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转到北京,结识了
邓颖超。同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张锡瑗被组织选送赴
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为培训中国革命者而专门创立的中山大学)学习。
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两年时间。她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知识,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了解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
苏联的斗争经验,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聆听了当时苏共领导人和
国际共运领袖
斯大林的演讲和报告。
1927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张锡瑗结束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到家乡
保定,她与妹妹张锡瑞、张锡珍一起,协助父亲张镜海(保定铁路工会负责人)在保定开展革命斗争,支援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全国的北伐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机关一度迁往武汉。张锡瑗在武汉中央秘书处,意外地遇见了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已改名为邓小平的邓希贤。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张锡瑗和邓小平随即到了上海。
当时,中央秘书处的内部交通工作经常由一些负责干部的夫人来做,性格活泼,而富有
应变能力的张锡瑗,当然也不例外。内交的任务主要是和各处秘密机关递交文件和通知,交流情报。这种流动性的工作艰巨而又危险性大,如当时的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就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的。
张锡瑗在执行任务时,身穿得体的旗袍、梳短发、
高跟鞋,一副
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从容来去,应付自如,从没出事。由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秘密隐蔽的斗争,张锡瑗表现得同样的成熟、老练。难怪时隔60年后,那些曾与她共过事的革命老人,都能清晰地记忆起她的
声容笑貌和矫捷的身影。
1929年,张锡瑗因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英年早逝,孩子不久也夭折,这是邓小平难忘的一个冬天。但是,因为军情火急,他顾不得掩埋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便又带着中央的指示,直奔广西领导武装斗争。一路上,张锡瑗去世时的情景,萦绕在邓小平心头。
翌年春,当邓小平途经香港时,得悉
中央特科的李强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于是找到李强居住的旅馆,面托李强处理张锡瑗善后事。
李强回到上海,根据中央军委之命,便和邓颖超、
张晓梅(张锡珍)等在
江湾公墓购穴,以传统的方式,埋葬了这位年轻的女革命者。与其相邻安息的,还有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4月牺牲的
罗亦农和1929年2月病逝的苏兆征。为了保密,墓碑上都用了化名。
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城的邓小平,十分怀念张锡瑗,在李强的帮助下,时隔20年后,找到了她的
遗骨。当时,邓小平和陈毅都居住在瑞金路“厉志社”旧址(又称
瑞金花园),收殓好烈士遗骨,装进特制的棺木中,妥善安置于瑞金花园内。
直到20世纪60年代,筹建上海
市烈士陵园时由
上海市民政局接收,并于1969年安葬于新建陵园的烈士墓区首排,崭新的卧碑,刻写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张锡瑗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