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

1932年9月15日夜——中秋节的夜晚，以梁聚夫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约1200人途经平顶山村攻打抚顺，在平顶山烧毁了日军的仓库、工厂、派出所、事务所等，然后向东岗、老虎台、杨柏堡、东乡和古城子进发，途中又袭击了日军杨柏堡采炭所，处死了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放火烧毁了采炭所。抚顺日军拿抗日武装没办法，迁怒无辜的平民百姓，鉴于这支抗日武装往返均经过了抚顺郊区的平顶山村，而这里的居民无人举报告密，日军抚顺守备队认定这里的居民“通匪”，所以决定以屠杀来进行报复。

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队中队长井上清一率领大批日本兵进袭平顶山村实施报复。日军首先控制了东、西两个大山头，包围了全镇，然后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百姓和矿工逼赶到平顶山村南面的洼地里。它的北面是铁丝障；西面为陡壁断崖；东面放着六个被红布蒙着的东西，大约午后1点多钟，突然，红布被揭开，露出了六挺机枪。一声令下，机枪疯狂地向人群扫射，顿时，鲜血四溅，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活着的人们拼命地往外冲，只有南面一个缺口，早有日军设防，冲出去的人幸存者甚少。一位妇女当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身上带着刺刀坐了起来，双手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头被割落在地。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还紧紧盯住刽子手。平顶山村3000多骨肉同胞倒在血泊里。同时，日本兵把平顶山村居民的房子全部泼上汽油点着，整个平顶山被火吞没。

机枪声停止后，整个屠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日军刚要撤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北到南挨个地往人身上刺。刺到死人身上，只听到喀吃声，没有反应；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第二次屠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鲜血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硝烟味，扑鼻而过，令人感到分外凄凉。大屠杀历经三个小时，直至傍晚结束。昔日的平顶山村，只剩下一座老君庙。

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日军雇佣朝鲜浪人到平顶山村，用钩子将尸首垒到山崖下，浇上汽油焚烧，之后用炸药将山崖炸崩，以掩埋罪证灭迹；然后又在屠杀场四周拉上铁丝网，抓来劳工在此铺设铁道；接着，又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抚顺县长夏宜在平顶山村、粟家沟和千金堡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以掩盖其屠杀罪证。同时，井上清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款5万元贿买正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新闻记者，让他们保持缄默。事后，日军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百姓，违者即是“通匪”，其全家将处死。

此次屠杀，平顶山村3000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幸存者有一百余人，其中大部分因为无人救治而伤重死亡，最后有四五十人幸存。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后日本法西斯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起点，也是日本军队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起点；平顶山惨案首开法西斯军队用可造成大量杀戮的武器大规模集中屠杀平民而在当时不被追究罪责的先例，为以后的德、意、日法西斯暴行确立了“样板”。法西斯大规模集中屠杀平民的暴行始于平顶山惨案。平顶山惨案遗址是日本法西斯突破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良知的最底线，完全违背国际公法、公理和人类正义准则的典型罪证遗存，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基地。为平顶山遇难同胞和幸存者讨回公道，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瞩目的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人道与反人道、维护人权还是践踏人权的较量。

发生在1932年9月16日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制造的第一起大规模集体屠杀我国无辜百姓的惨案。辽宁抚顺市南部的那个名叫平顶山的村庄在惨案后不复存在，全村30 00男女老幼，幸存者至今健在的 6位，他们是：杨宝山、方素荣、杨玉芬、田立新、王质梅、周茂勤。其中的莫德胜老人，于2005年5月23日病逝。2015年7月3日，方素荣在昆明家中逝世，享年87岁。

杨宝山老人回忆，1932年9月15日是中秋节。这天晚上，他听到外面喊“杀啊、杀啊”的声音，一直到后半夜才停。第二天听说，“大刀会”把日本人开的卖店给烧了，这个卖店是日本人压榨中国人的地方，矿工给日本人干活一天发3角钱饭票，饭票还不能在外面用，只能在日本卖店里买东西。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说烧得好。

日本人认为平顶山村民没能及时向日军报告有抗日武装的消息，有“通匪的嫌疑”，所以决定以屠杀来进行报复。

屠杀过后， 只要地上还有呻吟的，日本兵过去就补枪，然后再用刺刀捅。杨宝山说：“日本人从北头到南头，死的活的每人一刺刀，检查到我时，用刺刀把我娘挑到一边，扎我的后背，我强忍痛一动没动。日本人在我身上走了好几个来回，把我脑袋都踩破了，我都没敢动。

莫德胜老人回忆：“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

“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弹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

两次机枪扫射过后，日寇怕有人没死，竟然第三次挨个用刺刀检查

“突然，有人大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看，平顶山浓烟弥漫，大火冲天。”杨宝山对73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我母亲看着那个方向说，我们家的房子被烧啦，说完就哭了……”

午后一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杀场，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拼命把人群往中心压缩。莫德胜回忆，“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

