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望(笔名西岳),男,生于丁亥年正月,陕西武功人。
主要作品
张西望在全国和地方新闻媒体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党建》杂志、《民主与法制》杂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陕西日报》、《当代陕西》杂志等发表文章、著述、作品600余篇,获奖80余次(其中在全国获奖18次)。许多优秀之作被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气象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等编入20多种专集。
由张西望联系约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拍摄的电视片《春雨》、
筹办的“党旗飘飘”摄影大赛等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张西望撰写的长篇通讯报道的四位先进人物被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作为重大典型推向全国。其中《秦岭之巅一面高扬的旗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并先后作出重要批示。
人物评价
张西望的经历事略先后被载入《中华人物辞海》、《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等10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当代作家文集《西望长安满眼春》(作家出版社出版)。
西岳,好美的一座山(作者 春藤)
西岳华山,北瞰黄河,南牵秦岭,“远而望之若花状”,自古以来以雄伟、巍峨、险峻、秀丽而闻名于世。
笔名西岳的张西望,从小就与西岳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孩提时代,父母为他起了个与华山西峰相同的名字。以后,驻村干部将他更名为希望。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他觉得这两个字使用频率太高,便改为西望。西岳这个笔名,是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以后总编为他取的。这是他发表文章最常用的笔名。在陕西乃至全国,西岳似乎比张西望叫得更响。
张西望倾情西岳华山,中学时代就开始攀登华山,至今已创下十多次的登山记录。每次登山,都有新感受、新收获。他爱华山,登华山,写华山,拍华山。华山是他的雕像,给他睿智;华山是他的榜样,给他力量。挂在书房的那幅西岳华山照片,是他本人的摄影作品,表达了他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张西望在一篇登山日记中写到:“我赞美西岳,因为西岳是我心中最美的一座山。人生在世,就应当像西岳华山那样,坚韧不拔,志存高远,顶天立地,朴实无华。”
一
西岳华山以千锤百炼,坚韧不拔的气势,赢得了雄伟与壮美。长期奋斗在新闻战线上的张西望,以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宣传报道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歌颂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树起了一面又一面旗帜。
张西望采访的事件通讯,涉及重大政治活动、经济建设成就、社会热点问题等诸多方面。他的作品题材重大,内容丰富,手法新颖,许多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他写的每一篇事件通讯,都凝聚着他的职业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张西望为筹办纪念座谈会,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就与三名同志一起奔赴延安、榆林,沿着毛主席当年在陕北的活动路线进行采访。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创造的精神财富,拓宽了当代人的胸怀;毛泽东挥舞过的老镢头,又开出了一片新天地。改革开放以来,陕北老区经济建设的再度辉煌,促使张西望又一次踏上了这块神奇的土地。
初冬的陕北,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张西望一行四人,走遍了陕北的山山峁峁,沟沟梁梁。老红军的热炕上,传出了他们攀谈的笑语;星罗棋布的油井旁,留下了他们奔走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张西望都和大家一块商量报道角度,确定采访内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挖掘新的素材。
在靖边县,张西望被这里的石油天然气开发规模所震动。毛主席转战陕北到过的青阳岔,40多年后一下子打成43口油井。以靖边为中心的陕北大气田控制面积3200平方公里,储量已达1300多亿立方米,为世界级大气田。张西望他们在天然气开采的井架下追上了县委书记李三原,了解到第一手资料。张西望听得认真,记得详细,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晚上,他又找到住在县招待所的广东、福建客商,请他们畅谈投资打井的经历和感受,一直到深夜才休息。
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小河沟,深藏在群山的褶皱里,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出都得爬山。车到山前,无法通行。几公里远的山坡,他们一鼓作气爬了上去。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地方居然也能打出石油!毛主席当年的老房东诙谐地说:“毛主席洒过尿的地方,现在都出石油。”张西望一面与老房东兴致勃勃交谈,一面仔细参观采油工地作业。生动鲜活的革命故事和创业事迹,深深地打动着他的心。
这次采访,历时半月,驱车万里。回到西安,张西望顾不得休息,又和大家一起商量提纲,整理材料,完成了长篇通讯《陕北是个好地方》。他们为搜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革命史料而兴奋,也为改革开放以来陕北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而振奋。
2003年秋天,渭河干流发生了罕见的连续五次洪峰,把渭河下游蹂躏得面目全非,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
灾情发生后,张西望自告奋勇采访这一牵动中央领导,牵动全省上下的重大事件。西起宝鸡峡,东至三门峡库区,他沿途目睹了一幕幕荡气回肠的英雄事迹和感人故事,更多的是听到治理渭河、造福三秦的呼唤与企盼。
在华县、华阴,张西望看到洪灾给渭河两岸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焦虑万分。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渭河下游泥沙淤积,潼关高程抬升,12条南山支流多数成为地上悬河。这次因渭河入黄不畅,支流倒灌,导致石堤河、罗纹河多处决口,淹没大片村庄、农田,造成巨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03”大洪水,当务之急是疏散库区群众,安置灾民,再后就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所见所闻,使张西望开始思索: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是陕西人民的母亲河,为什么屡屡给人民带来灾难?于是,他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了渭河治理方面,着手写一篇述评性的通讯。
他深入渭河流域一些重点市、县,和领导同志一起座谈,和受灾群众一起讨论。同时。走访了省水利厅、黄河管理委员会、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向专家和科研人员请教。以后,又专程去国家水利部,听取水利专家和权威人士的意见。
在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张西望写出了长篇通讯《思考渭河》,包括渭河水患产生的原因、当前防洪减灾的重要性和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史料翔实,论理充分,受到有关职能部门重视和社会关注。
