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远（1920年7月—2017年11月7日），男，汉族，1920年7月生，山东德州人，无党派人士，1944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山东名老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原卫生部中医作家、全国中医各家学说研究会顾问、山东中医基础学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医学会顾问、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职务高级评审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省卫生厅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张志远，幼承庭训，读经书，习医术，于经、史、子、集多有涉猎。青年时代悬壶鲁北，享誉一方。1957年始先后执教于山东中医进修学校、山东中医学院，讲授中医妇科、医学史、各家学说等，医、教、研并举，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主编《医林人物评传》、《医林人物故事》等，辑有《张志远医论探骊》，穷四十年之心血著成《中医源流与著名人物考》，发表论文400余篇，成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17年11月7日9时12分，国医大师、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远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98岁。

2017年6月2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张志远 “国医大师”荣誉称号，享受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

2019年9月29日，被授予“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称号。

中医学问深奥，学好难，成家更难；但其中必有方法可鉴，张志远的治学经验或许有不少启发。

1.文学修养为根基，勤学博览是舟楫

张氏自幼受家庭影响，又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很早就奠定了坚实的古文基础；稍长，即涉猎经、史、子、集而成为有名的学者。尤对易学深有体会，以至影响了其医学生涯。

及习医后，举凡《内》、《难》、《伤寒》以至后世诸家之书，更是无所不读，促使其医学理论日趋丰厚，造诣渐深。为广见闻，开拓思路，还广泛搜求各种史料(正史、野史)、笔记、小说等，虽年逾古稀，未尝释卷。尤其注意科技新动向，对新兴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等，亦颇有兴趣，主张多学科研究中医，使之现代化。以其学识渊博，人称“活辞典”。当然，博览不可滥，读书不能死，应读有所用，学以致用，要正确选择材料，讲究其时效性、价值性，熟知者、过时者一目十行；生疏者、有用者精读细研。所以，张氏仍能背诵许多书籍的重要原文，也积累了大量的读书卡片、笔记，成为研究中医药的资料。

2.承授师传入门径，刻意创新登堂室

张氏少时学医，得到父辈及老师的指点，先理解中医基本概念，继而掌握基础理论，然后诵读脉法、汤头歌诀等，再修临床课，始习外科、儿科，后及内科、妇科，羽翼渐丰，终以内、妇科成家，尤长于妇科。张氏完全继承了父辈外、儿科之经验，又转向内、妇科，这与其刻意创新是分不开的。依样葫芦故然简单，但中医不会发展；只有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日新其用，开辟新路，中医才有生命力。因此，他不仅继承了家学，且使之有所发展，诸如对妇科不孕证等疑难病的辨治，尤其对“妇科十治”的总结，颇具匠心。其对各家学说的研究亦反映了他的革新思想。

3.析清源流寻法宝，广泛临床求卓效

中医学术，博大精深，初学者多望洋兴叹。张氏则认为，学习中医有规律可循，中医历数千年仍存者，乃其基本理论及可靠的治病方法。自《内经》以来，基本理论之模式未变，而辨治疾病的方法却代有发展。这就要求初学者先掌握基本理论，待入门之，即应循讨源流，抓住其发展脉络，由此亦可了解中医学术发展规律，开启思路。在澄清源流时，还可根据需要，不失时机地挖出治病法宝，丰富学识、经验。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中医尤其如此，饱读经书不一定能治病，因此，临床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临床，一可以加深对中医学的理解；二可以验证所学正确与否；三可以发现前人的片面与不足，提出问题；四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如此，则前人的理论与经验得以发展，临床疗效不断提高。如张氏自制的“崩漏丹”，即是集众家之长，又结合实践的产物，治疗崩漏有突出疗效。

4.他山之石可攻玉，现代医学须熟知

张氏强调，无论中医、西医，皆各有长短，善为医者，应巧于取长补短，而不可立门户之见。中医界有“保守”者，排斥西医，以至临证出现笑话，甚至发生医疗事故。张氏自五十年代即注重学习西医，不仅熟练掌握其基本知识，而且能用其长，灵活地将客观化验检查结果与中医诊治相结合，弥补了中医过于抽象，或“无证可辨”时的不足。如对肝病的辨治，常参考化验结果，及时修订治疗方案，取得满意效果；对心脏疾患，亦参照心电图等的提示，分别病情，投予经验方药，往往收效更捷。当然，张氏非唯“客观指标”论者，更反对中医西化，因二者是两种理论体系，如西医的“炎症”不能等同于中医热证；西医注重局部、“标”的治疗，中医则相反。其中关键：以现代医学检测做参考，辨治不离中医理、法、方、药。

