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尔巴诺夫（俄语：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Чурба́нов 1936年11月11日－2013年10月7日），他父亲是该市的一个区党委书记，母亲则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在首都莫斯科可以说是寻常得很，并无可炫耀之处。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1936--2013），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上将军衔，以贪污腐化闻名。

但大小毕竟也是个官职，享有一些特权。况且“县官不如现管”，故而家里人来客往的也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丘尔巴诺夫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不免受到影响，于是从小就有了种优越感。技校毕业后，进飞机制造厂当了名工人。在厂里，他埋头苦干，努力上进，给领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先后担任团小组长和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他又穿上军装列身戎伍，1961年到内务部任职，军衔上尉。此时的丘尔巴诺夫已随着阅历的增长渐渐懂得，仅靠自己的技校毕业文凭再要想升官晋级恐怕是难上加难，“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了今后的前途必须再一次寒窗苦读，所以他报名参加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的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毕业文凭终于到手，便同结发妻子离了婚，从内务部转到莫斯科团市委任督导员，不久即升任前苏联团中央宣传处处长，可以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串闪闪发光的足迹。可丘尔巴诺夫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苏维埃团中央这样的“小池难养大鱼”，所以在1970年又重返内务部。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有权就有一切。对于这一点，出身于普通干部家庭的丘尔巴诺夫自然有更深切的体会。因此，要在权力的金字塔上迅速升迁，只能选择“曲线救国”这条路了。他首先结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苏联内务部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大将的公子伊戈尔，试图通过他接近最高首长，博取好感。为此，丘尔巴诺夫曲意巴结，与伊戈尔打得火热，丘尔巴诺夫身体矫健，办事机敏。他长着一头黑发，仪表堂堂，平时总是制服穿得笔挺，皮鞋踩得咔嚓咔嚓响。两人经常一起出没于莫斯科的高档舞厅、饭店酒吧，俨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行。就在丘尔巴诺夫与伊戈尔巧妙周旋想捞到加官晋级的敲门砖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时来运转，所有难题全都迎刃而解。事情是这样的：1970年9月的一个晚上，丘尔巴诺夫与伊戈尔又在莫斯科建筑师之家饭店里喝酒闲聊，忽然从门外走进几个女郎。伊戈尔见了赶紧离座与她们打招呼，因为其中有一位正是勃列日涅夫的掌上明珠加莉娅。待大家一一落座后，热情洋溢的伊戈尔又兴致勃勃地为丘尔巴诺夫和加莉娅等人相互作了介绍。大家一边喝酒灌饮料，一边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气氛热烈而融洽。其间，有人建议早已和妻子离异的丘尔巴诺夫与加莉娅交个朋友，博得众人喝彩。尽管加莉娅已徐娘半老，但对一心想往上爬的丘尔巴诺夫来说正中下怀，求之不得，所以他欣然同意。而加莉娅见丘尔巴诺夫身材魁梧，仪表不凡，也是心中窃喜，含笑默允。就这样，34岁的丘尔巴诺夫与41岁的加莉娅开始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恋爱。

实际上、加莉娅是莫斯科上层社会人人皆知的风流女郎。年轻时，不听父母劝阻，坠入一位马戏团演员的情网不能自拔，匆匆结婚后因性格不合又匆匆离婚，后来又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位舞蹈家缔结连理，谁知这又是一位负心汉，所以她被迫再次饮下离婚的苦酒。对这位任性胡来的女儿，勃列日涅夫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希望女儿能早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有个幸福的归宿，结束这种飘忽不定的单身生活。现在终于有位青年军官与女儿好上了，真是谢天谢地。于是他立即通过老友、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对未来女婿的出身和表现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令人非常满意。总书记龙颜悦然，谢洛科夫赶紧从中撮合。1971年4月，丘尔巴诺夫与加莉娅正式登记结婚，成为总书记的“驸马爷”。勃列日涅夫对这桩婚事非常重视，不仅大事操办，而且还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赠送给他的一辆“斯科达”牌高级轿车作为礼物转送给丘尔巴诺夫，并吩咐有关部门为新婚夫妇在莫斯科市中心政府公寓内安排一套4居室的高级住宅。

面对岳丈大人的恩赐，丘尔巴诺夫受宠若惊，并进一步领悟到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所以，在将加莉娅俘获到手后，就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岳父母。一有空闲，他就跑去陪总书记夫妇散步聊天，旅行度假，察言观色，侍候入微、胜过亲生儿子，深得勃列日涅夫夫妇的欢心。

对这样的好女婿，勃列日涅夫自然恩宠有加，决定着意栽培，努力为他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找来了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授意他立即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谢洛科夫对总书记爱婿心切深表理解，同时指出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要慢慢来，否则对翁婿两人都不利。勃列日涅夫听后不得不点头称是，但还是要谢洛科夫多加照拂，内务部长一口答应。

