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男，教授，主要研究性病艾滋病防治，同时是5种皮肤病国内首例报告者、一些疑难罕见病治疗的国内首位引进报告者、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贝利·马丁奖得主。

张北川，男，教授。

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顾问、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中国性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等。

《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编委、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编委、 《临床皮肤科杂志》特约编委、 《中华性传播感染杂志英文版》特约编委等。

1994年出版我国有关同性恋首部理论专著《同性爱》。1990年代后期主要工作转向艾滋病防治领域及科研。是青岛大学首次承担国家攻关科研课题的项目负责人。

2000年获国际艾滋病领域著名奖项英国Barry－Martin奖，数次获得省市奖项。发表皮肤病论文40余篇，所主持的艾滋病课题组发表有关论文40余篇。

《健康报》 、 《中国青年报》等报曾以整版篇幅报告个人事迹。5次作为CCTV-1嘉宾。新华社、BBC、 《纽约时报》 、 《洛杉矶时报》 、《今日美国报》等国内外主要媒体报道过所从事的有关工作和科研成果。

2000年，因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贡献，国际社会授予其首届“贝利·马丁奖”。

张北川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停止手头的工作，最新一期男同性恋艾滋病干预杂志《朋友通信》，已达到8600份发行量。美国专家在中国北京300位同性恋者调查中发现有49%的人看过《朋友通信》杂志。

同时张北川的团队拿到了荷兰的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干预项目基金。张的助手与同事李秀芳大夫开设了艾滋病与性病门诊。“我们不会‘等靠要’，自力更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北川感到同性恋与艾滋病者的封闭社会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

2011年12月13日张北川与其他专家公开在同性恋酒吧进行艾滋病现场教育，四川省治安部门与卫生部门全程录像，并给予报道。中国公安部一位高层官员写信支持张北川的工作，而中央党校艾滋课题组送来了“真学问，真精神”的铜牌。

张北川认为，中国同样重复了西方对同性恋态度的道路。

开始，人们将艾滋病与同性恋等同起来，同性恋被艾滋病“病化”了。这种恐惧弥漫时，科学的声音也开始传播，人们通过灾难而关注起同性恋，进入了同性恋“去艾滋病”阶段，再之后，同性恋再度艾滋病“病化”，同性恋因灾难而合法化，同性恋者正视艾滋病，各种科学知识传播开来，社会增加了宽容度。“我接触的卫生部高级官员在进行艾滋病干预活动后，对男同性恋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称同性恋者善良，有爱心，考虑问题周全。”张北川笑称，“在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上，科学界达成了共识，走在了前面，是需要媒体向社会呼吁的时候了。”

在北京中美专家艾滋病研究会上，张北川疾呼：“中国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大流行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有全面保护同性恋者权益才能控制流行趋势，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如果没有合法婚姻，又如何让他们享受相对稳定的性生活？”

中国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达5.9%，而四年前这一数字仅为2.5%，而中国同性恋人群超过1800万人。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与潜伏人数在100万左右，一旦在同性恋人群中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卫生部疾控司司长齐小秋称：“如果再不采取措施，中国艾滋感染者将在2010年达到1000万。”2002年10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中国访问时说：“中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防止艾滋病进一步大规模蔓延，中国正处于决定性时刻，如何迎接这一挑战不仅将决定这一流行疾病的范围，而且将决定中国能否预防随艾滋病而来的其他破坏。”

张北川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是一条草上的两只蚱蜢，如果我们用歧视把同性爱者推向边缘，导致的只能是报复与仇恨心理，在人类学上，每个人群中都有2%的反社会人群，而一个被歧视的人群反社会比例与偏激程度更高，我们已注意到同性恋中有人扬言，一旦染上艾滋病就要立即传至更多的人，到死方休。

张北川预言，在血液传播（卖血买血）得到控制后，同性恋将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高危的途径。10万艾滋病存活者大部分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未来中国在三年内10万人将死于艾滋病，每天有100人死于艾滋病，每一刻有一人死于艾滋病。

卫生部疾控司官员认为，中国艾滋病控制情况为什么比周边国家要好，是因为政府工作做得好。张北川不认同这种看法，“我们国家之所以情况稍好，是因为我们人口流动被限制，贫困限制人们的交往，而这些阻碍艾滋病流行的因素随着社会进步会削弱，而促进艾滋病流行的如腐败现象与知情权问题没有改善，中国艾滋病形势并不乐观。”

阻碍“抗艾”的关键

《南方周末》独家披露了“抗艾”斗士的困难处境。中国青年报以《最勇敢的人》对张北川进行了报道。《中国新闻周刊》与中央电视台，天津《每日新报》 ，相继曝光院方个别领导的歧视态度。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官员与青岛卫生局局长公开表示支持张北川的工作。张北川称自己没有想到成为新闻人物，也没有想到同性恋朋友第一次有勇气大规模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张北川仍在那间墙壁发霉的小屋中工作，院方领导对此采取完全的漠视态度。因为他所在医院的领导无视国家“全社会参与防艾”的相关文件，声称“我们要赚钱，对社会有益的事太多，比如绿化之类，不能一一都做，搞艾滋病研究是国家的事”。

张北川曾多次要求与院领导商谈工作，但院方不愿与他有任何接触。9月底，当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与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在山东省疾控处处长陪同下向院方外事部门要求探访张北川大夫时，院方采取拒绝态度，在争吵一个半小时后，张北川才见到了远道而来的客人。

院方有关人士对天津《每日新报》记者称：“张北川如果要到皮肤科上班，必须全部停止这方面的工作（指同性恋研究与抗艾工作）。”张北川对本报记者称：“这些人自以为权力与权力网形成，可以完全置国家甚至上级机构和百姓的呼声于不顾，这让人惊讶，也说明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太复杂。”尽管如此，张大夫称：“我受的只是小难，不是大难。相比河南省某医生因为向国家上报艾滋病实情而被县长处分调离公职、高耀洁教授拍的艾滋病胶卷被强行曝光，我的遭遇比他们好得多。”

张北川、濮存昕与其他嘉宾在中央电视台做了40分钟的抗艾节目，全国播出。在节目中，张北川提出了三句话，“艾滋病可防，可治，不可怕。”他解释说，“可以预防；鸡尾酒疗法降价后，每年花费3500—5000元，虽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已能长期维持身体现有状况；不可怕是因为艾滋病已可以控制。”

张北川是一个真正的斗士，坚韧而乐观，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一个对同性恋仍存偏见的地方为他们争取权利。从1999年4月开始，他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与此同时，张北川还失去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张北川始终坚持他的研究，并且笑呵呵的。他说：“我的心理素质很好”。心理素质很好的张北川坦言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再过一二十年，认为艰难和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会实现。“人们最终会接受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自由的权利，无论同性之间或异性之间，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他说。是的，对于人类来说，战胜艾滋病的武器只有两样——科学和爱。

张北川说，“我们要警惕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很多时候人们正是这样，不承认世界科学界的一个共识——15岁以上男性中3%—4%为同性恋，这个比例不随经济文化等原因而变化，同时，这种性取向也不可能通过治疗或者惩处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