张西望以英雄人物的精神宣传报道英雄人物。在他的笔下,英雄人物栩栩如生,先进事迹生动感人。不论是重大典型还是凡人小事,他都费了一番苦心。他所写的人物通讯,30多篇在省内产生过一定影响,许多人物被树为行业先进典型。朱显发、陈素华、鱼新平、邵小利等四位先进人物被作为重大典型在全国推出。
1991年春节刚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俊良(现任中宣部副部长)向他推荐了商洛地区气象局政工干部陈素华的先进事迹,并指名让他前去采访。当时,并没有现成的
事迹材料,仅有陈素华的一篇学习体会文章。看来,要完成这次采访任务,还需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
陈素华所在的单位在秦岭南麓的东龙山上,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她身患癌症,先后动过三次大手术,但仍顽强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张西望来到气象局的第一印象是,能长期呆在这个地方就很不容易,一个癌症患者就更了不起!
采访开始,陈素华很不习惯。尽管不断启发引导,她还是离不开单位工作这个话题,对自己的事迹避而不谈。张西望只好改变方法,先找领导职工谈,又找亲朋邻里谈,同时翻阅她的工作记录和相关资料,初步理出了一个头绪。然后,再找陈素华核对事实,追问细节。这样,通过深入细致地采访,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终于在他的脑海连成一片。
夜深人静,他摊开稿纸,开始苦战。先列提纲,再拢素材,然后一气呵成。初稿写成,又作了两次大的修改。整整一个星期天,他完全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当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抄完后,已是星期一的凌晨3点钟。上班后,总编看过这篇通讯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连声说:“不简单,速度快,质量高!”
报道陈素华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山的女儿》发表后,时任省委书记张勃兴当即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学习陈素华的崇高精神、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视,更激发了张西望的采访热情。他第二次来到商洛,进一步发掘陈素华的精神境界,写出了《大山的女儿》续篇,使陈素华的典型事迹广为传颂。不久,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向陈素华同志学习的决定。国家气象局在北京召开授予陈素华“全国气象系统模范工作者”大会时,特邀张西望参加。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赞扬他说:“非常感谢你宣传了陈素华这样的先进典型,你为全国气象系统做了一件大好事!”七一前后,陈素华的先进事迹在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从而使这一先进典型推向全国。
《大山的女儿》是新闻界公认的优秀作品,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被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入《三秦先锋谱》,被气象出版社编入《情洒商洛》,被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编入《全国地方党刊优秀作品选》,被成都科技出版社编入《中国优秀编辑记者获奖作品选》。被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家气象局评为第一届“全国气象好新闻”一等奖,被全国党刊研究会评为1991年度全国党刊优秀稿件一等奖。
在张西望的新闻生涯中,报道佛坪县岳坝乡党委书记朱显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实践“三个代表”时代壮歌的长篇通讯《秦岭之巅一面高扬的旗帜》,可以说是一个顶峰。
这篇通讯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温家宝、曾庆红的高度重视,他们分别在通讯首页作出重要批示。温家宝同志的批示为:“那些深深地爱着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一切以至生命的人,人民永远爱戴和怀念他们。”曾庆红同志的批示为:“朱显发同志的事迹甚为感人,他以自己实际行动实践了‘三个代表’。请商陕西省委,如何宣传其事迹,让大家向他学习。同时望关心他亲属的生活。”随后,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贾治邦也作出重要批示。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对宣传朱显发同志的典型事迹和开展向朱显发同志学习活动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陕西省委追授朱显发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作出关于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朱显发同志学习的决定。省政府批准朱显发同志为革命烈士。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的安排部署,中央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派出记者赴佛坪采访,进行宣传报道。向朱显发同志学习,忠实实践“三个代表”,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热潮,在三秦大地迅速兴起。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张西望认为,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是对英雄人物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对一篇新闻通讯作出重要批示并不多见,应当说是组织工作和思想战线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体现了对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视,同时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鼓励。
朱显发作为重大先进典型推向全国,也使张西望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张西望说:“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归功于英雄人物,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感动了我,我只是尽了新闻工作者的一份职责。”
张西望发掘和报道朱显发的英雄事迹,完全出于对重大新闻线索的敏感和热心。2002年6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给佛坪县带来了灭顶之灾。张西望在编发稿件时得知朱显发抗洪抢险英勇献身之后,立即拿定主意,亲自去佛坪采访这一重大典型。当夜他和几位同志加班编排完抗洪专版已经是凌晨4点多钟。回家休息了两个多小时,清晨7点钟便又动身向佛坪进发。
灾后的佛坪,满目疮痍。县委的同志听说张西望要去岳坝乡采访朱显发,便好言相劝:“岳坝地处偏远山区,道路全被冲毁,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你们在县上召开个座谈会,看看材料就行了!”张西望却坚定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到岳坝去一趟,要不,怎么能得到第一手材料!”县上的领导劝不住他,只好派了两名同志陪他们一同前往。
张西望一行四人,挽起裤腿,爬山趟河,历尽艰辛。有一个路段,由于山体滑坡,无法行走。当时正值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烤着湿地,蒸得人全身都不舒服。他们抓着树干,踩着淤泥,小心翼翼,如同走钢丝一般。在一个村子旁边,修路的农民知道他们来采访朱显发,争相用摩托车送他们一段路程。不到一米宽的山路,雨水泡过之后十分松软。驾驶员稍有疏忽,就会翻下十多米深的山崖,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冒险闯过来后,张西望他们拿出40元钱作为答谢,塞给四位骑摩托的农民。岂料,他们却把钱硬甩了回来:“都到啥时候了,还讲什么钱!”
