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襟亚（1892年9月28日—1980年8月5日），名衡，笔名网蛛生、襟亚阁主人、秋翁，江苏常熟辛庄吕舍人。评弹作家、小说家。

1913年，入常熟乙种师范讲习所培训，次年毕业后任吕舍公立小学校长兼教员。1915年执教嘉定县第一乡第四初等小学（练西小学），此时开始向上海的《时事新报》《沪江月》《新世界日报》《劝业场日报》《先施乐园日报》等刊物投稿，以写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为主，兴趣集中在言情与武侠两大类。《赤脚阿三》《烈女殉节记》《剑底销魂录》《柔情侠骨》《独眼龙传》《秋塘丽景》等是他早期试笔之作。与友人合作，先后创办《妇女画报》《武侠世界》《小杂志》等。曾在上海经营过东亚书局、共和书局、中央书店等。20世纪30年代又开办平衡律师事务所挂牌执律师业，受理案件。

创办《万象》杂志，主持“万象书屋”是平襟亚在文化史上留给后世最具影响的大事之一。培植了一批文学新人。另外，综合性、休闲性杂志《万象》的创刊，带动了《紫罗兰》《春秋》等刊物的兴起。休闲报纸、杂志随后蓬蓬勃勃遍地开花，以写黑幕、揭阴私为能事的海上文坛，风气为之发生改变。市民凡俗、庸常的生活，私人化的情感实录，借休闲性刊物成功进入文学生产和文化消费领域。可以说，《万象》的创刊是文学史上私人化写作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

平襟亚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是192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海潮》。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常熟的水乡风情、村居生活，近乎平襟亚早年在家乡的个人经历。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的洋场上海，大多是作者在“海漂”的亲见亲闻。置身乱象丛生的文坛、书市，作者以通俗小说的笔法，虚实杂糅，生动地描绘了殖民统治下纷繁芜杂、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人间百态。其风格、旨趣一如清末以来的黑幕小说，除满足读者的猎奇之心外，还暴露殖民社会的怪诞离奇，有其不可小觑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此后的长篇小说《人心大变》《人海新潮》等，影响都没有超过《人海潮》。

1949年后，转向写作弹词。主要作品有《红旗歌》《农家乐》《龙女牧羊》《陈圆圆》《杜十娘》《镇压反革命》以及长篇弹词《三上轿》等。1957年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秋翁

某刊物评论当今文坛的女作家张爱玲云：“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这决不是因为她有传统的贵族的血液……”

“按” 据人说：张小姐是张佩伦的孙女，张佩伦又是李鸿章的女婿。照此一层层的推算起来，张佩伦应该有李鸿章的血液，张爱玲女士细胞以内，至少该有若干西西李鸿章的血液，李鸿章既受过清朝的爵赏，是一位“爵爷”，当得起“贵族”两个字。因此批评人胡先生在上文肯定的说：“总觉得她是贵族”；可是，忽又在下文否决她“不因为她有传统的贵族的血液”；“贵族血液”这东西，假使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毕竟与“平民血液”怎样分别，怕连德日欧美不论什么派的“达克透”，一时都分辨不出来吧？而我们的胡先生，在“和她相处”之下，竟然论列及此，那真不愧文坛先进，在我辈后生小子，莫测文学高深者腕底，只能恭维他的评论是：“一针见血！”（《海报》）

