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起义是明朝末期的农民战争，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据米脂十八寨起义，号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后为王，实自成一军，转战陕、晋、豫、鄂间。十六年，取武昌，称大西王，旋克长沙，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湘赣农民群起响应。次年再取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大顺三年（1646年）末清兵南下，他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死。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四年至六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率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

崇祯六年（1633年），张献忠首次入川，攻克夔外、大宁、大昌、新宁、通江、巴州、保宁、广元等州县。崇祯七年（1634年）年，再次入川，拥兵十万，再克夔州、大宁、大昌、巫山、巴州等地。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崇祯九年（1636年）秋，闯王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由闯将被推为闯王，但这时他的势力还小，起义军中以张献忠的势力最强，实际成为支撑局面的主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十年（1637年），张献忠三次入川，围攻成都，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廷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

崇祯十一、二年间，在明军的围攻下，很多起义军先后投降了明朝，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今属湖北）伪降熊文灿；李自成在四川北部梓潼打了败仗，退入陕南商洛山中，因而一时出现了起义军斗争的沉寂局面。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起义军又活跃起来， 再起义于谷城。。明政府急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襄阳，统兵十万，对张献忠大举围剿。张献忠奋力突破包围，经由鄂西、陕东第四次入川，杨嗣昌也领兵人川追击。张献忠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敌”的战略，领兵疾走不停，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到十四年正月，在半年之内，转战达州、沪州、广元等地，几乎走遍全川，行程五、六千里，使明军疲于奔命，无法追及，仅尾随而已。当明军精锐都聚集在四川的时候，张献忠急由四川开县东下，进入湖广，昼夜疾驰，仅用了八天时间，行军一千多里，突然在襄阳城下出现，一举破城，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进破光州等地，时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杨嗣昌愤惧交集，自缢于军中。这年正月，李自成也乘势进入河南，攻破洛阳。从此，农民军形成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主力，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战斗，并获得节节胜利。明督师杨嗣昌畏罪自杀。

张献忠自攻下襄阳后，又几经挫折，北进河南，被明军打败，便去投奔李自成；但二人不能合作，又东走今安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然后向西挺进，再度进入湖广。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武昌（今属武汉），把楚王投入江中，为人民平了大愤。张献忠在武昌称西王。随后，分兵多路出击湖广、江西，屡战获胜。明廷命总兵左良玉率师20万由安庆（今属安徽）西上进击张献忠部，七月占武昌，八月破岳州（今湖南岳阳）、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张献忠得悉明军逼近，为建立基地，求得发展，决定采取走为上之计，率军第五次入川。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张献忠率马步水军40万由荆州（今湖北荆沙）溯江而上，连败沿途13个隘口守军及赴援的明女总兵秦良玉部，攻克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直抵涪州（今涪陵）。明守将赵荣贵不战而逃，参将曾英率众一战即溃，负伤南遁，农民军乘势加速进逼重庆，于六月抵重庆东大门铜锣峡。四川原巡抚陈士奇为保重庆，遣重兵东扼铜锣峡，西守浮图关。张献忠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以舟师作攻铜锣峡，自率精骑在铜锣峡口南岸的大兴场登陆；由小道西进，绕过重庆城疾驰约70余公里，破江津县，夺得船只；令部分骑兵渡至北岸，沿陆路急驰重庆西南陆上门户——浮图关；自率船队由江津县顺江而下，在重庆与浮图关之间的菜园坝登陆，直插两路口，迫使腹背受敌的浮图关明军仓皇撤回城内，农民起义军乘势夺取浮图关，卡死了明军的陆上退路。驻守铜锣峡的明军闻大西军已在重庆城下出现，迅速渡散，农民起义军主力立即过峡，合围重庆。农民起义军经六天激战，于六月二十二日炸塌通远门转角城墙，攻占重庆。张献态下令将驻守重庆的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等杀死。

七月初四，张献忠乘胜率师日夜兼程向川西南挺进，连克沿途州县，于八月初九，攻克成都，执斩巡按御史刘之勃、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允等，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八月十六日登基王位。

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部队到达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坡时张献忠中箭身亡，余部继续抗清，清军屠四川，康熙24年移民湖广填四川。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接受大明招安，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张献忠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军与明清军队进行的一场战争，近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从明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渑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展和总结。

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常常失败。起义军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与明军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军事首领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在明清军队进攻下功败垂成。但农民军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都激励着后人。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么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么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么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张献忠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2010年被眉山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眉府函[2010]142号），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西各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北至府河、南河交汇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清代以来，多个文献记载明军将领杨展曾在此伏击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的船队，张献忠大败后，留下“千船沉银”的宝藏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