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薇（1878年12月—1974年），字文僴，号薇君。康同薇是康有为和第一任妻子张云珠的大女儿。1899年，康同薇与父亲康有为的弟子麦仲华在香港结婚。

康同薇，是康有为的女儿，字文僴，号薇君，生于1878年12月。有一个勇于改革的父亲和一个通情达理的母亲，使康同薇从小免去了缠足之苦。她的榜样作用还影响了妹妹们，康家的新一代女性都不再缠足，也不穿耳眼，而且她还成了不缠足运动的开路先锋。父亲和叔叔常拿她做例子，说明天足的好处，缠足的危害，推动不缠足运动向全国发展。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父亲的有意培养，使同薇自小就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像自强之道，救国之法，变革之事，她都能说出一二，小小年纪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和事业上的积极追随者。家学渊源、自身天赋和后天努力，又使她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学知识皆有较深的造诣。父亲说她“天资颇颖，勤学强记”。康有为从1886年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编撰《日本变政考》，但他不懂日文，很伤脑筋，于是就鼓励小同薇学习日文，以便将来大派用场。同薇不负父望，几年下来日语水平直线上长。她十五岁时就开始替父亲翻译日文书籍。1898年同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是我国第一份女报，也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持编务、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

康有为认为“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后世之所以进步，变乱之所以减少，是《春秋》思想发扬的结果。《春秋》微言大义，包涵了孔子改制的思想。在阐释《春秋》经义的典籍中，有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和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传》、《榖梁传》三家。康有为信服今文经学派，他说《左传》但为鲁史，不传经义，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奥义，还要从《公羊》、《榖梁》二传入门。为了还《国语》之原貌，需要一番审视甄别，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这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由康同薇承担。这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耐心，也是一项繁重的文字工作，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据说这项工作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才有眉目。此外同薇还以二十四史为根据，编辑整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她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

康有为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同薇看什么书，学哪些科目，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康有为的理想中，同薇最好做个报馆主笔或编辑记者，成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同薇确实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为了当报馆主笔，她发奋阅读，不断练笔，写出的文章很有气势。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办，同薇真的成了一名记者。由于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知新报》极力宣传康有为的维新主张，鼓吹变法理论，评议时政，报道中外近事，介绍西学，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康同薇在《知新报》第三十二、五十二册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有相当见地，是她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

1897年2月22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华南宣传阵地。《知新报》创刊后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据《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①由于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正式的日文翻译，这可能同康同薇代替暂时离开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②。据笔者统计，她的日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日文报纸：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太阳报》、日本《新闻报》等。

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期期首。她的文章用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纵横对比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要求变法以“振士气”、兴女学以强国的强烈愿望，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较深的文字功底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知新报》的其他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伯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经参与《知新报》的工作，到1898年2月11日开始成为该报的正式人员，这些新闻活动均早于裘毓芳在1898年5月11日开始《无锡白话报》的活动。因此，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新闻工作者。

在《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中，她提出了什么是“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其应该担当的责任。接着她引证中外事例说明“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弱的道理，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数十年变法而不强的原因就是由士习的积弊造成士气不振。所以她呼吁要像公车上书那样，激励士气，合天下之士气，专心国事，中国必可救，国家必能强。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与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创办了《女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其开创意义不可低估。

在庚子勤王的那些日子里，康同薇是父亲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从康有为写给女儿同薇的多封信中可看出，大到勤王大业的成败，小到家中琐事的安排，他都与同薇商量，并交她去做。康有为听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立即写信叫同薇去见港督夫人，为自己辩护。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他想假列强之力迫慈禧下台，于是告诉同薇：“吾党欲再起，万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报》，言若那拉再临朝，诸贼柄政，必再杀西人云云以耸之。”同薇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不断撰文，配合父亲作舆论宣传。

康有为一生共有十二个子女（此外还收养了康同荷），其中康同吉、康同琰等六人夭亡，真正长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张夫人所生的两个女儿同薇和同璧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直接参与戊戌变法，后者在变法失败后曾代表父亲赴欧美演讲。两人都成为当时的女界名流。

1899年康同薇与麦仲华在香港成婚。麦仲华是康有为的弟子，字曼宣，广东顺德人。他的哥哥麦孟华也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他参加过公车上书，在上海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做过《时务报》的撰稿人，是戊戌变法时的核心人物之一。麦仲华曾编纂《经世文新编》一书，专采近人通达时务的言论，以转移风气，为新政提供参考。庚子勤王时他在日本负责联络策应之事，并一度在香港担任电报局局长。据说袁世凯称帝前曾两次召他相见，并许以教育总长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见，并运动倒袁。袁世凯称帝后，麦仲华怒不可遏，以至气火攻心而死。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康有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他常写信给同薇，让她照顾好麦家。但也有误解的时候，麦仲华疾恶如仇，思想有些激进，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这等于是背叛康有为。弟子中也有继续保皇的，如罗普。罗普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有一天康有为见到儿女亲家麦柏君，半是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仲华）。”

1908年4月，康有为在瑞典漫游时，麦仲华偕康同薇万里而来看望岳父。康同璧也专程由美国赶来，一家骨肉相聚于异乡，这使康有为非常感动。

康同薇与麦仲华生了好几个子女。康有为在有生之年没能抱上孙子，外孙外孙女却有一群。他对外孙们很是疼爱，一些外孙干脆由他供养上学。大外孙麦健曾一周岁生日时，远在南洋的外公欣然赋诗，表达自己的关爱和对第三代传人的企盼。诗中写道：“去港忽两载，抱孙一周年。锦绷知慧甚，戈印孰持先。能解老人意，应传太史篇。乱离何日见，催老抚华颠。”

晚清才女

在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最为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昼夜奋笔疾书，向光绪帝进呈变法理论著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其中《日本变政考》最为重要，变法内容、变法步骤及变法纲领都包含在这一著作中。皇上频频地催要，康有为快速地编写，“一卷甫成，即进，上复催，又进一卷”。这本引起光绪皇帝极大兴趣，忙得康有为不可开交的著作，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的数年劳动分不开。正是她根据父亲提供的大量日文资料，将其译成中文，才使父亲得以集多年之力完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