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彬（1910年5月—1944年8月26日），又名张纯清，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率赤卫队参加“三月扑城”。平江起义后，历任第四纵队党代表、红五军、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在第一、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7年10月，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4月，广州会议后，任广东省委书记。1942年6月，因叛徒告密，在广东大埔高陂镇被捕，因遭受非人折磨，于1944年8月牺牲于狱中。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曾用名刘宗义、张南杰、刘崇义。1910年7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西乡梓江东港高基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财袼，母亲朱浦真，有两个哥哥和姐姐，张文彬居末。5岁开始上学，10岁进入平江县城培元学校学习。1923年考入长沙修业中学就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文彬与修业中学的师生一道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是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张文彬被选送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耳聆听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等人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中共平江县委为了响应秋收起义，成立了平江县暴动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县人民举行秋收暴动。9月20日，中共平江县委和县暴动委员会正式发动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武装行动。张文彬率西乡工农武装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斗。扑城失败后，他被反动地主武装“清乡队”抓获。因他此时年仅17岁，“清乡队”认为他不像是首要分子，便从他家敲诈了200块光洋，允许具保释放。

张文彬获释后，立即与高咏生等人联络，以平江西乡杨梅山为据点，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1928年2月，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成立，下设5个大队，分驻5个乡。为了加强党对游击武装的领导，中共平江县委在这5个乡建立了特委，张文彬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西乡特委书记。他积极组织西乡农军参加3月16日的平江农军第二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后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

同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成功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张纯清率平江县赤卫队参加了红五军，并任第一大队党代表。不久，红五军由3个团改编为5个纵队，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随后，他率部跟随彭德怀、滕代远向井冈山转移，几经辗转苦战，终于在同年12月11日到达宁冈新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1929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张文彬和贺国中所率纵队奉命守卫黄洋界哨口。在众多敌人的疯狂攻击下，他和战士们一道在前沿阵地顽强抗敌。最后，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敌人打散，张文彬身边只剩下20多个战士。他和战士们解下绑腿，从悬崖处垂吊下去，转入密林之中，冲出了敌人的重围。此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又找不到主力部队，处境十分困难。他们在高山密林中四处游击截击小股分散之敌，坚持斗争。直到这年3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张文彬等人才又回到红五军。

1929年8月，正当湘鄂赣边区革命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张文彬随彭德怀率部从永新返回湘鄂赣边境，在平江黄金洞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达3000余人，他仍任第四纵队党代表，率部来到湘赣边的莲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共8000余人。红五军9000余人，由邓萍任军长，张文彬任党代表。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7月下旬，红3军团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发动了攻打省城长沙的军事行动，张文彬率部从平江出发，突破敌人金井防线，向长沙进逼，在梨遇敌4个旅的抵抗，展开激战。他亲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中弹负伤，但仍带伤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攻克长沙城。8月5日，红三军团撤出长沙，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张纯清率红五军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久攻未克，撤出战斗，不久，随彭德怀率部攻下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吉安。同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为了消灭气焰嚣张的张辉瓒师，他到龙冈前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他把政治工作做到连队的士兵中去，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对干部战士体贴入微，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五军军部撤销，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务科长。1932年底，他又调任红七军政委。这时，正值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之际，红七军军长李明瑞也被误杀，部队思想波动很大。他上任后，深入干部士兵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和分析大家的意见，停止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甄别被审查的人，解救了不少受冤屈的同志，很快稳定军心。与此同时，他还狠抓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增强了党的领导力量，保证了部队的健康发展。

1933年夏，张文彬出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在工作中，他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对一些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审理，并及时向军团党委请示汇报。据当时在他身边担任侦察科长的刘复之回忆，张文彬性格温和，处理问题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作风民主，是位很有才干、很受人尊重的领导干部。

