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彧，字文卿，弘州（河北阳原）人。元世祖器重的人，至元十九年为集贤侍读学士，任为御史中丞。

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岳，就访隐逸。彧兄湖南行省参政崔斌言康隐衡山，学通天文地理。至元二十年为刑部尚书，言十八事。二十三年为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同佥枢密院，甘肃行省右丞，召为中书右丞。二十八年由中书右丞改任御史中丞，崔彧的奏请和弹劾大都被忽必烈所接受，中书省要求让他回任中书右丞，再任相职，但是忽必烈说崔彧不吝惜说话，还是负责担任言官。这也体现了忽必烈了解崔彧为人正派，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见恶必纠的品行，敢于批判、指责错误，不避权贵的处世态度。

元成宗即位，依然信任崔彧，因为他刚正不阿，被人诬陷，成宗依然信任他，不同意他离开御史台，同时兼任侍仪司。大德二年，崔彧升任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崔彧去世后追封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郑国公。

崔彧是元朝前期著名的直臣，虽然他也担任过宰相，可是人们对他更多地是看重他担任御史中丞十年，敢说敢言，刚直不阿的作为。他也有杰出的才能，对国家事务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有宽怀之心，李淦弹劾叶李，忽必烈信任叶李，把李淦召来有治罪的意图，也是崔彧劝说让李淦教授，以开言路。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儿，弘州人。负才气，刚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带儿根索亡宋财货，烦扰百姓，身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马刍粟。世祖虽听其言，然虚实竟不辨决也。

十九年，除集贤侍读学士。彧言于世祖，谓：“阿合马当国时，同列皆知其恶，无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诛，乃各自以为洁，诚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为守门卒隶亦不可留。如参知政事阿里，请以阿散袭父职，倘使得请，其害又有不可胜言者。赖陛下神圣，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恶十余事，乞召阿里廷辩。”帝曰：“已敕中书，凡阿合马所用，皆罢之，穷治党与，纤悉无遗。事竟之时，朕与汝别有言也。”又请以郝祯剖棺戮尸，从之。寻奉旨钩考枢密文牍，遂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初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十六员，相参巡历为宜。”皆从其言。二十年，复以刑部尚书上疏，言时政十八事：一曰开广言路，多选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党附壅塞之患。二曰当阿合马擅权，台臣莫敢纠其非，迨其事败，然后接踵随声，徒取讥笑。宜别加选用，其旧人除蒙古人取圣断外，余皆当问罪。三曰枢密院定夺军官，赏罚不当，多听阿合马风旨。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庶几号令明而赏罚当。四曰翰苑亦颂阿合马功德，宜博访南北耆儒硕望，以重此选。五曰郝祯、耿仁等虽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罚异，公论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贵游子弟，用即显官，幼不讲学，何以从政。得如左丞许衡教国子学，则人才辈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书，不过奏事检目而已。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汉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动必书，以垂法于无穷。八曰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员，并一衙门，亦非经久之策。宜参众议，而立定成规。十曰官僚无以养廉，责其贪则苛。乞将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无俸者特给。然不取之于官，惟赋之于民，盖官吏既有所养，不致病民，少增岁赋，亦将乐从。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乞特降诏旨，招集复业，免其后来五年科役，其余积欠并蠲，事产即日给还。民官满替，以户口增耗为黜陟，其徙江南不归者，与土著一例当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迁转民臣，悉为阿合马所摈黜，或居散地，或在远方，并令拔擢。十三曰簿录奸党财物，本国家之物，不可视为横得，遂致滥用。宜以之实帑藏、供岁计。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不应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今宜易置总管府。十五曰中书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设左右丞以下，庶几内重，不致势均。彼谓非隆其名不足镇压者，奸臣欺罔之论也。十七曰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权，子侄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之七八，其威权不在阿合马下。宜罢职理算，其党虽无污染者，亦当迁转他所，勿使久据湖广。十八曰铨选类奏，贤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见而后授官。疏奏，即日命中书行其数事，余命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议行之。

又言：“江南盗贼，相挻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与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其所欲，伺民气稍苏，我力粗备，三二年后，东征未晚也。”世祖以为不切，曰：“尔之所言如射然，挽弓虽可观，发矢则非是矣。”彧又言：“昨中书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县地亩，本以革权势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于军民诸色人户，通行核实。又因取勘畜牧数目，初意本非扰民，而近者浮言胥动，恐失农时。乞降旨省谕诏中书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书宜集议，可行者行之，不可则明谕言者为便。”又言：“各路每岁选取室女，宜罢。”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粮，无所容隐，所宜颁行。”皆从之。