他们长途跋涉9个多小时,终于在当天傍晚到达目的地。岳坝乡政府已被洪水冲毁,乡干部安排他们住在临时租用的供销社阁楼上,并用稀饭、馒头、咸菜慰劳他们。大灾之后,这就是最好的招待。饭后,他们不顾一路疲劳,立即赶到朱显发同志献身的地方,请乡长田建洲讲述英雄牺牲的经过。接着,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走访朱显发的亲属及朱显发生前救助的贫困户。这天正好是七一党的生日,他们感到,以实际行动纪念这个节日显得特别有意义。
返回西安后,张西望一连两天,足不出户,连夜奋战,挥笔写成了长篇通讯《秦岭之巅一面高扬的旗帜》。这篇通讯在《当代陕西》发表。随后,陕西日报全文转载,《机关党的工作》全文刊登,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分别被编入《风口浪尖写人生》、《三个代表在三秦》等书。张西望后来与他人合写的通讯《饱蘸热血写人生》,也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西安话剧院以此内容编排大型记实话剧《风雨彩虹》在省内外演出。
二
西岳华山耸入云天,志存高远,倍受世人敬仰。张西望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凡事都力争高起点,大跨度。不论是策划办刊还是筹谋重大举措,他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90年春,《共产党人》杂志社筹划出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专号,领导班子决定,委派张西望和另一位同志去北京,联系请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有人对他们说:“江总书记日理万机,重任在肩,哪有时间给一个地方杂志题词!”身为副总编的张西望听罢此言,没有泄气,想凭着一股热情,闯一闯,试一试。
他们3月21日到达北京,当天就电话联系,四处奔忙,投入紧张细致的工作。这件事需先报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他们找到中办秘书局的一位同志,经疏通渠道,很快与江总书记办公室接上了头。当晚,张西望按规格改定了呈送江总书记的报告公函,找人用微机大字号打印出来。报告内容大致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甚嚣尘上之时,延安精神也受到责难。您担任总书记之后,十分关心延安老区建设,号召发扬延安精神,第一站就到陕西视察和指导工作,使陕西干部群众深受感动。陕西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拟出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专号,敬请您在百忙之中为本刊题词或对本刊记者发表谈话。
3月23日清晨,他们迎着和煦的春风,乘车直奔中南海。按照预约的时间,上午9点,他们准时赶到江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在会客厅,两位秘书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秘书尹庆民看了报告公函说,题词和发表谈话,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内容。江总书记今天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会,回来后我们一定报告此事。经请示同意后再具体拟定个东西。
等了好几天,音信渺然。张西望怕事情落空,便又赶到中南海西门值班室,给尹秘书打了电话。尹秘书告诉他,江总书记已经愉快地接受了请求,会在方便时题词。听到这个消息,张西望喜出望外。4月2日,他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企盼江总书记早日题词的心情。信件送至中办机要局后不久,他们便返回西安。
正当杂志社全体同志翘首等待之际,4月9日下午,开完全国人大会的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现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从北京带回中办秘书局给陕西省委的函件和江总书记的光辉题词:“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这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以来首次为一家报刊题词,含意深刻,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对陕西党刊,而且是对整个陕西工作的关怀并寄予厚望。
《共产党人》杂志专号扉页刊登了江总书记的光辉题词,并发表了张西望起草的评论《亲切关怀,巨大鼓舞》,陕西主要媒体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著名画家李琦将他收到的这期专号转送给新华社记者何平(现任新华社副社长),便有了中央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江总书记的题词,经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宣传后,倾刻间在三秦大地成为热门话题,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1991年4月,张西望被抽调在陕西省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宣传组担任组长。他提议并拟订拍摄以农村社教为题材的电视专题片《春雨》的计划。这个计划经省上领导在全国12省市汇报会上汇报后,引起江泽民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的重视。江泽民同志称赞这种做法很好,并询问了专题片的主要内容。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省委领导的支持下,张西望主持拍摄了电视专题片《春雨》,宋平同志题写了片名。
拍片期间,他带领摄制组跑遍了关中、陕南、陕北各地。田间地头,山乡农舍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到一地,张西望就立即召集干部、群众座谈,选择内容,确定镜头。岐山县两个乡过去被一条大沟隔阻,交通不便。社教期间,干部群众自筹资金修建大桥。摄制组赶到那里时,天气突变,狂风大作。是顶风拍摄还是打道回府?张西望像临战的指挥员一样,大声喊道:“只要群众坚持干活,我们就要坚持拍摄。这正是捕捉镜头的大好时机!”他和大家一起下到沟底的坝面上,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
奔忙了两个多月,拍摄的素材带长达10多个小时。张西望过去常看电视专题片,但真正策划制作还是第一次。为了保证质量,他请
西安电影制片厂颜学恕、
