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寿（1902年—1991年），教授。山西阳泉郊区官沟村人。民国21年（1932）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民国26年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日本侵华期间，他宁愿在家赋闲，决不与日伪共事，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执教于中央美院、文法学院、辅仁大学，任副教授。1952年起在河北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历史系主任、历史系名誉主任等职，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悉心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研究，造诣很深，著述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等。他推重人格，道德与文章并炳辉，深受学术界的景仰和爱慕，可谓德高望重，人之师表。（《太行明珠·阳泉》有传）。

张恒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研究会顾问，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等职。他从事教育事业55年，倾心于史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独有建树，获得丰硕成果。著有《庄子新探》和《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等书，他运思一世，笔耕一生，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是史学界德高望重、师表风范的学者。

张恒寿字越如，1902年出生于平定县西乡赛鱼村观沟（今阳泉市郊区官沟村）的一个旧式农商家庭。父亲是族中的杰出者，虽不是科举功名之士，也不是研作诗文的学者，但喜藏书，爱读书，对儒家学说的孝友、睦姻、任恤等，均能身体力行。张先生6岁生母逝世后，就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深；因幼年偏重于古书的熏陶，只能遵循父亲的教导，在书籍上努力学习。他自幼好学，聪明过人，读小学做“民国论”作文时，竟能写出“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妙句。15岁高小毕业后，家父又为他聘请了一位老儒在家教授古书，除精度“四书五经”，练习命题作文外，跟着父亲还阅览了一些古典名著和一些名人著作，受到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对儒学有了初步认识，为后来从事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1920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学。其间，他广学博览，学校功课收获不大，但在校外接触了不少新鲜东西，知道了胡适、陈独秀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听梁漱溟和印度文学家泰戈尔在太原的演说，眼界大开，从中国传统旧学的束缚中，看到了新时代文化，看到了世界文化。于是，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上发表了《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思想》长达万言的文章，批判梁漱溟的错误主张，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用自己的认识参与社会现实活动。此举一鸣惊人，轰动了省城太原府，在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他们认为一个中学生竟敢向学术权威提出评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有识。因此，在同乡中有了“名气”。1922年，中国思想界有“科玄论战”，两派的争辩，使他知道了国文之外，还必须学习英文，看些西洋书。读了吴稚晕《战洋八股之理学》以后，打破了只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物质建设的迷梦。《科学与人生观》出版后，读了胡适之、陈独秀两序的分歧意见，由陈序中开始知道了一点唯物主义观的粗浅理论；向西方学习的意识，由自发走向了比较自觉。当时由《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介绍来的东西很多，文学、社会等多种多样，也有许多西方哲学介绍，使他初步知道了康德、洛克、经验论等西方哲学的名称。

四年的中学生活，他没有囿于旧书，而是在旧学基础上接受新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形成思想上新旧相杂的时期，使他开始关心到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黑暗有了进一步认识。

1925年，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予科，因家事停学3年，1928年秋，才重新回北师大读书。此间，甄华同学因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清除，俩人结伴在北平一起住了近3年。1929年，甄华在山西被捕，张恒寿曾回太原，四处托人竭力营救，后以“思想左倾”出具保释，甄华重返北平。时值“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反蒋高潮。国难当头，想不出更好的救国方法，他便同甄华、郭绳武、董书芳4人，联络山西的同学，在平定中学成立了“平定青年奋进社”，并被推选为社长。他们组织演讲会、动员社会募捐1300块银元，筹办了流动图书馆，还创办了《平定评论》和《奋进》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撰写了《中国现状和中国青年》、《论罗素哲学》、《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地位》等文章，在城关青年和教师中讲演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揭露并批评了本县的腐朽遗风和揭发绅士同官方勾结加重百姓灾难的事实。“奋进社”的活动，激发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给平定青年奋起抗日，报效祖国起到了导向启蒙作用。