果不其然，事过不久，丘尔巴诺夫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1972年4月，他被提前授予上校军衔。1973年11月，荣升少将。1975年就任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擢升为主任。1977年10月晋升为中将，11月升迁内务部副部长。1980年，被任命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授上将军衔，坐上了内务部的第二把交椅，实际上却扮演着“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

与此同时，丘尔巴诺夫在苏共党内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在1976年举行的前苏共25大上，才具平平的丘尔巴诺夫竟然被推举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81年举行的苏共26大上，又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 这样，丘尔巴诺夫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凭着乘龙快婿这一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成了苏联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丘尔巴诺夫的野心越来越大，贪欲越来越旺，渐渐变得骄横狂妄，不可一世。1980年初的一天，他径直走进晓洛科夫部长的办公室，厚着脸皮说：“我现在已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了，可坐的还是那种破‘伏尔加’车，实在有失体面。不过，这对我来讲倒还不算啥，可在别人看来，我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还在坐这种车，那样与他的脸面是否有些过不去？”公然要求换一辆更高级的轿车，谢洛科夫以国家规定不能擅自违反为由加以拒绝。丘尔巴诺夫志在必得，就操起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对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能不能请您帮忙给我解决一辆‘海鸥’牌轿车？我想这件事就不必惊动我岳父了吧？”对这位有恃无恐的“驸马”，柯西金也惹不起，只能满足他的无理要求。于是，第二天早晨，一辆崭新的“海鸥”牌高级轿车就出现在丘尔巴诺夫家门口。丘尔巴诺夫步出家门，满面笑容地打开车门上了车，然后在警车的护卫下，沿着宽阔的大街横冲直撞地向前驶去。

丘尔巴诺夫不但骄横狂妄，而且无所顾忌、沽名钓誉。克里姆林宫丰盛的宴会，他几乎一场不落，欢送外国贵宾的隆重仪式他也经常露面。只要有名有利，他都要沾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他只光顾了一下贵宾席，事后就成了国家奖金获得者。阿富汗他只去转了一圈，回国后胸前就多了1枚战斗红旗勋章。在10年不到的时间里，丘尔巴诺夫竟然共获得了39枚苏联国内外的各种勋章、奖章。

当然，最使丘尔巴诺夫感兴趣的还是到各地、各部门去进行视察检查。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所以每到一地，人们都要争先恐后地巴结他，不仅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隆重接待，好吃好喝，玩乐自便，而且临走之时还总要“意思意思”，土特产品之类自不必说，另外还有一个“红包”，里面尽是令人眼红的巨额钞票，目的就是希望这位“驸马爷”能在总书记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

例如有一次，丘尔巴诺夫到中亚地区的一个州去“检查”政府救灾工作，在该州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陪同下来到加兹利镇的一家商店里。店里的顾客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但从他的言谈举止判断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纷纷向他诉说这儿商品短缺，严重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离开现场，丘尔巴诺夫装出一副气愤的样子，威胁卡里莫夫：“我要向中央报告这个严重问题。”卡里莫夫一听慌了手脚，赶紧哀求丘尔巴诺夫手下留情。当天晚上，州委州政府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丘尔巴诺夫，并在宴会结束之际由卡里莫夫亲自向丘尔巴诺夫塞上了一个装有一万卢布的信封。丘尔巴诺夫这才绽露笑容，转怒为喜，答应那件事就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就这样，丘尔巴诺夫每到一地，几乎都要施用一番这种化权势为金钱的把戏，结果是屡试不爽，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更令人发指的是，作为打击犯罪活动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丘尔巴诺夫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利，视党纪国法于不顾，自觉地充当了某些犯罪集团的直接庇护者。

在地处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从70年代起到8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组织的贪污盗窃集团，其首要分子就是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这儿，上自共和国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下至工厂厂长、商场经理，各级各部门几乎是无人不行贿受贿，无人不贪污盗窃。这些人利用权势上下勾结，串通一气，把堂堂办公室变成了权钱物交易的肮脏场所，以至于在乌兹别克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离开贿赂就一事无成。官职、党证、住房、奖章、文凭，乃至主席团席位，都可以变成买卖的商品。

对乌兹别克乌烟瘴气的内幕丑剧，苏联内务部早有所耳闻，所以就派遣第一副部长专程前往摸底调查。对于丘尔巴诺夫的大驾光临，拉希多夫集团一开始深为惊慌，但不久就释然放心了，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暗中了解到，这位“驸马爷”原来也是个贪图钱财的好酒之徒，于是他们决定“对症下药”，不惜重金进行腐蚀拉拢。