二十一年，彧劾奏卢世荣不可居相职，忤旨，罢。二十三年，加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同佥枢密院事。寻出为甘肃行省右丞。召拜中书右丞。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奏曰：“近者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凡入其党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赇者，论如律，仍追宣敕，除名为民。”又奏：“桑哥所设衙门，其闲冗不急之官，徒费禄食，宜令百司集议汰罢，及自今调官，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赀户，多为桑哥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今后徭役，不问何人，宜皆均输，有敢如前以贿求人容庇者，罪之。又，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请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学，敢私敛民及役军匠者，论如法。又，忽都忽那颜籍户之后，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为是。”皆从之。二十八年，由中书右丞迁御史中丞，彧奏：“太医院使刘岳臣，尝仕宋，练达政事，比者命其参议机务，众皆称善。乞以为翰林学士，俾议朝政。”又言：“行御史台言：‘建宁路总管马谋，因捕盗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财，迫通处女，受民财积百五十锭。狱未具，会赦。如臣等议，马谋以非罪杀人，不在原例。’宜令行台诘问，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祚，劾尚书省官忙兀带、教化的、纳速剌丁灭里奸赃；纳速剌丁灭里反诬祚以罪，遣人诣尚书省告桑哥。桑哥暧昧以闻，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财并没入官。祚至和林遇乱，走还京师。桑哥又遣诣云南理算钱谷，以赎其罪。今自云南回，臣与省臣阅其伏词，为罪甚微，宜复其妻子。”皆从之。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等奏：“四方之人，来聚阙下，率言事以干进。国家名器，资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为，中书、枢密，宜早为铨定，应格者与之，不当与者，明语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当否，宜早与详审言之。当者即议施行，或所陈有须诘难条具者，即令其人讲究，否则罢遣。”帝嘉纳之。又奏：“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积久逋赋，期限严急，胥卒追逮，半于道路，民至嫁妻卖女，殃及亲邻，维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殒其生五百余人。近者阇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士民乃知圣天子仁爱元元，而使之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莫不愿食其肉。臣等其议：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书省、御史台从公论罪，以谢天下。”从之。又言：“河西人薛阇干，领兵为宣慰，其吏诣廉访司，告其三十六事，檄佥事簿问。而薛阇干率军人禽问者辱之，且夺告者以去。臣议：从行台选御史往按问薛阇干，仍先夺其职。”又言：“行台官言：去岁桑哥既败，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玺书，口传圣旨，纵释有罪，擅籍人家，真伪莫辨。臣等请：自今凡使臣，必降玺书，省、台、院诸司，必给印信文书，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尔耶？”对曰：“咬剌也奴、伯颜察儿，比尝传旨纵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达鲁花赤长孙，自言不愿为钱谷官，愿备员廉访司，令木八剌沙上闻。传旨至台，特令委用，台臣所宜奉行。但径自陈献，又且尝有罪，理应区别。”帝曰：“此自卿事，宜审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叶李过愆，被旨赴京以辩，今叶李物故，事有不待辨者。李淦本儒人，请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旧有按察司，要束木恶其害己，令桑哥奏罢之。臣观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广，宜复置廉访司。行御史台旧治扬州，今扬州隶南京，而行台移治建康；其淮东廉访司旧治淮安，今宜移治扬州。”又奏：“诸官吏受赇，在朝则诣御史台首告，在外则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宪。自桑哥持国，受赇者不赴宪台宪司，而诣诸司首，故尔反覆牵延，事久不竟。臣谓宜如前旨，惟于本台、行台及诸道廉访司首告，诸司无得辄受。又监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岁东征，妄言以米千石饷阇里铁木儿军万人，奏支钞四百锭，宜令本处廉访司究问，与本处行省追偿议罪。”皆从之。