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

秋翁

因为我国文坛女作家不多的缘故；我对于她们总是竭力捧场。尤其是对于某一位女作家；从她《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起家的当儿，便追随我友瘦鹃兄之后在本报一再揄扬。虽不曾分析她的血液有多少东西贵族化的成分，然而对她文字的美妙，身家的清白，似乎已都称赞过，尽过宣扬的能事。不信可以打开本报的丛编来对证。可是，她对我却适相反背，不懂她特别对我顶真呢，还是习性如此？记得一年前吧，那时我还不认识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了一束原稿到“万象书屋”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经》，在我们《万象》上登了出来。往后又好像登过她几篇。她有一回写了一封信给我，大谈其“生意眼”，并夸张她一连串的履历，说她先人事迹，可查《孽海花》。当初我猜想不出《孽海花》一书怎么好当她的家谱看。随后才知道这小说中确曾记及清代一位李合肥的女婿——逃走将军的逸事。但始终不能使我怎样惊奇与兴奋。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她。她曾将一大批短篇小说原稿亲自送来给我付印。（其中包括《倾城之恋》《封锁》《琉璃瓦》等篇，那是都还没有披露过）当我接受了她的原稿后，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她。我给她难住了，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除凭藉特殊势力按户压买外，简直没有包销多少的本领。因此只好自认才疏力薄，把原稿退还给她。（留下一篇短稿《琉璃瓦》刊登《万象》）同时，怕她灰心写作，约她在我刊《万象》上面写一篇连载小说，每月写七八千字。（在当时一般作家正在向杂志社联合会提出要求千字百元）我就答应她，稿酬较我刊诸作家略高，每月预付她一千元。谁知她写了一期之后，后来论价，斤斤要求百五十元千字，并说如不允许，每月当酌减字数。我因我刊许多老作家——在文坛上写了三十年的老作家，报酬千字仅不过百元，不便使人家难堪，因与彼争论了数语，她不欢而去。后此，每期递减字数，且差不多每期前来要求，例如说：“这一期我只写五千字了，你要变要；不要就拉倒。”我终于忍耐着，不使她难堪，一凭她减少字数，看她减到多少为止。结果竟然减到一个字都不写。（可云：“不着一字，尽得*”）。编者柯灵兄，在七月号付印时，向我进言，要我加送二千元去，那么三千元写五六千字，也不为少了。我依照编者的吩咐，送去二千元，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又遭退回。可是，她退回来的，只有加送去的一笔二千元，尚有预付的一千元，却一字不提。小说稿则一任腰斩。这一千元虽小数，预付了两个多月，竟使我们无从撤销这一笔帐，会计先生正在踌躇，付什么帐好呢？要请这位女作家吩咐。这位女作家毕竟是谁？可不用我说明了吧。

我不敢说这位女作家“市侩气”太重，因为她毕竟是一位“作家”而又是“女”！像我本人，从事出版专业，买卖要顾到血本，似乎不能不与人较量锱铢；才是十足道地的“市侩”。“市侩”而有“市侩气”，倘能为一般原谅的吧。

又如化了一千块钱，买不到当代女作家一个字，怕即使不是“市侩”，没有丝毫“市侩气”的人，也总觉得心头有所未甘。我愿不论“作家”与“市侩”，彼此能反省一下，设身处地为自己为他人想想，得免许多争执。这话倘也在合理之列吧。（《海报》、19）

为某女作家专事

秋翁

一周一前，予于本报记者某女作家一稿，同文间如凤三，刘郎，秋水诸兄，先后訾予失当，认予容量太窄，浪费楮墨。予拜领嘉言之余，不能自已，续有申述，籍明予写此文之本旨，与夫重心所在之点。未敢文过饰非于诸兄之前，还祈知我者之亮鉴焉。

予虽量窄，然亦绝不至于肉痛此戋戋一千元之灰钿，予既为市侩——书贾之一，亦何憎于他人之与我谈“生意眼”。予所认为不能已于言者：不幸而站于《万象》出版人地位，出版人于稿件之征集原非分内事；向例由编者处理之，但某女作家连载一稿，却在例外。因当时多嘴之故每次“支费”与“索稿”均由本人负其责，本人又因需顾及其他写稿人一般之润率，不能率外增给；致生厚此薄彼之嫌。以是不满意于某女作家，确为事实。但随后予即默认其酌量每期写若干字数，从未多一句话，是在实际上早加其润例——每次稿费单不啻由其自开，尚复有何不慊之理？况七月号我刊发稿时，予遵从编者之请，增至按月三千元，字数不计。倘亦不得谓不优容矣。乃终遭其拒绝，遽将已刊之长篇，连载小说付诸腰斩，致失信于千万读者群，倘亦使站在出版地位之人有所不堪忍受。然当时犹冀其小休以后八月号继续写作。乃终于置之度外，是既无断稿原因，亦乏辍写理由，徒使千万读者群之怅失。此在出版人方面将何以对读者。犹茶竂主人之聘请说书人排日说书，聚众千万于一堂，正兴高采烈之际，说书人遽中途剪书而去。使茶竂主人将何以对听众。故予之写稿于本报，重心还在籍是以明其辍写之经过，而诿卸我索稿无着之责任，非敢有他。若谓我张挞伐之阵，则非知我者也。还祈诸同文鉴我之诚，有以见教，则幸甚焉。（《海报》）