丘尔巴诺夫刚到达共和国首府塔什干，拉希多夫等高层领导就倾巢而动，以欢迎国宾的规格为这位“钦差大臣”设宴洗尘。美酒佳酿，山珍海味，觥筹交错，连吹带捧，把深爱杯中之物的丘尔巴诺夫灌得酩酊大醉。 最后丘尔巴诺夫在警卫的搀扶下才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下榻旅馆，倒头便睡。睡梦中，他忽然觉得口渴难熬，便强睁开双眼准备叫人，可尚未出声，就有一双手把早已准备好的茶水递到了他面前。丘尔巴诺夫细眼一瞧，原来是乌兹别克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乌马罗夫。乌马罗夫侍丘尔巴诺夫喝完水，就把随身带来的一只公文包往床上一放，说：“这是拉希多夫送给您的礼物。”说完就转身告辞了。丘尔巴诺夫一听是礼物，酒也差不多醒了，他赶紧拉过公文包，打开一看里面尽是卢布，粗粗一点大概有10万。面对如此丰厚的“礼物”，丘尔巴诺夫吓了一大跳，想拒之不收，但又实在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最后只能自欺欺人地喃喃自语道：“既然已经说了这是礼品，我就权且作为礼品收下，却之不恭。只要天知地知、我知他知就行了。”说罢，就把这份厚礼收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拉希多夫前来陪同丘尔巴诺夫视察。两人见面后，彼此寒暄了一下，谁也没提昨晚的事。深谙此道的拉希多夫见状满心欢喜，知道他们的“金钱计”已开始发挥作用。果然，丘尔巴诺夫结束视察返回莫斯科后，一直风平浪静，中央并未对乌兹别克采取任何行动。拉希多夫等人从此也就紧抓住丘尔巴诺夫这顶保护伞不放，金钱、美酒、珍宝、古玩等不断“进贡”，丘尔巴诺夫也借口视察或度假经常光顾乌兹别克，双方相互利用，沆瀣一气。

丘尔巴诺夫在索贿受贿的同时，也深知在关键时刻行贿的重要性。1980年11月13日，正逢内务部长谢洛科夫70大寿，精于此道的丘尔巴诺夫看准这是一个讨好部长大人的天赐良机，就准备送一份厚札。送什么好呢？他把自己的心腹、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卡利宁叫到办公室，要他设法搞一件不同凡响的礼品，卡利宁马上想到了国家珍宝库中一块精致的名贵金表。几天后，丘尔巴诺夫通过某种关系把这块金表摆上了莫斯科珠宝店的柜台，卡利宁当即以4000卢布将其买下，然后再交给丘尔巴诺夫，购表所需的4000卢布则在国家赠礼帐单上一笔勾销。就这样，丘尔巴诺夫以“机关工作人员”名义赠送的这块金表在生日宴会之后戴到了谢洛科夫的手腕上。

对于己有利的顶头上司丘尔巴诺夫竭力奉承巴结，而对他的丑恶行为敢于仗义执言者却每每受到无情打击。 内务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局局长扎祖林对一个时期以来内务部机关存在的作风松散、歪风盛行的局面深表忧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有关。所以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内务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扎祖林对丘尔巴诺夫的思想、工作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赢得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可会议刚结束不久，扎祖林就接到了由内务部领导签署的关于解除他职务的通知。扎祖林虽然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却没料到丘尔巴诺夫的打击报复会来得这么快。他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所以直接向苏共中央提出申诉。党中央有关领导听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宣布解职命令无效，要他回去安心工作。可几个月后，扎祖林又收到了内务部解除他职务的通知。当他去找丘尔巴诺夫时，丘尔巴诺夫气焰嚣张地对他说：“你还去党中央告状吗？去告好了！老实告诉你，党中央信任的是我，而不是你。”扎祖林不服，再次申诉，结果却正如丘尔巴诺夫所说，党中央再也没有出面干预。就这样，扎祖林不仅被解除了职务，还连降了数级。

不过，相对于克雷洛夫中将的命运来说，扎祖林还算是幸运的。 克雷洛夫于1967年进入内务部，担任谢洛科夫的部长助理。他不仅才智出众，在内务部主持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斐然，深得谢洛科夫赏识，而且为人正直，对丘尔巴诺夫不学无术、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常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甚至在内务部办公会议上予以大胆揭露。对此丘尔巴诺夫怀恨在心，把克雷洛夫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俩的冲突中，谢洛科夫明哲保身，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最后，为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他又息事宁人地把克雷洛夫调至内务部科学院担任院长，以避免与丘尔巴诺夫发生直接对抗。但丘尔巴诺夫不甘心就此罢休。1979年初，他亲自组织一个7人委员会到科学院检查工作。该委员会成员都是丘尔巴诺夫的狐群狗党，他们到科学院后既不看科研成果，也不听工作汇报，却死命抓住财务工作上的一些漏洞不放，上纲上线。丘尔巴诺夫当面向克雷洛夫提出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内务部，要么上法庭。克雷洛夫被逼无奈，求助于谢洛科夫，遭到拒绝。1979年4月19日，他只得退役辞职。翌日，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就在极度的愤懑和失望中开枪自杀了。