“有人喊‘不能白白叫鬼子打死！’靠东南边的喊声很大，起来一些人往外冲，枪声也集中到这个地点。以后喊声渐渐小了，是否冲出去一些人我就不知道了。”

“一些没有受伤的人起来准备逃时，又进行了第二次机枪扫射，这次子弹打得更低，鬼子怕有人不死，一拥而上，挨排挨个地用刺刀往人身上扎。”

”莫德胜说：“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另一位幸存者方素荣，如今生活在昆明，她很怕回到平顶山。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还经常做恶梦。”那一年，方素荣只有4岁，她还有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枪声一响起来，爷爷一下子把我摁在了身下。过了多久我都不知道，我醒来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日本兵踩着血，皮靴在血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的弟弟还在地上爬，喊着‘妈妈——妈妈——！’，日本兵用刺刀一攮，然后给甩了出去，弟弟再也没有声息了。”

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杨宝山说：“第一次没敢起来，连喊三次我才敢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当我看到鬼子真的不在了才起来。我去拉父亲，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就是不起来，摇他手他不起来，拽他也拽不动，我咬他的手，他还是不动，我就倒在地上哭。”

杨占山老人回忆：9月16日上午11点，日军乘汽车来到了宁静的平顶山，强迫居民离开家园前去“照相”，不去就当场打死。

人们被赶到山上后，鬼子说：‘你们站好，给你们照相。’接着就开枪了。这时我抱着四岁的小女杨玉英，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的身上，我就假装死了。屠杀继续进行约有一个多小时，鬼子要走了，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刺刀从我的腰边扎过，幸好没有扎中要害。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只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婴儿及大肠流在地上，我背上四岁的小女玉英，手里领着七岁的姑娘玉凤，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流下来。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我一家原有二十四口人，这次惨案中就被杀死了十八口，剩下了六个人，这血海深仇终生难忘。”

作为平顶山惨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未得到应有的制裁 上尉井上精一在日本投降前回国，1946年服氰酸钾铝自杀；

中尉井上清一就是目击者在屠杀现场看到的那个高举战刀下达射击命令的日本军官，1969年病死于大阪。

1996年，杨宝山、莫德胜、方素荣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杨宝山说，至今已经9年了，我都去了五六趟日本了，几次都是败诉。

2002年6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事实，但驳回了诉讼请求。

2005年5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10天后，莫德胜老人带着愤怒、带着冤情、带着遗憾走了，为同胞讨公道成了老人未了的心愿。

事件后抚顺周边的中国劳工人心动摇，大量离开抚顺出走。 1932年11月24日，在国际联盟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曾提出对日本方面扫荡作战的战争责任提出追究，但碍于国际情势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牺牲者人数 中国方面，根据发掘的尸体数量，主张牺牲者在3000人左右。 抚顺守备队中队长井上精一的亲戚田边敏雄在自传中，根据参加屠杀的兵士的证言推断人数在400-800，理由是当时平顶山附近居民总数1400人，牺牲者应在600人左右。 国际联盟安理会档案馆记载中国方面死者700，重伤6-70人，轻伤130人。 1971年，中国政府发掘屠杀现场，重新安葬遇难者并建立了遗址纪念馆。 幸存者曾经向日本法院上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但是并没有结果。 2005年5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了幸存者提出的赔偿诉讼，幸存者律师表示将继续上诉。2009年5月5日，相原久美子从东京赶到中国，代表日本国会24名议员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致歉。这封署有10名日本众议院议员、14名参议院议员名字的信件，用了相当篇幅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表达歉意。十几年为3000冤魂的伸冤的“平顶山惨案”的诉讼案，最终以平复民愤的方式告一段落。

惨案幸存者1996年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并谢罪。日本法院虽然承认了惨案的事实，但仍驳回了诉讼请求。

16日上午，辽宁抚顺各界人士1000余人隆重集会，公祭82年前惨死在侵华日军屠刀下的3000多名同胞。

日本民众6日在东京举行“平顶山惨案”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承认惨案事实，向遇难者和幸存者及其家属谢罪。

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距抚顺市区南约4公里的东洲区平山街南昌路17号，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平民的现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好河山陷于日军铁蹄之下。193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夜，“杨柏堡采炭所”等地被途经平顶山村的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袭击，日军以平顶山村民没有报告即“通匪”为名，于次日出动守备队和宪兵队包围了平顶山村，将全村三千余名男女老幼驱赶到平顶山下，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日军先用机枪扫射，又用刺刀重挑一遍，甚至挑出孕妇腹中的胎儿。最后为了掩盖罪行，用汽油焚尸，放炮崩山，将殉难者的尸骨掩埋于山下，并纵火烧毁了全村八百多间房屋，将平顶山村夷为平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1951年3月，为了纪念在1932年“”中死难的同胞，抚顺市人民政府在惨案旧址建立“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971年建“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馆内陈列有在现场发掘出的殉难同胞遗骨800余具以及部分遗物。

1988年1月31日，国务院将“平顶山惨案”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原“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改称“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从1973年正式开放以来，已成为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