柳絮

张爱玲小姐与秋翁先生“千元稿费”之争，一方谓并未多拿稿费，一方则坚执曾付稿费七千金，而刊稿只六次，当时言明按月千元，先付后撰，则千元岂非“灰钿”？此事究系何方之失，局外人殊不必问此“闲帐”。特笔者站在写作人立场上，有一点愿代张小姐主持公道者。姑承认秋翁先生所举皆是实情，但文章不卖钱则已，既为卖钱之作，则稿费涨落，当随市面之升沉为调整。“言明按月千元”，第一次给付稿费时，犹为仨二年之十一月廿四日九个月中，米价涨若干，物价涨若干，《万象》之售价又涨若干？而秋翁先生惠付张爱玲小姐之稿费，九月如一日，似非事理之平？张小姐之灰心稿事，延不交卷者，正是人情之恒耳。（《力报》）

秋翁

最近关于某女作家的稿费一事，我极不愿意再提，原因为了：一、区区小数，穷不了我，也富不了她。二、不甘替她做义务宣传，适中她的圈套。所以我见了某报的所谓“平议”，也只是不加辩正。贺天健先生丁慕琴兄……等招宴，席上遇老凤，谓我必须有一言声明，否则在不知者真要说你“诬陷”及“薄待作家”，印象欠佳。因此使我不得不作最后之声述。

关于一千元稿费的事，她曾有一函至本报声辩。她的主要点，还是笼统地说：“每次都有收条......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当我接到本报转来的信时，立即复信给她，并开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她核对后，指出哪一笔错误？或没有收到。最后我还肯定的对她说：收条是没有的，但你有信函和送银的回单可以作证。（回单上有她的图章）在我可以确定一条不错的，假如你认为有错的话，不妨亲自或委托他人来查看证据。——信去后，将近一周，未得到她的回复。我为了她说“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所以这几天还在专等她来查看证据。

关于某报某人的所谓“平议”，似无价值可言。因为它对于实施的真相全没有弄清楚，所“议”安得为“平”。若说“六个月中，每月千元，衡以生活程度的随时高涨，莫怪她要灰心，不做下去。”这话在没有见到我刊在本报上的第一篇文章时，也许要误会到不加她稿费，因此中辍。可是，我在第一篇文中，早经说明，每月虽给她一千元；小说的字数，由她自作主张，逐次递减，由一万字减至八千、 六千、五千。（每次她总是先来信知照，本月份一千元只写六千字了，只写五千字了，有信为凭）。出版人花钱买稿，照例以千字计值的；亦犹米商卖米，以升斗计值。例如我人于七月份花一千元，买米一斗，到十月份花一千元，只买得五升，米价毕竟提高了没有？这还得请“平议人”试想。我按月给她一千元，任她写多少字，那就稿费单不啻由她自开。这话，我早经说过。“平议人”除非存心和我难过，又何至抹煞事实。关于这一点，我本来不愿辩解；恐人误会，不得不说个明白。

末了，我得声明：后此永不重提这事，更不愿我得笔触再及她的芳名。深怕堕她“生意眼”的计中。这非空话，有信为证：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报的人去代我义务宣传——我的家庭是带点‘**’气氛的，……”