193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太原任教。1934年秋，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三年的研究学业中，在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大师的直接指导下，撰写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如《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读〈世说新语〉札记》、《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等，这些都是30年代他在史学上的初步贡献。在清华园读书期间，正是学生运动的高潮，他没有积极参加，但与进步学生很是接近，都甚相知。当时虽称他是“社会贤达”，但在这个晃子下，掩护了许多进步学生（如牛佩琮、李一清、章安春等，后来都是国家高级干部了），避免了搜捕。1937年春，前进派主办的《清华学生周刊》推选他担任了总编。三年研究生学业完成后，留校任教。时值“七七”事变，张恒寿同甄华、郭绳武绕道大同回原籍。不久华北沦陷，经甄华介绍准备到太原工作，不幸被日军抓去，途中逃跑失掉了同甄华的联系，在煤窑躲避数日，腿部受寒成疾；后来伪政府探知张恒寿在家里，便用恐吓、诱骗办法让他到县里办教育，他以腿受重伤不便行动为由拒绝，县里几次派人去抓，只得到邻村躲避。

1939年秋，由于形势所逼，不能在家常住，他就带上妻子刘桂生，隐居北平，改名张永龄，并留起胡须，蛰居斗室，闭门谢客。后相遇老同学张岱年，互相协商，为坚持民族气节，把留在北平的翁独健、王森田、韩镜清、成庆华等人组成“三立学会”，彼此以学问相砥砺，以气节相勖勉，坚决不为日伪办事；劝说知识分子留在北平，等候解放；互谈学业，做些将来文化建设的准备。就这样，艰难地渡过了6个春秋。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先后在华北文法学院、辅仁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解放后仍然从事教育事业。就施展才华来讲，这时才算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1950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评为副教授。全国调整院系时，调天津河北师院任历史系主任。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几次调他去工作，河北师院执意不放，只同意在哲学所兼任研究员，从事学术研究。当时，冯友兰大师是哲学所哲学史组组长，同意把张恒寿在学校的论文课题，作为哲学所的研究题目。从此，张恒寿先生一边教书，一边著作，先后著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韵泉室旧体诗存》等书，大部分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史论丛》、《中州学刊》等全国理论性刊物上发表，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深得好评。由于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62年被选为河北省第二届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政协常委；1984年评为石家庄市劳动模范。

张恒寿耄耋之年，耕耘不辍，悉心研究学术，连续七届招收指导研究生，亲自讲学，批阅论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许多有用人才。

1988年退休后，继续带研究生，任名誉系主任。这时，他的学术论作进入了高潮，3年间，除给研究生讲课外，连续发表10余篇有价值的论文，直至1991年3月6日还在撰写《读〈薛文清文集〉的一些感想》。他对学生说：“若不是昨日下午肠胃不适加重，末尾再写几句就完成了。”不料，次日凌晨仙逝。享年89岁。

张恒寿学业完结，开始走向社会，时至日本侵华，不得不闭门隐居。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里，才是发挥才能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知识界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张恒寿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为观察、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武器。

早在1934年秋，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所时，他就选定了一个与文哲有关系的研究课题。开始对“庄子”书的考证，因为“先秦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以儒道两家最为显著。在社会政治伦理方面，儒家思想是统摄一切的主流，道家老子学派思想是和儒并行的附流。而社会文化的一些侧面，道家中的庄子派思想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但历代研究庄子思想的不多，庄子著书10余万言，究竟那些可信为周庄而论，那些篇章可推定具体写作时间，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半开垦园地。”

1937年夏，论文完成了初稿，还在誊写之中，便发生了事变，由于混乱，只得把它搁置起来。解放前，在那“山河万里无路走，不如高丽亡国奴”，“妇呼苍天我何辜，声嘶泪干眼欲枯”的时代，也就失去了创作研究之心。1961年，学术界展开讨论庄子哲学时，张恒寿才又整理旧作，先把原来写的文言体改为白话体，后又增添了《论庄子内篇的真伪和时代》。还未整理完毕，1964年冬，便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紧接着又是“文革”动乱，于是，著作又被停顿下来。

