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憬，唐代易学家。史传不载，生平不详。生活年代在孔颖达之后。崔氏易学，重易象和易数，不墨守王弼《周易注》，在注重玄理的同时，也兼采象数。而于荀爽、虞翻、马融、郑玄之学有所窥见。诠释《周易》经文时，好为新说，在孔氏《周易正义》官学统治之下，崔氏易学有独到之处，或“称为新义”，为李鼎祚所推崇。崔憬易学可说是从汉易转向宋易之先驱。

唐代易学家，生卒约当孔颖达之后，李鼎祚之前，生平里居无考。著作有《周易探玄》。崔憬易学基本属象数派，其特征重在以卦气阐发易理。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特重崔说，虽有微言，但采取独多。崔憬不墨守辅嗣(见王弼)之注，而于荀、虞、马、郑之学有所窥见。其说散见于《周易集解》，其器体道用说对宋以后的易学哲学有一定影响。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引其注，并对他的某些注有评论，故知崔氏生活在李氏之前。而其易注又引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知他当生活在孔氏之后，即大约生活在唐朝李鼎祚之前、孔颖达之后。清人马国翰等人曾就其生平作过说明：

憬，不详何人，《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俱不载，书亦不传。惟李鼎祚《集解》引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节，憬说述及孔疏，知为唐人，在孔颖达后，又鼎祚云：“案崔氏探元，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知《探元》为其书名。兹据题焉，《集解》于憬论有所驳斥而采取独多。盖其人不墨守辅嗣之注，而于荀、虞、马、郑之学，有所窥见，故遗象者，援据为言，第不知唐志何以佚之也。（《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

崔憬易学观

崔憬理论上主张《易》以象为本，象尽意、辞尽言，纠正王弼“忘象”、“忘言”说对《系辞》本意歪曲。注经方法上，发扬汉人易学的传统，凡能用象之处，尽取易象与阐释易辞。崔憬除了取汉人理论之外，更多地运用《易传》中取象方法注《易》，既弥补了玄学易的不足，又避免汉人夸大易象的倾向。

在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上

以取象说为主，以卦象为《周易》的根本，但又不排斥取义说。既不同于王弼鄙视卦象，不赞成取象说的易学，又不因袭汉易的象数之学。强调取象，重视卦象，主张通过卦象研究易理。

在对《周易》原理的解释上

抛弃了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以玄学解易的形式，并辩论了三个同哲学有关的问题：（1）在大衍之数上，他的论述以及太极说，不以不用之一为虚无实体，以四十九数未分为太极，并认为八卦蕴藏在大衍之数之中，这在易学上就推导出六十四卦是太极自身的展开的结论，在哲学逻辑上就推衍出天地万物是世界本体自身展开的理论。（2）在道器关系上，以器（指卦爻象）为体，以道（指卦爻变易的功能和性质）为用，这种体用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性质，后来对宋明易学中的功利派影响很大。其置形器于第一位，将孔颖达《周易正义》中的自然无为之道，归于形器的功能和作用，抛弃了其玄学的形式和迁道后器的观点，从而在易学上作出了贡献。在卦象和义理的关系上，从取象说的立场出发，认为没有乾坤两卦象，即没有“易之形器”，也就没有阴阳爻象变易之道，阴阳变易之理存在于卦爻象之中。（3）在对《序卦》的解释中，阐发了对立转化的思想，为唐代易学哲学史上所罕见。

崔憬易学可说是从汉易转向宋易之先驱。著作有《易探玄》，已佚，但其佚文可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马国翰曾采《周易集解》所引崔憬的遗文一百八十余条，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为《周易探玄》三卷。

崔氏易学，重易象和易数，不墨守王学，为李氏《集解》多引，据今人潘雨庭先生统计，《周易集解》采崔氏易注二百余节，仅次于荀爽易注（荀氏三百余节）（《周易集解纂疏．点校体例》，中华书局，1994年3月）。也就是说，在《周易集解》中，论其集易注的数量，除虞翻和荀爽外，就是崔氏易注。这说明了在孔氏《周易正义》官学统治之下，崔氏易学有独到之处，或“称为新义“，为李氏所推崇。其实他所谓的新义，就是在注重玄理的同时，也兼采象数。 …… 崔氏以丰富的易学知识和一个易学家所特有的洞察力，对《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作了新的阐发。他不趋炎附势，不为名利所动，敢于以自己的易学“新义”与官学抗衡，表现了他非凡的胆识和高尚的易学情操。具体地说，理论上主张《易》以象为本，象尽意，辞尽言，纠正王弼“忘象”“忘言”说对《系辞》本意的歪曲。注经方法上，发扬汉人易学传统，凡能用象之处，尽取易象，阐释易辞。他除了取汉人理论之外，更多地运用《易传》取象方法注《易》，既弥补了玄学易之不足，又避免了汉人夸大易象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