世上没有不倒的树。正当丘尔巴诺夫炙手可热、春风得意的时候，1982年11月他的“保护伞”勃列日涅夫撒手西去。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面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治体制日趋僵化的严峻局面，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严明纪律，整肃党风，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丑恶现象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情节严重者则绳之以法。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共有70多位中央部长和州委第一书记被撤职查办。与勃列日涅夫关系非同一般、深受其重用的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因贪赃枉法而被革去职务，不久又被苏共中央除名，并取消大将军衔。谢洛科夫自知罪不能赦，就在1984年12月选择了开枪自杀的道路。在这场雷厉风行的“清扫”运动中，丘尔巴诺夫自然也受到了冲击。1983年，他被免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改任内卫军政治部主任。大势不妙，看

来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将大白于天下，到那时候锒铛入狱势所难免。可就在丘尔巴诺夫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1984年2月坚决主张清查“驸马”问题的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了。接任者是对勃列日涅夫怀有知遇之恩的契尔年科。契尔年科尽管基本奉行了安德罗波夫时期形成的方针政策，但在对“驸马”问题的处理上碍于情面，不得不网开一面，将最高检察院上报的有关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的材料束之高阁，不予批复，从而使丘尔巴诺夫得以继续逍遥法外。但帐总有清算的时候。1985年3月，年迈多病的契尔年科去世，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位年轻的总书记上台伊始，就推行其所谓“新思维”，在前苏联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改革”运动。为换取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继续对党政机关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腐败堕落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于是，“驸马爷”丘尔巴诺夫首当其冲，于1986年9月被拘留审查，次年1月经最高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

1988年9月5日，骄横不可一世的丘尔巴诺夫终于被押上了被告席，衣衫不整，垂头丧气，失去了往日的威仪。与他同时出庭受审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前8名高级官员更是脸色苍白，浑身打颤。法庭在验证了9名被告的身份后，由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助理、国家公诉人斯博耶夫宣读起诉书。起诉书长达1500页，国家公诉人用了4天时间才宣读完毕，指控丘尔巴诺夫及其同伙犯有贪污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据统计，在1976—1982年期间，丘尔巴诺夫总共受贿656883卢布（合110万美元），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其中从乌兹别克就受贿65.7万卢布。原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胡代别尔德耶夫在法庭作证说：“丘尔巴诺夫与总书记的特殊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因此，他来乌兹别克时，我很想和他建立较好的个人关系，在这种时候小里小气是不体面的，我送给他5万卢布，还有一套高级茶具。”原乌兹别克纳沃伊州州委第一书记叶辛也承认：“给丘尔巴诺夫留个好印象很重要。再说，我们是新建州，将来有许多事情可以求他帮忙。于是我送他一件镶金的长袍，衣兜里还装了3万卢布。”但他们二人行贿的数目与原乌兹别克内务部副部长别格尔曼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别格尔曼一人竟向丘尔巴诺夫行贿20多万卢布。丘尔巴诺夫四处“出巡”，处处收贿，来者一概不拒，所以他自己也供认，每次从外地巡视回到家中，就会发现衣兜里、口袋中都是卢布，是谁送的，什么时候塞进去的，他已无法记清。 此外，他还接受并索要了高级地毯、精致茶具、珠宝文物等珍贵物品。苏联民航班机则定期从乌兹别克给他带来特制葡萄酒、白兰地以及石榴、葡萄等莫斯科很难见到的时鲜果品。 丘尔巴诺夫利用职权，通过国防部调来工程兵为自己建造豪华别墅。仅建筑材料费就花了3.3万美元。丘尔巴诺夫对给了自己特殊地位的妻子加琳娜感谢万分，总共给了她价值48万美元的财物。 经过充分的法庭调查和激烈的辩论，1988年12月30日，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正式宣布：判处丘尔巴诺夫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全部财产。

1994年，叶利钦总统的特赦令使丘尔巴诺夫的刑期提前5年结束。出狱后，丘尔巴诺夫在一家工厂当夜间司炉，每2—3小时往炉里加一次煤，真正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加琳娜已同他分道扬镳，房子、别墅另有他属，他现在一无所有。20多年来，丘尔巴诺夫从一名普通卫士到“驸马”将军，再到阶下囚，最后成为普通一人，此间感受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2013年10月7日，丘尔巴诺夫因病重在俄罗斯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