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彬（1935年11月~2014年12月15日），男，汉族，生于广东省河源市，客家人。高中曾就读于家乡的河源中学。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现已并入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导弹专家、卫星发射专家。

1935年11月出生于河源黄村三洞村，1955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下称哈军工），1964年从哈军工毕业分配至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66年10月27日参加我国在酒泉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发射试验。在试验的最后阶段，担任技术助理的张其彬和其他6名技术人员进入地下控制室，张其彬负责技术控制和测验；他先后参加和组织指挥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首次发射试验，东风二号甲定型试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我国第一颗定点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和东方红三号挖潜增程试验，参加跨国“金轮工程”的建设等，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及嘉奖11次。

张其彬是1935年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县黄村镇（现东源县黄村镇）三洞村的农家孩子。高中毕业时，刚好海军提前招兵，学校选送体检，他被选上了。1957年，入伍两年后，张其彬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下称哈军工）导弹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由此，部队卫张其彬开启了一道读书报国之门。

从海军东海舰队到哈军工，从酒泉到西昌，张其彬先后当战士、班长、学员、技术助理员、技术参谋、技术组长、技术室主任、团参谋长、副团长、副站长、团（站）党委常委，兼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科技委员会委员、团（站）科技委员会主任、主任工程师，驻厂（所）军事代表；技术职称也由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

张其彬曾先后49次参加和组织指挥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首次发射试验，东风二号甲定型试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我国第一颗定点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和东方红三号挖潜增程试验，参加跨国“金轮工程”的建设等。1966年，他与另外6名留守地下室面临生死考验的航天人，一同成功操控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两结合爆炸实验。

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嘉奖11次。

中国两弹一星功臣，在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中被誉为“七勇士”之一。

张其彬启发我们对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启发我们寻找支撑其生命的内在动力因素。在酒泉基地，千里戈壁，荒无人烟，他和他的同事们餐风露宿，攻坚克难，硬是把一个个有关导弹和卫星发射的难题克服。在一个有快意也有痛感的社会，张其彬让我们谨记一个时代。

读书的刻苦，专业的追求，报国的热忱，困苦与立志，磨砺与奋斗，拼搏与奉献，张其彬的追求深挚、持久，体现的是那一代人与生俱来的纯粹和本真。他们朴实的气质，宽广的胸襟，纯净的内心世界，对如何重塑我们的国民精神，修复我们的精神缺失，无疑有着积极的久远的价值和意义。

忆当年临危受命

张其彬出生于1935年，祖籍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是一名农家子弟。79岁的他近日应邀还乡，参加河源市专门为其筹办的“航天图片展”。

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年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张其彬清楚地记得，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但当时只能像炸弹一样，用飞机把原子弹运往指定地点进行爆炸。而用导弹运载，进行远距离发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两弹结合就搞不出来？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刚完成两弹结合实验不久，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中央计划进行两弹结合实验，由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组成了15人的领导委员会。1965年，中央决定：1966年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实验，并决定把实验地点，放在地广人稀的西北戈壁滩上。

谈及当时“航天创业”的艰辛，张其彬感慨万千。据其回忆，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在现场帮助，而国际上还对中国进行了海上封锁，所以实验只能在陆地上进行——即自己国家本土上。中央决定进行的导弹核试验，任务是空前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国家做过“本土实验”。

张其彬说，1964年他刚从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毕业，随即分配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坐上基地的专列，于夜里秘密到达实验基地。天亮后一看，四面是一片苍苍茫茫的戈壁滩，荒瘠的土地上只长着一种叫骆驼刺的野草。当时酒泉航天基地刚刚建立，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全靠从外边运进，而国家又刚刚度过了3年饥馑，先前去的科研人员每天都是只能吃窝窝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受命要按预期完成任务，可谓是“临危受命”。

实验前难关重重

张其彬到基地后，负责临时发射基地的建设、试验技术协调、编制测试发射程序即操作规程。在基地统一安排部署下，张其彬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日以继夜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实验前一天——10月26日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由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和部队政委高震亚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地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七勇士留守操控

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7个人：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技术助理张其彬、技师董连捷和刘启泉，操作手徐虹、中队长颜振清。张其彬回忆，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能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

此后，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誉为“七勇士”，又称“敢死队”。

在总撤离前，张其彬记得聂荣臻元帅到地下室看望了他们。聂荣臻对他们说：祝你们身体健康，祝我们发射成功！当晚，国防科委的首长还为七人戴上了毛主席像章。27日黎明终于来临，他们意外地发现地下控制室门外，竟然还有一个人默默地陪了他们一夜——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在外面爬梯间里坐着陪了七人一夜。

张其彬表示，李富泽是一位参与指挥过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防需要，来到酒泉基地，指挥这场同样意义重大的战斗。当时，李富泽想与七人战斗在第一线。但考虑到首长所肩负的重任和现场的危险性，七人集体请求上级要求李富泽撤离。后来负责现场指挥的聂荣臻亲自打电话，命令李富泽迅速返回，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地下室。

聂帅敬酒七勇士

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涨。

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渺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等3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

当晚，基地召开庆功宴。地下室留守操控发射的七个人被安排坐在主桌，聂荣臻、钱学森等首长、专家们坐在旁边的桌子上。张其彬回忆，聂帅带着大家向他们七人敬了酒。聂元帅说：实验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总理来电话，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国务院，向参加这次实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这是第一次元帅给我们敬酒啊！”张其彬回忆说，当时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从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至今，48年过去，张其彬参与了共和国49次不同类型的发射工作，其中包括1970年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1984年第一颗通讯卫星研制以及1985年战略导弹研制。直至16年后的1982年，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上得知，丈夫张其彬原来一直从事航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