上面一段话，是她在六月十五给我信中所说的。那么，我所敬爱的诸同文，试想，她只要书能多销，她只要赚钱，什么——祖父，祖母的历史“香”“臭”，任人宣扬都不计较。那我人为什么要做她的义务宣传员呢？任说——“触贵族笔”，“流贵族血”，在她总认为有相当效果的一回事。诸同文若再提她，我猜她正暗自得意着，要笑得前仰后翻咧。话就此打住。算我发傻，最后替她义务宣传一次；但下不为例。（《海报》）

张爱玲

常常看到批评我的文章，有的夸奖，有的骂，虽然有时候把我刻划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有一天忽然听到汪宏声先生（我中学时代的国文教师）也写了一篇《记张爱玲》，我回忆到从前的学校生活的时候，就时常联带想到汪先生，所以不等《语林》出版就急急地赶到印刷所里去看。别的都不必说了，只有一点使我心里说不出的郁塞，就是汪先生揣想那“一千元灰钿”的纠纷和我从前一篇作文充二篇大约是同样的情形。小时候有过这样惫懒的事，也难怪汪先生这样推断。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也可见世上冤枉的事真多。汪先生是从小认识我的，尚且这样想，何况是不大知道我的人？所以我收到下面这一封读者来函，也是意中事：“……我从前也轻视过你，我想一个艺人是不应该那么为金钱打算的；不过，现我却又想，你是对的，你为许多艺人对贪婪的出版家作了报复，我很高兴……”

关于这件事，事过境迁，我早已不愿去提它了，因为汪先生提起，所以我想想看还是不能不替我自己洗刷一番。

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帐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语林》）

……

秋翁

关于张爱玲在《万象》写《连环套》长篇小说，多取一千元稿费事，本人早在《海报》公开声明，后此不愿更提。而于事实真相，亦均备志其详；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仆亦渐次淡忘。今闻本刊公侠先生谈及，张小姐对外似仍不能释然，最近又将于本刊有所声辩。仆初拟默尔而息，一任其如何讆言便算，以女人家似非摘些面子不休。乃公侠先生秉长厚风度，为明了真相起见，坚嘱予须附志一言以张公道。辞不获已，姑将事实缕志如左。物证尚在，还希望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查验不实者，仆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附）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

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帐可以查对）稿一二月分两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三月号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四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现钞送公寓回单为凭）稿五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五源支票送公寓回单为凭）稿六月号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现钞，五月八日黄昏本人敲门面取，入九日帐）（有亲笔预支收据为凭）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五源支票，当日原票退还本社注销）。

（说明）以上七次共付九千元。除退还二千元支票一纸外，实付七千元。当时言明每期稿费一千元，共刊六期，尚少一期稿子，即多付一千元，以上除面致外，送公寓二次，均有回单盖章为凭。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语林》）

汪宏声

公侠兄来告，谓张爱玲有稿投语林，声辩所谓“灰钿”事，实予一期中“莞尔”一语所引起云。闻之良深抱憾。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予素怕争论，更怕人因予而引起争论，“灰钿”一案，已成过去，今竟因予一语而旧事重提，予实不胜其惶恐！（《语林》）

柳絮

秋翁读我《灰钿案平议》一文，谓余存心与他难过，其实余与爱玲女士秋翁先生，两方皆无恩怨可言。文字征嫌，在秋翁或犹深记，余则已根本不放在心上，今以秋翁“存心难过”之言，始忆往事，颇悔落笔不慎，又以“平议”一文而招是非焉。

秋翁声明文中，谓千金稿费，虽半年如一日，然爱玲女士之文稿字数，则已由万字而减至五千字，实际上等于增酬。余按以物价之高，五千字而给酬千金，倘亦与失面相悖矣。爱玲女士由递减字数而至搁笔，其为不满于稿费，理由至极明显。秋翁先生所谓“按月给一千元，任她写多少字”，胸襟自是宽大，然爱玲女士为《万象》作长篇，究不能由万字一期而暴减至千字一期，此意不知秋翁先生亦曾想到否？

