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箱本， jinxiangben，版本类型。中国古时刻印的版框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北堂书钞》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 盛以紫锦之囊。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尝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卷四十一载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手写本书，刻印本书，只要开本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都可称为巾箱本。[与正常开本相比较的袖珍本《通鉴纂要》(清乾隆版)]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以后，巾箱本仍然因为其便于携带，受到不少图书消费者的青睐。而且，由于开本小，节省了印刷材料，降低了生产成本，书价也就相应便宜了很多．图书出版商可以采取薄利多销的营销方式，更容易占领市场。精明的图书出版者们自然不会忽视这样的商机．历代因此刊刻了不少巾箱本。

例如，仅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一书中，卷1著录有宋版巾箱本《东莱家塾读诗记》、《五经》等，其中《五经》是“行密字展，朗若列眉”；卷2著录有宋版巾箱本《南华真经》、《太学新编排韵字类》等，而其中《南华真经》“版高不及半尺，较之经部中《五经》及《东莱家塾读诗记》，尺寸尤缩，而字画倍加纤朗”；卷3著录有宋版巾箱本《玉台新咏》、《圣宋文选》、《选青赋笺》等；卷5著录有元版巾箱本《九经》、《十七史详节》等；卷6著录元版巾箱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东坡集》、《类编层澜文选》、《新编古赋题》等；卷7著录有明版巾箱本《埤雅》；卷10著录有明版巾箱本《老泉先生文集》、《文苑英华纂要》等。

清代图书出版者也刊刻了不少巾箱本，例如，王士稹《分甘馀话》卷3提到无锡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叶德辉《书林清话》提到“乾隆十三年姚培谦刻《世说》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长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宽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苏州彭氏刻有《论》、《孟》注疏两种，行字极细密，长止今工部尺二寸，宽一寸七分”。据叶德辉的说法，则清代不少巾箱本的制作在尺寸上比起前代来要更小。

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更倾向于把以下几类书制作成巾箱本：

一是和科举考试有关的图书。前引戴埴话里已经提到，当时(戴埴大约为南宋末年人)巾箱本之所以盛行，早已不是像萧钧那样是因为好学所致，而是为了便于科举考试时挟带，用来作弊时目标小，不易被察觉，一如今日各类考试中经常能查检出的缩印小抄。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朝后期还有，《清稗类钞·考试类》“搜检”条记载：

道、咸前，大小科场搜检至严，有至解衣脱履者。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

这里提到的“石印小本书”就是用当时较新的印刷技术制作的巾箱本。当然，平时随身携带，也便于读书人揣摩举业。因此，科举类图书制作成巾箱本很好销售，例如《天禄琳琅书目》卷6就说《类编层澜文选》“系当时帖括之书，书贾刻以谋利者，故仿宋巾箱本式，取易售耳”。

之所以用较小的纸张以及密行小字印小说，不仅是为了携带方便，也是为了降低出版成本，压低书价，以便更多收入较低的市井百姓(相对来说。哲学、历史、文集类图书的读者主要是士人，而小说类图书的读者除了士人还有大量的市井百姓)也能够买得起小说阅读。

巾箱本或又称“袖珍本”，例如前述壮游子《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序中就提到把该书“刻成袖珍”。

“袖珍”二字，本意指的是可藏于怀袖中随身携带，除了物件本身体积小这一特点外，一般还是主人极为珍视、须臾不可离之物。例如，宋代米芾曾得到褚遂良摹的兰亭序帖真迹，割截成“袖珍帖”(李光瑛《金石文考略》卷3“米跋褚摹兰亭序”条)。米颠此举，自是因为对褚遂良摹写的这件法书珍若尺璧，为了随身携带、随时观摩，于是把整幅大的法书分割、装帧成更小的帖子。而董其昌跋米芾之子米友仁《水墨云山卷》，也提到小米“自称有设色袖珍卷，为生平第一”，这里的“袖珍卷”，侧重强调的应该是画的尺幅很小。可见，至少在宋代，法书帖子以及画卷等也有“袖珍”一说。

明代有些书籍，书名上也有“袖珍”二字，例如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儿方》十卷、李恒撰《袖珍方》四卷等，只是并不清楚二书是否为巾箱本，或许二书书名只是取随身珍藏之意。但是从《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序言的提法，我们可以推测，在明代时，人们已经把“巾箱本”和“袖珍本”混着叫了。清代沿袭了这一习惯。例如，《国朝宫史》卷35载：

乾隆十一年，皇上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馀材，不令遗弃，爰仿古人“巾箱”之式，命刻古香斋袖珍诸书。

乾隆皇帝下令把武英殿刻经、史剩下的边角料利用起来，模仿古人巾箱本样式，刻成所谓“古香斋袖珍书”，这些书包括：《古香斋袖珍四书五经》一部，《古香斋袖珍史记》一部，《古香斋袖珍纲目三编》一部，《古香斋袖珍古文渊鉴》一部，《古香斋袖珍朱子全书》一部，《古香斋袖珍渊鉴类函》一部，《古香斋袖珍初学记》一部，《古香斋袖珍施注苏诗》一部，《古香斋袖珍春明梦馀录》一部等。

乾隆时人们把“袖珍本”和“巾箱本”混称，还有一例子可以证明。如上所述，《施注苏诗》一书为古香斋袖珍之一种，《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则径称其为“巾箱本”，说“乾隆初，又诏内府刊为巾箱本，取携既便，遂衣被弥宏”。可见．此时人们心目中，袖珍本就是巾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