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许琴作导演和配音,请著名作家陈忠实、肖云儒当参谋。剪辑时,他一直坚守在机器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选择、取舍,反复琢磨,仔细推敲,常常一熬就是一个通宵。肚子饿了,半夜三更敲开饭馆大门。厨师从冰雪堆里刨出猪肚之类,搞几碟凉菜。大家喝着啤酒,感到苦中有乐。回到工作室,又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全然忘记了是白天还是黑夜。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苦鏖战,《春雨》大功告成。张西望和省委社教办一位同事把专题片送到中南海宋平同志办公室。宋平同志看后,作了充分肯定,批示转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和国家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田聪明(现任新华社社长),让他们安排在中央电视台播放。1992年4月22日至24日,三集电视专题片《春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与全国观众见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张西望发起并协助美编筹办了《党旗飘飘》摄影大赛。这次大赛由共产党人杂志社和中国摄影家协会陕西分会联合主办。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专门到杂志社找张西望和美编,商定摄影展的名称和征稿办法,并提出让他撰写《前言》。张西望既组织策划,又担任评委,除了精心筛选作品,还要参与布置展馆。这次活动担任评委的有许多著名摄影家和知名学者,全国30多个省市摄影工作者送来了300多幅作品。对于张西望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七一这天,摄影展开幕式在西安美术家画廊举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和各届代表剪彩。展出7天,先后近2万人观看了展览。7月中旬,摄影展移至北京,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中央有关领导、陕西在京工作的老同志和首都各届人士前往参观,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此后,展出作品精选137幅,编成大型画册《党旗飘飘摄影作品选》(薄一波同志题写书名)出版发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事多,喜事多。香港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宣传,张西望提出了编辑《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专版》的构想。
他召集编采人员,集思广益,很快列出宣传提纲。内容包括: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一国两制”的理论文章、“百年雪耻赖国力”等7篇专访、香港问题形成和中英谈判内幕等史料、香港现状和经济发展介绍、歌颂香港回归的文艺作品。经过各方努力,不到半月,所约稿件如期集中到他的案头。
张西望把办好这期专版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一连3天连轴转,精心修改了每一篇文章,编排了栏目,选发了精美的封面和内文照片,做到了内容充实,文图并茂。这期杂志出版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赞扬。
1997年夏天,三秦大地迎来了又一个大丰收。张西望由此得到启发,设想筹划一次农村致富带头人到省委书记省长家里做客活动。主意拿定,他便贸然给时任省委书记安启元写了一封报告函。没想到,这份手抄的便函却受到重视并被批准。经与省长程安东办公室联系,程省长也欣然同意。
紧张的筹备工作说来简单,但确定参加做客的人员却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先从比较有名的农民企业家、致富带头人中间选出一部分,再请各地市组织部门推荐一部分,拿出初步名单,然后与书记、省长办公室协商,最后确定了9名同志。随之具体安排了活动日程,并逐一通知到人,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做好发言准备。
6月22日下午,省委、省政府大院迎来了一批农村基层的布衣之客。省委书记省长邀请的9位农村致富带头人成为省城座上宾。张西望引导大家来到安启元家门口时,早已迎候在那里的安书记与客人一一握手。在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中,大家无拘无束,开怀畅叙。安书记从厨房端出切好的西瓜,亲手分送到每一个人手中。大家说,只要我们上下一条心,就能把陕西人民的生活搞得和沙瓤西瓜一样甜蜜。程省长在会客厅以公仆的身份热情地接待了客人,虚心听取了大家发展农村经济,致富奔小康的好经验、好做法。农民的殷切期望和领导的深情嘱托,构成了新时期干群关系的新乐章。
这次活动,搭建起省委领导和农民朋友沟通的连心桥,一时在全省传为佳话。省内和中央一些报刊就此作了述评报道,被誉为新闻工作者制造新闻的典型事例。
三
西岳华山历经风雨沧桑,雷电霹雳,依旧巍然屹立,顶天立地。张西望挚爱事业,道路坎坷,却精神不倒,无怨无悔。他挺起不屈的脊梁,始终以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
1985年春天,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调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离陕前拟选秘书随同调往北京,省委一位老同志推荐了张西望。马文瑞先后找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进勋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生铣征求意见,两位部长一致同意。省委组织部当即进行考察,并将考察材料报送马文瑞同志。
张西望从陕西师大调入省委党刊社的前一年,省委办公厅曾选调省委领导同志拟任秘书,省委科教部与陕西师大党委组织部将他作了推荐。1981年4月,省委创办《支部生活》杂志,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通过协商,正式把张西望调入省委党刊社。现在又有人推荐他做领导秘书,他想着自己也许与秘书工作有缘。再说,先后推荐的有12个人,马文瑞最终选择了他,也算是一种幸运。