1934年2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会上，张文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张文彬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自己步行，让马给伤病员骑；他宁愿吃草根，却把干粮省下给伤病员吃。在困难面前，有人离队被保卫部门抓回，部分保卫干部主张将其一律处死。张文彬不同意这种做法，要求查明原因，分别处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于次年2月组织渡河东征，红十五军团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员，张文彬任政委，率部在山西临汾河谷地区与阎锡山部周旋，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红军大学成立后，张文彬被第一批保送入校。通过系统学习，他在思想理论上和军事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结束后，他被留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

1936年秋，奉中共中央指示，张文彬到西安领导西北特支及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他秘密到达西安后，持毛泽东的亲笔信面见了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经过诚挚的交谈，他与杨虎城达成两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为接送干部、运送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文化人冯雪峰、丁玲等都是从这里进入延安的。

在西安工作期间，张文彬还与中共西北特支的同志一道，积极组织发动工人、学生、商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他们发动组织西安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这次请愿游行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直接推动的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张文彬协助周恩来出色完成了调解谈判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离开西安返延安，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工作。1937年5月，他出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关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于9月间抵达广州，肩负起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10月，他在香港召开党的会议，整顿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健全了各部委及下属党组织。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张文彬当选为省委书记。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猛烈地十倍百倍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积极督促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使广东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不到两个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及南雄、韶山、惠阳等地中心支部。一些党组织遭受过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同年8月，张文彬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口号，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到10月，广东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增至2500多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余人，琼崖达5000人，其他地区的党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

在领导恢复发展中共党组织的同时，张文彬对统一战线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他利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等地方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之间的矛盾，积极争取该部多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在他的努力下，广东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严重危及广东。针对这股破坏团结抗战的逆流，张文彬及时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的策略，作出了及时撤出在国民党军中做统战工作同志的决定，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

张文彬极为重视武装斗争。当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时，就把武装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指示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

1939年春，张文彬从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返回广东时，向中共中央请调了一批红军干部，带回充实了广东抗日武装的军事领导力量。他不仅重视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把一些富于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调入东江纵队；后来还亲自到东江纵队实地调查了3个月，督促建立起与延安联络的电台。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同年10月初，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直属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张文彬调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在这险恶的环境中，他与方方迅速组建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们还派出干部分赴各地，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他们将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深入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指导游击队的工作。他代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对部队进行了全面整编。在张文彬等指导下，经过整编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在惠(阳)东(莞)宝(半)游击区坚持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原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来不及转移，眼看就要陷入侵略者的魔掌之中，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张友渔等等。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将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张文彬迅速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开展了抢救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从日军层层封锁中，把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及美、英等国数十名国际友人通过陆路、水路分批接回内地。这一行动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得到各方高度赞誉。

1942年5月下旬，张文彬得悉江西省委遭破坏的消息，当即同南委书记方方等研究部署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6月初，张文彬一行向东江方向转移途径高陂镇时，遇上叛徒郭潜(原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引的特务队。当郭潜指引众特务围过来时，张文彬一面极力反抗，一面向周围高声呼叫：“请大家注意，有汉奸逮捕爱国分子!”他的呼叫报警，使同行的其他同志得以警觉，迅速离开险境。

张文彬被捕后，于6月26日押送至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囚禁起来。在长期的艰苦革命生涯中，他早已身患肺病，入狱后，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以此要挟他，说只要他转变立场，不仅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给他治病。张文彬严词拒绝，大义凛然地宣称：“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敌人的如意算盘一个个落空了。

生命垂危之际，张文彬心中想念的是党，是革命事业。此时，与他一同关在监狱中的还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他们是一对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张文彬在与廖承志最后一次见面时，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拉着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

1944年8月26日，张文彬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他病逝后，当狱中人员清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应为34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文彬离开了我们，但他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光辉业绩却永远为人们缅怀。

1983年4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座谈会上，向人们特别介绍了张纯清烈士的革命事迹，他深情地说：“(在狱中)张文彬同志同我关在一起，他牺牲我是亲眼看到的……广东党能够重新恢复和建立，张文彬同志的功劳很大。”

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称赞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