1.倡论“医易相关”说

张氏认为，《周易》乃“群经之首”，其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

《周易》虽无阴阳二字，但其认识自然、分析事物的“两点论”却很科学。其中乾、坤二卦为基石，由此衍生了八卦、六十四卦，揭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乾坤乃阴阳之肇基，因此，一部《周易》所体现的主题就是阴阳变化规律，它为《内经》的阴阳学说奠定了基础。《内经》有关阴阳的特性、阴阳的关系及其变化，以至对自然的认识，无不与《周易》相通。特别是易学“两点论”的思维方法，框定了中医思维模式，如其中的上下、内外、出入、进退、损益、吉凶、否泰、存亡等分析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式，开启了古医家之悟门。

如《周易》乾卦九五之“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即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高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的滥觞；后世张元素的药物分类、李杲的升阳举陷方剂、张仲景的承气汤，以及吴瑭之温病三焦治疗大法，均沿用了“上下”互相对待关系的理论。

《周易》之卦变不离“盈亏”，每卦都有“—”(阳)、“--”(阴)组合的不同，从其阳与阴的变化，可知其损益。鉴于此，《内经》即有“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形成了中医补虚泻实之治则，从而指导了中药的分类遣用，或攻邪，或扶正，用于治病，以求“阴平阳秘”。

其它如“内外”、“水火”、“刚柔”、“动静”等注入医学中，对中医理、法、方、药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易学思维模式中诞生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之十剂，充分体现了“医得易之用”的观点。即便中医史上“贵阳抑阴”观的出现，亦是《周易》中“天尊”、“大哉乾元”肇其端。

2.研究各家重源流

各家学说虽重在研究医家，但不能孤立看待；当然，亦不可专主学派。正确的方法应是考证人物、辨析学术渊源、提炼学术思想并举，以便全面掌握。对每位医家，应按其师承、私淑关系、学术倾向、临证特点划分流派，归于系统；同时，也不拘于流派，而应突出医家各自的特点，否则，就会以偏概全。如叶桂的胃阴学说、久病入络说，即属温病学范畴之外的贡献。

探讨各家学说应注意补偏救弊，对医家的评析应平正通达。每位医家都有自己的学术渊源、学术背景，因而，其主张自各有别；对医学的贡献突出在某一方面，不可能有面面俱到，将中医全面推进的医家。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各家之长，综合为一体，以便获得较为系统、完善的学说。也正是他们各自在不同角度有所研究，取得成就，才使得中医学不断完善、发展。所以，后人不能以某位前贤倾向于某种观点而非之。实际上，他们强调某种理论的重要性，并非轻视其它理论，如刘完素主火热病机学说，但他必不会以苦寒药来治寒证；李杲倡脾胃论，但他也不会以升柴来治火逆。当然，古代医家都有长有短，如张从正主张攻邪已病，对正气不足之治显属缺憾；赵献可善补命门水火，于其它脏腑则重视不够，等等。因而要全面而客观地评析他们的学术思想，取长补短，才能获取较完善、全面的理论和经验。此外，研究者亦不要拘于前人或他人之定论，而应仔细考察，以免认识片面。如，叶桂善养胃阴，但其对胃阳不足的调治，知者甚少。叶氏既重胃阴，亦重胃阳，对治胃阳虚之证有丰富经验，如胃中无火的食谷不化，主用辛甘温煦，鼓舞胃阳，常少加附子以理胃阳，且颇具匠心地用粳米理胃阴，以得通补两和阴阳之妙。叶氏还将胃阳与脾阳作了明确区分，胃阳受伤属腑病，应以通为补；脾阳不足，可用升柴顺其性以补之。

张氏对医家的生平、著作进行严格考证，填补了不少空白；对医家学术的辨析与验证，亦多精辟之论。如“成无己学术思想发微”、“丹溪相火论评析”、“论景岳阴阳观”及“张仲景《伤寒卒病论》考析”、“吴瑭生平史略”、“温病学派大师叶桂”、“张锡纯用石膏”等论文，均是其悉心研究的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张氏强调临床实践乃研究各家学说不可或缺的途径。因前人的理论、经验均来自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理解、运用，并判断其正确与否，才能进一步发展它。

张志远不仅理论上有建树，而且毕生重视临床，善于师法古人而勇于创新。不仅对妇科有独到经验，内科证治亦多体会，如学习喻昌“大气论”及张锡纯“升陷汤”法，自拟“通阳解蔽升气化痰蠲饮汤”(黄芪、肉桂、苍术、茯苓、薤白、柴胡、升麻)，用治大气不足、痰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