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既论述了屈原的文学业绩，又着重从政治观、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屈原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更以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论证了他在传统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该书为给屈原作出历史定位，较详细地分析了屈原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思想分析则较多与先秦诸子的学说作对比，从同异中发现屈原思想的时代共性和独特内涵。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匡亚明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字，是南京大学文科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凝聚了当代一批学有所长专家的集体智慧。丛书的学术顾问包括丁光训、王元化、安子介、赵朴初、冯友兰、张岱年、杨向奎、任继愈、苏步青、程千帆、杜维明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讨，从2500年历史长河中选取了27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作为传主，从整体组合上奠定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该丛书全部编撰完成，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屈原评传》即该丛书中的一本。
《屈原评传》的显著特点就是把屈原的思想作为研究的重点。该书不是简单化地判定屈原思想属于哪一学派，而是具体剖析屈原思想的有机构成，确定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以某家某派来范围屈原是不合适的：一是所谓“
九流十家”是汉代人归纳出来的，虽大体上可以成立，而先秦时期
百家争鸣的实际情况要比它复杂得多。《
庄子》《
荀子》《
吕氏春秋》对当时的流派有不同的划分，某一学派内部也有区别。二是先秦各学派间既互相攻击、辩难，也互相借鉴、吸收，发生转化，学说之间有同有异，并非壁垒分明、水火不容，而战国后期学术已出现了打破门户界限的趋向。三是屈原并非学术之士，而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对许多学派的思想都有所吸收，也有所摒弃；屈原的思想又异常丰富，包括政治观、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超出一家一派的范围。作者据此认为：“与其勉强地将屈原归属某一学派，还不如检查屈原在他的诗中，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
该书多方比较，确定屈原思想的构成及其意义，不仅有横向的比较，而且有纵向的比较：①对屈原政治观的研究是横向比较的适例。作者分析屈原的“美政”理想，指出其称道尧舜的含义是主张以德治统一中国，这一思想与《
孟子》一致，作为“德”的注脚，其称美“善”与“义”的原则，则得之于《
墨子》与《荀子》。在分析屈原主张以法治限制楚国贵族集团时，指出屈原好用“绳墨”“规矩”等词语作比喻，与《荀子》《
韩非子》有共同点，但屈原的法治主张与法家不同，他不赞成极端的功利主义，而是主张以德治民，不以严刑峻法来规范人们的行动。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这使他与后期的法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与儒经的集大成者、后期法家的启迪者
荀卿有较多的相似。”作者在分析屈原的重民思想与举贤授能的主张时，也与诸子学说反复比较。这种研究方法显得深入、细致。
②对屈原天道观的研究是纵向比较的适例。为了分析屈原的“彻底怀疑的天道观”，作者从上古谈起，追溯从原始社会以来一直到春秋时期天道观的发展轨迹，然后指出春秋以来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始终是作为相信天命、依赖鬼神的保守思想的对立面存在的。经过这一番梳理，说明屈原的彻底怀疑的天道观是在这样的思想土壤上产生的，就比较可信。接着，作者分析了先秦诸子的天道观，从比较中进一步阐明屈原天道观的特点。继而从他的《
天问》中提出宇宙起源、天命论、时间观念、天人关系等问题，一一加以剖析。这样，通过多方面的纵横比较，得出了准确的结论。
郭维森，男，祖籍安徽省毫县，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著作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全集译注》（合作）《中国辞赋发展史》（合作）等，并主编有《古代文化知识要览》《中国文学史话》等书。曾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