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男，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儒家思想、近现代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等。
人物经历
历任
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5年10月，任
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任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并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访问、进修。
2024年6月，任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
现任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
社会兼职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什刹海书院副院长，弘道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道》编委，《国学新视野》编辑顾问，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兼职博士生导师。
代表作品
学术著作
1、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传统与超越，华夏出版社，2000
8、中国人百年（合著），新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2001
9、中国社会心理分析（合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0、不竭的时代精神，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11、中国哲学智慧（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儒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5、王道政治与与天下主义，孔学堂书局，2017
16、伦理与秩序，商务出版社，2019
17、儒学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8、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
19、公天下与家天下，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20、儒学的近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21、理想的国度—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国家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学术论文
据2024年7月南开大学哲学院官网数据，干春松在《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学术研究》《现代哲学》《人文杂志》《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并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部分文章被译成英文。
1、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东岳论丛，2005年第一期
2、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
3、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
4、直道而行的
张岱年先生，光明日报，2005年5月19日
5、王国维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人大学报，2004年第4期
6、清末民初
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
7、近代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及重建，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第3期
8、创造的综合与文化创造主义，清华学报，2004年第4期
9、儒家研究的多元化趋向，光明日报，2006年3月
10、制度化儒家，问题与方法，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
11、近代教育改革和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学术界，2003年第3期
12、儒生的自我定位和公众形象，人大学报，2003年第2期
13、从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4、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5、知识与信仰的分途。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6期。法国《远东远西》，2011，春季号
16、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中国哲学史，2011年1期。
17、儒家王道政治构想及其现实化困境，哲学研究，2011年4期。
18、花落春仍在。读书，1999年1期。
19、多重维度中的儒家仁爱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0、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1、科举制的衰落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2、“感”与人类共识的形成 《哲学研究》2018年12期
23、贤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面向——以《荀子》的论述为例。《哲学研究》2013年第5期。
24、王国维对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解释尝试《文史哲》2021年第1期
25、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及其政治社会理论《文史哲》2018年第1期。
出版图书
参考资料
学术观点
在
甲午战争之后严酷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理想还是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
张之洞在那篇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
劝学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保种和保教保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但在张之洞那里，国家、清王朝和儒家的文化价值之间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在儒家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还未受到怀疑的张之洞那里，报国和报教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庚子事变后，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民族的生存即保种问题已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于清政府的失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
清议报》等报刊的宣传之下，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之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而
梁启超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将忠君和忠于国家有效地区分开来。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来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在
邹容的《
革命军》之后，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以
康有为的话来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了康有为和
章太炎之间的激烈争论。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的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更进一步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并于是年11月26日，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这是三民主义见诸文字的开始。而且前此又有香港《中国日报》及上海《苏报》作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的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对革命党的看法，翻然改观。革命的风潮，真是一日千里。至此外国政府也对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