马文瑞到京后,按照中央《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精神,向中央组织部领导报告此事,并给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写信,提请解决张西望的调动问题。根据马文瑞和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商定的意见,先借调张西望到北京工作。
张西望在北京3年间,除处理日常事务和文字材料之外,主要是帮助整理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方面的史料。马文瑞14岁参加革命,在陕北特委的革命活动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西望感到,把我党在延安时期这一段历史和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史料,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反映出来,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马文瑞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每次布置工作事项,总是井井有条,有板有眼。对于革命经历中的每件事、每个人,记得都很清楚。张西望与马文瑞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常常连散步时间也不放过。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马文瑞把张西望找来,说要讲述陕甘东区的革命斗争,他已想了一个大致轮廓。在将近3个小时的交谈中,马文瑞兴致勃勃,毫无倦意。张西望聚精会神,不时提问。第二天,记录的笔记略经整理加工,一篇文章便脱稿而出。
这一时期,张西望去得最多的是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在北京西山,他在那里一呆就是个把月。刚开始提档案时,填好目录索引,一星期后才能正式提取。张西望耐不住性子,再三要求提前时间。档案馆的同志看他心情迫切,便答应缩至3天。以后,他便成了档案馆的常客。也许因为陕西人的缘故,张西望感到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革命13年的党史资料十分珍贵,又十分亲切。他每查找、收集到一份珍贵资料,就如同矿工开出矿藏一样,如获至宝。
1986年冬天,张西望跟随马文瑞去云南、四川、湖北考察,仍然带着整理党史资料的任务。有一天下午,大家去昆明附近参观一座古迹。张西望便提出让另一位秘书陪同前往,自己留下来继续抄稿。从清晨到晚上,他一口气竟抄完了近2万字的稿子,使得云南省委接待处安排打印的同志为之惊叹。马文瑞看到最后修改打印的定稿,高兴地说:“今年,我们干成功了两件大事。一是西望同志写成回忆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二是谢晋同志拍出电影《彭大将军》。”《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一文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编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型丛书,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入《马文瑞文选》出版。
1987年9月,正在北戴河的张西望突然接到所在单位打来的电话:职称评定工作已经开始,要申报就赶快回陕。张西望是个事业型干部,来北京前既无职务又无职称,这次错过机会,自然于心不忍。他向马文瑞说明情况,马老理解他的心情,同意他暂时回去一段时间,事情办完尽快返京。临行前,张西望已从习仲勋的秘书那里得知,他调入北京一事已经批准同意,批件已转中组部调配局。是继续做秘书工作,还是重操本行?权衡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张西望回到了久别的陕西党刊社,当年11月评上了编辑职称。1988年5月,又被任命为共产党人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借调期间那一段工作,只是作为一种人生经历,留在他那深远的记忆里。
担任杂志社领导职务后,张西望将大量精力放在了提高刊物质量方面,策划了好几期有影响的专集,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他与主编商定,并经上级部门批准,将《支部生活》改名为《共产党人》,采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题字手迹(张西望从中央档案馆带回),以体现党刊特色和地方特色。经过一年多的运行,他又觉得杂志开本小,容量少,主张将32开本改为16开本。在讨论多次难以定夺时,张西望特意请来宣传部主管副部长方杰到会,并在会上阐述了改刊的三大好处。方部长听后,表示同意,并签发报批。第一次出刊的16开本《共产党人》杂志,面目一新,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1990年4月,共产党人杂志社由原来的处级建制提升为副厅级建制,《共产党人》杂志由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主办的党员教育读物变为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张西望被任命为共产党人杂志社副总编兼编辑一室主任(正处级)。在探索省委机关刊物如何适应改革形势,创办全国一流党刊方面,张西望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和建议。他提出将细碎繁杂的栏目改为
版块式结构,以党建主线贯串全刊的设想得到采纳,并由他主持实施,使刊物一改旧观。
张西望在担任副总编期间,尽职尽责,力求创新,独当一面,工作出色。当时的两位副总编,实行轮流担任执行总编。每当轮到他时,他都从总体上全面考虑刊物内容,并努力在深度上有所突破,形式上做到丰富多彩,使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省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有所反映。审定稿件时,他总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经他审定签发的稿件,从未发生政治原则错误或重大责任事故。
张西望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在他从北京返回陕西这几年间,得到较为充分地显露。从事
新闻事业的自豪感,似乎填补了他未调北京工作的某些缺憾。以后,马文瑞同志仍然关心张西望的工作和进步,张西望也经常借出差机会去看望马文瑞同志。
事隔多年,张西望去新华社国际部联系提供国际观察方面的稿件事宜,找到新华社办公厅陈援朝。他是张西望在中央新闻学院新闻干部进修班学习时的班主任,对张西望的业务能力和处事为人比较了解。闲聊之间,陈老师又旧话重提,鼓励他到北京发展,并答应向有关新闻单位推荐。如果能在首都施展才华,张西望何乐而不为?
