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是山东省旧时的别称。 山左中的“山”指太行山。中国古代，坐北朝南。“坐于”太行山，则太行山左侧为山东省。故也将山东称为山左。类似的例子有“江左”，坐北朝南，则长江下游为江左。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即今安徽)，江北则推山右”； “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即是。

明朝万历前期，籍贯山东的明朝馆阁重臣于慎行、公鼐、冯琦等人共同标举“齐风”，主张文风宏大雅正，闳音鸣世，巧夺自然，独树自我对晚明文风、诗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称三人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

在明朝后期崛起于山东的“山左诗派”，标举“齐风”，主张宏大雅正，闳音鸣世，巧夺自然，独树自我对晚明文风、诗风产生了很大影响，崛起于明朝江北山东地区的“山左诗派”，与崛起于明代江南地区的“江左诗派”，南北对立，各自标新，对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于慎行·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又字无垢。山东东阿人（今属平阴县东阿镇人）。 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文学家。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亦极高，与公鼐、冯琦并称于世。

山左名家公鼐、于慎行、冯琦三人均为馆阁重臣，诗文、学问冠名山左。公鼐与冯琦少年即以文才并称“齐地二彦”，于慎行与冯琦被《明史》推为山左文学之冠。三人并称“山左三大家”，歃血骚坛，标举“齐风”，倡言革新，走上了与复古相异的道路。

“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鼐·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公鼐 (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今山东蒙阴县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两朝实录副总裁、赠礼部尚书，谥“文介”。公鼐出生于明代后期的江北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

公鼐出生于明代后期的江北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从公鼐高祖公勉仁开始，代代蝉联进士，到公鼐一代，“五世进士、父子翰林”，成为明朝末期著名的进士家族。他们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树，一时彪炳海内，时人美誉“江北进士第一家”。

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清著名学者朱彝尊、清朝文坛领袖王士禛、同时代人杨涟都给予了公鼐极高的历史评价。

焦竑评公鼐：“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

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

清朝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评价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谈》

明朝著名政治家、东林党人杨涟“有古大臣之风……心丹识卓，骨劲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司马光）实伯仲间者。”— 杨涟《与秦贞予刺史书》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载，公鼐所著的《问次斋稿》三十一卷，为明万历刻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版本的《问次斋集》则毁于战乱。近年来，这一说法得到更正。2008赵广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的《问次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问次斋稿》三十一卷、《问次斋西游稿》七卷、《问次斋续稿》五卷）进行了点校，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国语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明刻本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冯琦·礼部尚书

冯琦(1558～1604)，字用韫，号琢庵，临朐人。冯裕的曾孙。 与公鼐并称“齐地二彦”。是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1577年(明万历五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后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敏”。其生平《明史》有传。其著作有《宗伯集》81卷，内收诗歌300余首，记、序百余篇，奏、对、策、论百余篇。冯琦作诗，好五古、七古，崇尚“乐府”、“建安”之风，其游记文章，仿东坡笔法，善叙事、抒情，寓哲理于其中，如《游冶源记》、《游石门山记》等。

冯琦长期官居显位，涉政事，因而留下不少向皇帝进言的奏章，成为冯琦作品中带有深刻政治见解和思想内涵的组成部分，其《肃官常疏》，陈述当朝官场腐败之风，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国家之大患也。”列举祸患之表现，条陈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论据确凿，说服力强，并提出治理腐败的具体措施，向皇帝直言进谏：“有才无守者，不得滥与荐章，已列脏迹者，不得止拟降调。……后来勘问，定须明正法典，勿致曲为宽纵。”其匡世济民思想和敢于针砭时弊的精神，同样反映在《矿税疏》、《中使酿衅疏》等篇章中。于慎行在《宗伯集》序中对此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