光阴似箭，转眼又是十年。他说：“动乱的十年中，浪掷了宝贵的光阴，不能写也不想写一个字。”粉碎“四人帮”后，知识界重见光明，他作诗抒情：“十载阴云初放晴，百家开口试争鸣；世间禁区为何物，余悸一除全扫平。”

1978年以后，年已古稀的张恒寿，在“实事求是”政策的感召下，又重新整理旧作。他说：“现在写作的心情，比20年前更为兴奋、愉快”。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辑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文史》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庄子新探》中的重要章节内容。又撰写了下篇的第五章、第六章，1981年最后完成了杂篇的最后部分。有幸这些文章都得到文学界权威冯友兰大师的审阅，在张岱年、辛冠洁、陈志明教授帮助下，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丛书》之一——《庄子新探》，全书约23万字。这是他经历不同的3个时期，克服艰难险阻，倾注了50年心血，对庄子思想的评析，真是“驾驽马而长驱”。他的论著，自成体系，独辟蹊径，为研究庄子思想，挖掘道家学术思想，耕耘出的一块新地。

1956年，他在讲授秦汉史课程时，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若干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文章，他结合教学工作，撰写了《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作为解答古代史性质的一个预备步骤。并在科学院两次学部委员会上列席讨论，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九期上，此文在50年代“社会分期大讨论”中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

1957年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以后，一度风平浪静，史学界开始讨论土地国有制问题，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阶级分野都有关涉；由此引起了他的思想兴趣，他感到“争论双方所引据的材料相当丰富，但没有能提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争执纠缠不清，如主权和所有权的同异，地租和地税的同异，自耕农有没有所有权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得不到一致的结论。为此，他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在北京史学会上讨论，发表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二期上，又专辑在《北京史学年会论文辑》中，从此结束了土地国有制的讨论。

孔子思想，儒家思想，本是平常研究的课题，但在“评法批儒”运动中，研究儒道思想的张恒寿简直无一语可言，只能在悲愤中，沉默地静观运动的趋向，渴望着黎明的到来。1978年“日夜盼望的争鸣曙光，终于出来了，才舒了一口气！”一口气写了《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和《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在山东大学“孔子讨论会”上表述了自己对批孔的意见，直接针对梁效的隐射文章，从正面论述了子产的政治斗争和春秋末期的社会变革，关于子产和司民等斗争的阶级性质，“不籍千亩”、“田有封血”的内容、作用；井田制中的公田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明了革新和潜越、革命和叛乱的不同，两文大体构成了评论孔子的主要思想。因此，1980年初，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撰写了开篇文章《孔丘》，即孔子评传。1980年又为《中华民族杰出历史人物丛书》撰写了《庄周述略》。

1981年间，久被定为最反动的理学禁区也开放了。11月在杭州召开“宋明理学讨论会”，他写了《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表述了自己对理学的看法。从此，他在教学之余，又撰写了《章太炎对二程学说的评论》、《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等6篇有关宋明理学方面的文章，其中许多见解，都起了“开风之先”的作用。他对于“理学”，早在50年代就有一些初步看法，曾在《评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质》论文中做过表述《哲学研究》（1956年第二期），正确地评价了理学的历史地位。他认为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哲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理论根据。区分了真假道学，阐明了理学的核心是“理欲”之说。“存天理，去人欲”主要是以理御欲，以公统私，以道心（仁）支配人心；以仁为最高价值的伦理本体学说，对内完成人格的统一，对外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他的论述，澄清了长期流行的误解，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完整体系。他说：“这些文章都是鼓起勇气，书写成文的。”十年动乱中，有些人说“存天理，去人欲”是让老百姓束紧腰带过吃不饱的生活，那完全是曲解，不值一驳。1988年秋至1998年春，他把比较有学术价值的17篇论文，又进行了整理、抄录、汇集成《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一书，约38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