一天上午,陈援朝引见他认识了傅西路。傅总编看了他的简历和成果,大加赞赏。其后,惟才是举,极力向领导推荐,并积极为他疏通调动渠道。因为他们办刊人手少,急需业务人才。
正当张西望积极准备调往中办秘书工作杂志社时,陕西省纪委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要调他去党风与廉政杂志社担任总编,同时解决副厅级待遇。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考虑再三,他表示愿意去党风与廉政杂志社工作。考察很快进行,结论为:一是个人才,二没有任何问题。经省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并将材料报送省委组织部。过了好几个月,迟迟没有消息。后来据说,是因为解决个人待遇与提升杂志社级别两个材料没有分开呈报而被搁置。尽管如此,省纪委领导仍然没有舍弃这个人才,动员他先平调过去,缓后解决职级问题。考虑到《共产党人》杂志的社会影响,考虑到自己当时的事业前景,张西望还是放弃了去党风与廉政杂志社的机会(别的同志去后不到一年职级得以解决)。此时,再回头联系去中办秘书工作杂志社时,中央机关
机构改革已全面开始,调京工作一事无从再提。是决策失误,还是时运不佳,连张西望自己也难以说清。
有人曾为张西望惋惜:“如果当时继续留在马文瑞身边,职务早都解决了。以后再派往外地,也许副省级干部都当上了!”也有人曾为张西望打圆场:“既然热爱业务工作,就不要在乎什么职级待遇。发挥个人优势,争取业务成就的路子没有错。”对于这些,他一笑了之。回首往事前尘,他坦言:“我是一个业务干部,转来转去,还是不离本行,命运锁定我只能从事业务工作。只要我能在业务方面有所作为,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平心而论,张西望工作能力并不差,业务水平更无可挑剔。可在人生关键的几步,机遇总是与他失之交臂。有人戏称他“学富五车,仕途不达。”事实确实如此。处在党政机关的事业单位,业务人才无所适从并不奇怪。张西望却别无选择地定格在这样的工作环境,把毕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新闻出版事业。他执著追求,淡泊名利,宽厚待人,与世无争,在同事朋友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功过是非,他不愿评说。艰难境遇,他坦然面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仍矢志不渝,义无反顾。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由此,他领悟到,自己要取得成功,也必须依靠专业特长和行为科学的结合来实现。
1999年,中央下发文件进行报刊整顿,治滥治散,张西望极力拥护,并致信省委领导,提出机关大院刊物整顿和创办全国一流党刊的设想。但是,当机关大院三刊合一(省委组织部《先锋》、办公厅《当代陕西》并入《共产党人》,成立新的当代陕西杂志社,归省委组织部管理),重新组建当代陕西杂志社领导班子时,他却因领导职数所限,由原来的副总编排为社委。对此,他毫无怨言,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大局为重,自觉维护班子团结,配合主要负责同志努力提高办刊质量,一如既往地认真编发稿件,下基层采访,出色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有同志说:“张西望的职位降低了,工作的劲头却比以前更大了。”
就在这年9月,全党“三讲”教育活动全面开始。组织决定抽调他参加省委“三讲”巡视组,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下午上班时接到通知,4点便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接受培训。他先后被派往省建设厅、省政协开展“三讲”教育巡视工作。“三讲”教育结束时,省建设厅、省政协的领导和同志们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2002年7月,中央颁布《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张西望去北京参加中组部《条例》征文协调会,随《条例》培训班的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聆听胡锦涛总书记和曾庆红同志的重要讲话,心情十分激动。2003年8月,省委组织部重新调整当代陕西杂志社领导班子时,张西望被任命为副总编。对于这一安排,他已经很知足,也非常感谢领导。他知道,自己错过了最佳年龄段,也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有工作的权利,能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微薄之力,就已经心满意足。
张西望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业务干部。偌大世界,没有靠山,一生全凭党的培养和个人奋斗。他也是太热爱新闻出版事业,才错过了其他方面提拔任用的机遇。好几次都因潜心本职工作,未能抓紧周旋或任其自然而失去机会。如今,张西望在省委党刊社已经度过了25个春秋,在正处级岗位上也呆了16个年头。当年共事的同志,职级待遇都得以解决,惟有他还是原地踏步。面对同志朋友或骤升美任,或斗量万金,或漂洋过海,他心理上有时难免有些不平衡。他的命运,也许代表了党政机关中事业单位一般业务干部的共同命运。
对于这一点,他能够理解,也能够正确对待。他既没有跑官要官的勇气,也不愿刻意争得领导赏识。脚踏实地,不事张扬的他,依旧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表白:“面对新的形势,每个人都在用心调整自己的思想坐标和精神状态。党刊工作者更应当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形象。当官的,干事的,都是社会的需要。我们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平凡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才能积极进取,奋斗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党刊宣传工作,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注:2006年夏,省委组织部任命张西望为省委当代陕西杂志社社务委员,副厅级职务)
四