顺告秋翁先生，弟与任何人皆无难过，何况同为执笔人，幸释锦注。（《力报》）

文帚

秋翁在他报撰《记某位女作家》一文，并注“一千元的灰钿”六字，则针对张爱玲女士也。

战后上海文坛，苏青、张爱玲与潘柳黛称女作家中三杰，苏青以散文胜，张爱玲以小说胜，潘柳黛以多幽默感和热情横溢胜。此三人中，其实张之散文造诣亦深，有誉为当世女作家中之祭酒者，亦非溢美之词也。

秋翁所谓“一千元的灰钿”者，实言《万象》杂志曾预付张爱玲一千元稿酬，而数月以还初无一字寄来。惟据柯灵兄言，此款张拟退回。其实秋翁固不在乎此戋戋一千元，实由气她不过，今余以朋友资格为秋翁进数言，阁下岂非欢喜跳舞乎？一千元纵为灰钿，则亦视若坐台子，譬如搅落在别人身上可也。（《力报》）

秋水

张爱玲出版了《传奇》的集子，除了奉送作者肖像以外，还特别加亲笔签名，这无非是招徕顾客的方法，但因此而引起了许多对张爱玲的口诛笔伐，文艺家不同于市侩，就在这等地方，偏偏张爱玲不了解这些。

为作家谈谈生意眼，其实也并非是罪大恶极的事情，中国人一向具有宽恕的大度，更市侩化的事情，也正在搬演着，何况仅仅是一个文化商人呢！

凭良心说：张爱玲所作的小说，在近年的女作家中，可说是佼佼者，一半是她生活经验丰富帮助了她，即就想象力的丰富而言，也较之其他女作家胜过一筹的。

当然，口诛不同于摧残，但是对一个并无多大罪过的女作家，或者因为用了一千元灰钿，而要大张挞伐，深觉多此一举，而且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一些。（《力报》）

康海

《万象》发行人平襟亚，原始文坛健将，二十年前曾著长篇巨著《人海潮》，风靡一时，而且鸳蝴派中更因此而掀起一阵“长篇创作风潮”，而能胜过平襟亚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在小报界方面，更是标准之老派，以“秋翁”笔名所写的短文大都以风趣和讽刺为胜，所以很为读者所欢迎。战后文坛消沉，而平襟亚独具慧眼，与陈蝶衣创办《万象》月刊，做了蓬勃的出版界之开路先锋，《万象》读者何止千万，平襟亚也就足以自豪了。

张爱玲女士有一个时期，也想在《万象》中“窜一窜”，曾将所有的作品交给平襟亚，请他出版，平襟亚以销路未能有把握，故未敢轻易允诺，不料张爱玲另谋发展，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后来在《万象》中写长篇《连环套》因稿费问题，二人之间遂引起误会，发生过一场笔墨之讼。

事过境迁，平襟亚仍耿耿于心，在写集锦小说《红叶》时，借题发挥，着实将张爱玲调侃了一番，读者如不信，请看十一月三日《红叶》第三篇的一节对白：

“老儿讵敢妄言，斯园原有一狐，初来时雏毛未燥，固一草野毛狐耳，恒见其乱窜于石松楸间，是尚未能幻为人形。厥后，力摹人状，冀厕身冠裳，用施媚惑。每当春秋良夜，老儿固习见其跪于紫兰榭后冰梅坪上深深拜月。当其焚第一炉香时，仅现人形之半；第二炉香时，人形虽成，犹掉其尾，绰绰然如扫花之帚。今已亭亭秀发，粉魇脂唇，俨然一丽姝矣！老儿守兹园行将十载，见伊人状，初不过三秋耳。斯言良确，非敢欺姑。”

其中之“狐”即张爱玲，“紫兰”乃周瘦鹃先生主编的《紫罗兰》月刊，《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乃刊于《紫罗兰》的两篇小说，是张爱玲的《沉香屑》的二个标题。张爱玲以《沉香屑》的刊出方引人注意，《杂志》《万象》发表几篇小说，于是红了起来。（《大上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