三月，中书省臣奏，请以彧为右丞，世祖曰：“崔彧不爱于言，惟可使任言责。”闰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奏：“近耿熙告：河间盐运司官吏盗官库钱，省台遣人同告者杂问，凡负二万二千余锭，已征八千九百余锭，犹欠一万三千一百余锭。运使张庸，尝献其妹于阿合马，有宠；阿合马既没，以官婢事桑哥，复有宠。故庸夤缘戚属，得久居漕司，独盗三千一百锭。臣等议：宜命台省遣官，同廉访司倍征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访司官术儿赤带、河东廉访司官忽儿赤，擅纵盗贼，抑夺民田，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诘问。”又言：“扬州盐运司受财，多付商贾盐，计直该钞二万二千八百锭，臣等以谓追征足日，课以归省，赃以归台，斟酌定罪，以清蠹源。”并从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术致位集贤。当桑哥持国，遣其掊核江西学粮，贪酷暴横，学校大废。近与臣言：撒里蛮、答失蛮传旨，以江南有谋叛者，俾乘传往鞫；明日，访知为秃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师，犹敢诳诞如此，宜亟追还讯问。”帝曰：“此恶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尝知之。其亟禽以来。”三十年，彧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籴，顷缘官括商船载递诸物，致贩鬻者少，米价翔踊。臣等议：勿令有司括船为便。”从之。

宝泉提举张简及子乃蛮带，告彧尝受邹道源、许宗师银万五千两；又其子知微讼彧不法十余事。有旨就辩中书。彧已书简等所告与己宜对者为牍袖之，视而后对。简父子所告皆无验，并系狱，简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蛮带、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彧得玉玺于故臣扎剌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圣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彧以久任宪台，乞迁他职，不许。成宗谕之曰：“卿若辞避，其谁抗言哉！”彧言：“肃政廉访司案牍，而令总管府检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难行，当时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彧又条陈台宪诸事，皆见于施行。

于是彧居御史台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监察御史斡罗失剌，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尝有罪，还其所籍家产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台奏：“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及受赃计五千三百缗，准律当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从轻论。”而成宗欲止权停其职，彧与御史大夫只而合郎执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辞，成宗谕之曰：“卿之辞退，诚是已，然勉为朕少留之。”闰十二月，兼领侍仪司事，与太常卿刘无隐奏：“新正朝贺，岁常习仪大万安寺。”成宗曰：“去岁兀都带以雪故来后，今而复然。诸不至及失仪者，殿中司、监察御史同纠之。”二年，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寻与御史大夫秃赤奏：“世祖圣训，凡在籍儒人，皆复其家。今岁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学，宜遵先制，俾廉访司常加勉励。”成宗深然之，命彧与不忽木、阿里浑撒里同翰林、集贤议，特降诏条，使作成人材，以备选举。彧以是岁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赠推诚履正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郑国公，谥忠肃。

献可替否，治获佐于明时。崇德报功，礼宜加于防典。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崔彧，山川间气，簪绂名家。俾司绵蕝之仪，继彼瀛洲之选。靡繇一介之助，自结九重之知。遂擢置于秋卿，俄纪纲于柏寺。奏请宫嫔之议，罢征日本之师。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绅无出其右者。擅生杀之柄，忍容义甫之奸。抑聚敛之臣，力止延龄之相。两过文昌之府，尝佥宥密之司。于琴瑟更张之初，赞匕鬯主器之决。属元贞方大有为之日，适先帝重中执法之官。视左右何以易赵尧，在朝廷何可无汲黯。荐耆儒而备顾问，崇名教以涣丝纶。活人命于顷刻之间，回天威于雷霆之下。以去留系宪台之轻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犯颜而直谏。慨话言之尚在，想风采之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后。可赠推诚履正功臣、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郑国公、谥忠肃。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第宅部

元忠臣宅　在马邑县，司马泊有元忠臣崔斌崔彧宅地门，有石狮尚存。

清西宁县城十字街有四相国坊，俗称“四牌楼”，为县内最尊古之坊表。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隆化、昭武、承恩、清朔四坊旧址改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县令高承枢重修。南牌楼为金参知政事、尚书右丞杨伯通建，牌额题“熏弦解阜”；北牌楼为金户部尚书、参知政事魏子平建，牌额题“榆塞风恬”；东牌楼为元名相杨惟中建，牌额题“斗柄春和”；西牌楼为元御史中丞、平章政事崔彧建，牌额题“榛苓化洽”。在东城，旧有六登桂籍坊、双长柏台坊等。六登桂籍坊是为金进士魏子平、魏笏、魏琦、魏玠、魏璠、魏玉六人立；双长柏台坊为元平章政事、御史中丞崔彧及监察御史、南行台御史中丞魏初立。他们于民润国的宦迹将永远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