西岳华山装扮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它那胸襟宽阔,朴实无华的品格,千百年来令人赞颂。张西望在成绩面前不自傲,在困难面前不屈服,虚怀若谷,泰然处之,表现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
2004年3月,张西望为方便社会交流制作的大名片,概括了他的工作业绩和业务成果。他曾以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见长,由于工作需要又爱上新闻出版事业。20多年来,编发稿件3000余篇,其中在省级获奖130余次(一等奖48次),在全国获奖52次。筹划编辑专集专号30余册,许多专集专号被中央和地方报刊作过评介。在全国和地方40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民主与法制》、《党建》、中央电视台等发表文章、著述、作品560余篇,获奖80余次(其中全国获奖12次)。许多优秀之作被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编入20多种专集专著。他的经历事略先后载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人物辞海》《世界名人录》《世界文化名人辞典》等10多种辞书。
近几年来,他一直深入研究如何改进党刊宣传工作这一重大课题。他感到,党刊姓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刊物,但不能老是板起面孔号召人、教训人,而要不断探索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宣传严肃的主题。有一次,他发现中国青年报、《青年一代》杂志等青年类报刊,报道形式多样,手法新颖,格调清新,就选出一些文章和版面,认真研究,细心琢磨,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在采访和办刊实践中应用操作。与此同时,他坚持采访一个事件,撰写一篇文章,研究一个问题,把写稿的过程,作为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他说:“知识深似海,学习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才能适应发展的新形势。”
2000年10月,张西望随同中国学者代表团赴美参加海伦·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学术论文《简论海伦·斯诺的记者生活与新闻修养》,发表了题为《海伦,我们心中的丰碑》的演讲。随后,在洛杉矶、华盛顿、纽约等七个城市进行学术访问。每到一地,他都十分关注新闻媒体的现状与发展。在明尼阿波利斯参观全美最大的12家报纸之一、5家最大网站之一的明星论坛报(StarTribune)时,他对这家报纸的稿件来源、采编流程、发行渠道、读者反映、政府管理诸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深感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明尼苏达州公众电视台(tpt)是全美著名的一家电视台。在采编室座谈时,他被一名编辑人员的精神所感动。他叫迈克尔(Michael),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曾率摄制组赴西安拍摄了长达4小时的资料片,播出后倍受观众欢迎。迈克尔为适应工作需要,坚持每天练习中文。接待访问团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张西望对一起参观的同行深有感触地说:“国外的传媒手段确实先进。我们在学习新闻媒体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应当学习采编人员的敬业精神。”
张西望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上小学后,他一改调皮淘气的习性,变得文静乖巧。放学回家,不是帮大人干活,就是坐在炕边看书写字。那年寒冬腊月,他跟母亲住在外爷家。一天晚上,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第二天,雪已没过大人膝盖。年幼的张西望起床后就要去学校。母亲心疼地对他说:“雪太大了,今天就不要去上学了!”张西望却执拗地说:“哪怕冻掉脚趾头,也不能缺课!”他顶风冒雪,赶了五六里路,不知跌了多少跤,摔了多少跟头。赶到学校时,棉裤、棉鞋都结了冰。那天上午,离家远的同学几乎都没有到校。
1964年暑假,正在上高中的张西望成为学生打工族中的一员。那年,他刚满16岁。家境贫寒使他不得不依靠在西北农学院农场干活挣得学费。盛夏的农场果园,烈日当空,密不透风,真像一个大蒸笼。他每天赤着脊梁,汗流浃背,打埂、剪枝。一天下来,短裤竟能拧出水来。每天7角钱的报酬,吃4角留3角,整个暑假也只能攒到10多元钱。他的父亲远道来看望儿子,没说几句话,就伤心地劝他回家。他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干体力活已经习惯了。”说完又操起铁锨,继续干活去了。
“文革”时期,张西望是一个中学生。他为“动乱”导致国民经济崩溃而痛心,又为耽搁自己学业而怨恨。1969年,张西望返乡当了民办教师,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每年夏收秋忙,他都回队参加生产劳动,干活不要工分。每到星期天,他就去起牲口圈,推起粪车不松手。遇到抢时灌溉,两天三夜不睡觉。有一年冬天,生产队打机井,他晚上赶到工地,要求和大家一起干。队长看他身单力薄,便安排他在井上照看电闸。可他非要下到井底。一连几个夜晚,他都是在半人深的泥水里,铲泥装筐,一直干到天亮。正式抽水这天,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眼井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大学时代,城市的优越环境并没有淡化张西望的恋乡情结。一有机会,他就回到魂牵梦萦的武功老家。有一年夏忙季节,晚上刚赶回家的张西望正与儿时的农民朋友拉家常,忽然听说邻村麦垛着火。他不假思索,急匆匆赶往现场。麦场成了火海,大家忙作一团。他抢过水桶,一个箭步冲进火场。脚下的电线浸水后噼里啪啦直冒火花,他全然不顾。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他一直穿梭在救火的人流里。等大火完全扑灭,他浑身上下全都湿透了。回到家时,已是凌晨2点多钟。
