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他精心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嫌弃犯有错误的干部，对待同志心平气和，热情诚恳，宽以待人，严以责己，自己学而不厌，对人诲人不倦。他一贯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3年患病以来，他以坚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继续为党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张鼎丞同志积极响应和推动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动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张鼎丞极为关心农村，特别是老区的生产和建设，虽然身居高位，但极为体贴民情，习惯了往基层跑。他多次强调，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么样，是头等大事”，“应当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他永葆“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的本色。1953年、1958年和1961年，他三次回到闽西老区，搞调查研究，并指导工作。晚年身患重病住院时，他还渴望回福建、回闽西走走看看，那片生养他并长期战斗过的红土地让他魂牵梦绕。张鼎丞同志生前曾向中央要求，在他逝世后办丧事要从简，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他这种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1981年12月16日，从客家山乡跃出的千里马——张鼎丞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魂兮归来。

1982年1月1日，一架草绿色的“安二”型飞机，沿着“客家母亲河”——闽西汀江两岸缓缓低飞，张鼎丞的骨灰，撒落在他深爱着的热土。他是客家山乡的儿子。他又回到了客家山乡。

张鼎丞（1898—1981年），原名福仁，1898年生于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村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曾就读于本村私塾和初级小学，后到邻近的丰稔市作新高级小学读书。校长刘海垣见他品学兼优，特地为他取学名为“鼎丞”。

1924年秋，回乡担任金砂公学校长。

1926年6月，鼎丞到达当时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招生日期已过，只得返回，暂时到大埔县青溪保灵寺小学当教员，在那里他意外地结识了任县教育局督学的共产党员饶龙光。饶把《共产主义ABC》、《向导》等书刊借给他阅读，使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一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在这危难之秋，他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金砂，秘密发展党员，不久建立中共溪南支部。同年9月，南昌起义军南下经过闽西，他到上杭城去见周恩来、朱德等起义军领导人，得到周、朱的鼓励。此后，他从外地请来工人，制造单响土枪和子弹，准备组织农民起义。11月当选中共永定县委县委委员。

1928年春天，领导金砂一带群众要求县政府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以及向地主借粮度荒。6月，中共永定县委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决定领导全县农民武装暴动，推举鼎丞任暴动总指挥。7月他和邓子恢从起义工农中挑选出数百人，建立起闽西第一个工农红军营，他任营长，邓任党代表，在溪南里13个乡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约2万人分得了土地。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次入闽，按照中共临时闽西特委的部署，立即带领永定农民武装向国民党驻军和地主武装——民团发起攻击，策应红四军作战。25日协同红四军占领永定城，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他出任县革委会主席。6月，毛泽东、朱德将闽西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他被任命为四纵队党代表。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正式成立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当选为特委书记，当选为军委书记。

1930年6月率领部队回到闽西。

1931年春，闽西苏区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重大错案。7月1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撤销了闽西肃反委员会，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处。同年11月，鼎丞率领闽西代表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委员（即部长）。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鼎丞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主持领导下，制订了各项法令、条例，建立了法制，健全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制度。他身体力行，带动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为工农大众办事。但是，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的执行者，在排挤打击毛泽东的同时，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大批干部也进行排挤打击，1933年秋，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调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任粮食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2月，被苏区分局派回福建，经省委同意率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穿过国民党军的层层围堵，回到杭、永边坚持游击斗争。第二年初夏，又和从江西突围出来的邓子恢、谭震林等汇合，共同召开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席。面对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残酷“围剿”，他和邓、谭等遵照毛泽东制订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之战略战术，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1938年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到皖南军部集中，待命抗日。

1939年5月，与周恩来等经重庆、西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毛泽东听了他汇报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他留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结业后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

1945年4月，鼎丞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6月，蒋介石发动新的全国内战，华中地区首当其冲，他和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指挥华中军民自卫反击，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然后转移山东。

1949年7月，鼎丞与叶飞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领导福建军民顺利进行清剿土匪、土地改革、恢复革命老区生产。

1954年初，他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以后，又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此项职务，他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连续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定。

张鼎丞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山东五莲县是老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是我第三野战军的后勤基地和中共华东中央局、山东省政府的重要后方之一。1948年1月，华东局派出80人的工作团到五莲帮助工作，提出“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确定五莲县为整党、结束土改工作实验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实验县)。实验县工作由时任中央委员、华东局常委、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负责。张鼎丞在五莲虽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留在五莲人民心中。

张鼎丞来五莲时，已是年过半百，加上工作劳累、伙食欠佳，身体很虚弱。负责给他号房子的同志因此想为他安排一个比较舒适的住所。张鼎丞却偏偏选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草房住下来。张鼎丞对号房子的同志说：“眼下，老百姓的生活这样困难，我们住到那样好的房子里，咋能心安？住在这里就很不错嘛！一来不影响工作，二来便于接近群众，随时都可以到他们那里走走，了解情况。这样工作起来心里有数。”

一天，华东局党校约百余名准备到实验县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干部，集合到华东局驻地附近的河滩上，等待张鼎丞给他们做动员报告。因天气寒冷，他们有的头戴羊皮帽，身穿棉大衣；有的带了警卫员、通讯员和马匹，黑压压地坐了一片。张鼎丞一见这副模样，就问他们：“同志们来五莲干什么的呀？你们这副装束，还带了警卫员、枪支，是来发动群众还是吓唬群众呀？”

当时，五莲的农村卫生条件较差，华东局机关和工作团的干部就经常早起提水泼街，清扫垃圾。有人在扫街的队伍里发现了张鼎丞，便说，您的工作这么忙，就不必再来办这些小事情了。他笑着说：“马克思叫我们都做人民的公仆，公仆都是勤务员呗，咋能分大小事，你们干，我咋不能干!”在他言传身教下，华东局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为人民做好事。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的群众。于是，大家约合着要去向他道谢。消息传到张鼎丞那，他吃了一惊，赶忙打发人去劝阻群众，说：“有什么可感谢的？不为人民谋幸福，还叫共产党的干部？”

张鼎丞经常找华东局干部和地方干部谈话，每次谈话他都把党的方针政策讲得清清楚楚，教育大家密切联系群众，兢兢业业为党做好工作。他曾先后利用两个半天时间与时任实验县县委副书记的辛玮谈话。让辛玮敞开思想，有啥讲啥，不必顾虑，使辛玮受到强烈感染和莫大鼓舞，以至终生难忘。

一次，张鼎丞召集工作团的几个负责同志开会。一开始他就笑着说：“召集大家来，是想同你们商量架‘桥’的事……”一听说要架桥,大家都愣住了。见大家不甚理解，他就接着解释说：“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会常驻五莲，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走的。五莲的事，主要还得靠县委来管，要靠五莲的县、区、乡、村干部来管嘛！他们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他们的思想啥样子，作风啥样子，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能不能贯彻，关系到党的威信能不能提高。我们一定要把这座‘桥梁’架牢靠。你们说对不对呀？”这么一讲，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鼎丞说的“架桥”是在为党架设一座联系群众的桥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