1975年,张西望因品学兼优留校工作。分配具体单位时,陕西师大党委办公室、宣传部、教务处三家都想要他,最后还是党委书记丛一平一言敲定,才安排他到教务处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当时,揭批“四人帮”成了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张西望又被抽调到党委办公室,专门组织师生揭批“四人帮”。负责具体工作的只有他一个人,整天跑上跑下,忙得不可开交。全校性批判大会,领导讲话需要他起草,各系代表发言需要他落实,会场的布置也得他亲自上手。有一次,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准备报道陕西师大揭批“四人帮”,推动教育革命大发展的经验,张西望连夜突击,梳理素材,一直熬到第二天拂晓。
在组织广大师生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张西望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中文系教授霍松林,在全国知名度很高。“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后,一直没有很好启用。张西望专门找到学校主管领导蒋宁谈及此事。蒋宁同志十分重视,当即指示他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张西望深入中文系,广泛听取师生的反映,回来后再次向领导作了汇报。不久,学校为霍松林落实了政策,在广大师生中深得人心。这一时期,陕西师大一大批曾被错批错斗的教师、干部获得了新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张西望从走上新闻行业起,就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严格要求自己。1985年3月,张西望采访宝鸡石油机械厂厂长王道纯。临走时,厂长助理听说他准备看望一位老同志,就特意从餐厅拿来2瓶茅台酒(半斤装),塞进他的提包,算是替他看人买的礼物。那时烟酒供应紧张,高档烟酒更是难得。当时,他说什么也不收,推辞不过,只好先带走。一月之后,王道纯的事迹在杂志上刊登,张西望便专程赶到宝鸡石油机械厂,利用中午饭后时间,直接来到餐厅。值班的同志看他递过2瓶酒,不解其意,表示不能接收。张西望只好写了一张便笺,连同那2瓶酒,放在柜台上,转身离去。事后,有人说他过于认真。他解释说:“记者报道人家就要人家东西,显得太掉价,心里也不是滋味,总觉得欠了人家一笔账。”
2001年春节后,一位武功老乡来西安找他联系事情,带了两对县工艺厂出品的铜鹤。张西望对这件工艺品很欣赏。他知道,澳门回归祖国时,陕西省赠送的礼品“八极元和”就是这个工艺厂生产的。家乡的工艺厂能有这样的技术水平,他也引以自豪。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对来人说:“铜鹤精美,作个纪念可以,但不能白要,钱一定得付!”临走时,他硬是给了这位乡党1000元钱。
2001年夏天,全国10省市发起“纪念建党80周年革命圣地行”,张西望参加了贵州、四川段的采访活动。全团数他年龄最大,大家都称他为“老前辈”。长途行车,紧张采访,使他力不可支,但他从未叫苦,一直坚持到全程结束。张西望踏上贵州遵义这块土地,浑身就迸发出无限热力。在这座普通的二层小楼,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成为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他一边参观,一边思索,当晚就写出了《历史在遵义转折》一文。四川广安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故里。这座现代化新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使他惊叹不已。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馆、四川长虹集团、贵州益康医药集团,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娄山关地势险要,山高林密。他和年轻人一起,一直爬到山顶。他要亲身领略一下革命先辈的战斗精神,接受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张西望评聘为编审职称是2001年12月。时年他已54岁。岁月的沧桑爬上了他的额头,但并没有磨灭他生命的光华。他没有把正高职称看作一种荣誉,而是看作一种责任。他认为,只有拿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高水平的业务成果,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级人才。此后,他在认真钻研新闻理论的同时,一连写出了好几篇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文章。
天地有正气,岿然见精神。2004年5月,张西望参加单位组织的“三项学习教育”集体外出考察活动,去陕南返回西安途中,不幸发生严重车祸。好在抢救及时,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张西望战胜了精神上和肉体上极大的折磨和痛苦,顽强地活了下来。大难不死,可谓生命奇迹。病情基本好转后,他毅然坚持上班,投入工作。当年10月,他先后奔赴四川雅安和浙江台州采访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经验,年底又率团去海南参观学习。张西望在生命考验面前表现出来的魄力和毅力,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在当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张西望把参加这次活动看作自己重新学习提高的极好机会,反复思考像自己这样大半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如何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在《立足本职工作,争当合格党员》的体会文章中写道:“我一定要克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念头,力争做到思想上不掉队,行动上不掉队。”
西岳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满目胜景不绝看。笔名西岳的张西望,勇于攀登不停步,人生希望在明天。张西望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也不会放弃。他常以此自勉:“为事业奋斗,永远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