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宣传家，“戊戌变法”遭通缉流亡日本。1902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他将变法失败的症结归为“民智不开”，并认为中国要完成维新大业，必须改良群治，即让老百姓了解“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世界”，也就是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状况。此时，他认为小说是开民智最有力的武器。为了让国民重视小说，他夸张地宣称“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它与人生息息相关，“如空气，如菽麦，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他偏激地宣称，我国的古典小说，因华坛商贾制造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恶狐鬼思想，都与腐败的封建观念相联系，必须抛弃。而“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在这篇呐喊“小说界革命”的文章，文胜于理，激情掩盖了创造性的缺乏。他不仅对“群治”、“新民”、“新小说”等当年时尚语汇未及仔细说明，而且把小说推到了云端之中，让其承担了无法充当的社会角色。 然而，在当年的上海，梁启超此言一出，如平地一声响雷，它震撼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并很快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别士、楚卿、松岑、陶佑曾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他们除了赞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观点外，沿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思路，鼓吹“新小说”，强调小说改造社会功用和价值。 当理论成为一种风气时，它常常有意想不到的神力。20世纪初“新小说”理论影响就是如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在上海广泛传播后，当年一批知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相继站出来表态，以示跟随时代前进。李伯元在主办《游戏报》时，曾公开声称“觉世之一道”是“游戏”，他推崇玩世不恭的情感，倡导游戏人生。但是，1902年在《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中，李伯元突然换了个模样，他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桑崛起，推波助澜”，“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此时他强调自己编发小说的目标是“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危险而立鉴”。这些话几乎是梁启超语言的一种翻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则沉重检讨自己，称“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之进步大阻力，五六年光阴虚掷于此”。他表示告别过去，从头开始走新的创作之路。与他人合译《茶花女遗事》而闻名的翻译家林纾，也宣称自己过去译著“言情者居其半”，并表示从今往后“纾其摭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 别士、楚卿等人的应声呐喊，李伯元、吴趼人、林纾等人脱胎换骨，新的知识分子不断进入创作队伍，“小说界革命”口号用“神话”般的理想，点燃了当年上海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一方面，它使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变成了一种大众能参与的事业，“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另一方面，新文学、新小说之路，突然让无数知识分子找到了表达情感与谋生的最佳道路，一时上海文坛异军突起。有人描述当时上海文坛情景时说：“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之颉颃，然中国而论，界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这话一点不过分，从1902年到1910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问世，其中16家在上海。如果稍稍往后再移一移眼光，1902年至1919年，全国问世文艺期刊总共为59种，上海出版发行有55种，据全国总数的93.2%。阿英《晚清小说目》中记录，近代全国出版创作类小说599种，其中上海问世的369种，占总数的61.6%，翻译作品上海占全国84.7%。如果我们将另一个因素考虑进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1902年以后问世于上海。创刊于日本的《新小说》杂志，第二年移师上海。《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近代我国著名的文学期刊也都是在1902年后在上海诞生的。那么，上海近代文学的繁荣，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是无法分开的。写上海文化史、文学史必须浓墨重彩地写上梁启超的这份功绩。否则，上海近代文化历史便是不完整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催发了上海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它在文学创作上改变了传统的审美趣味。明清以来，才子佳人、男欢女爱的故事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重头。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发表的《海上花列传》，及1900年陈蝶仙在杭州出版的《泪珠缘》，这二部曾在上海流传很广的长篇小说，其故事的框架仍然沿袭着才子佳人、男女情爱的模式。1902年“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后，男女情爱的故事，以后几年中在上海几乎销声匿迹。虽说也有《自由结婚》这类作品。但是，作家则是“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少年男女的爱情，成了作品中两人“建立国家之大业”的引线。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倡用小说“借阐圣教”，它在近代上海产生的神奇结果，今天来看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梁启超的小说实用工具说，其本质上并没有跳出我国古已有之的“诗言志”、“文载道”的观念。而且用小说鼓吹“爱国之思”，行“劝惩之意”，实践的结果，它使文学作品非驴非马，“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梁启超自己亲身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及一批政治意识很浓的作品，如《自由结婚》、《卢梭魂》、《东欧女豪杰》等，都有“议论多而事实少”，“开口见喉咙”的毛病，即便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是角色繁多“过甚其辞”。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百年前近代上海文学的辉煌，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为什么在当年会点燃上海文学和文化繁荣之火呢？1902年上海，虽说开埠已经有半个世纪，西学东渐颇有模样，但在文学的观点上，当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挣脱传统的束缚。我国虽早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说，这里所说的文从未将小说列入其内，《汉书·艺文志》开始，小说便弃于“可观者”诸家之外，真德秀所编《文章正宗》里，将文明确归为辞令、议论、叙事、诗赋，而用虚构方法创作的小说，被排除在外。由于传统习俗视小说为“鄙其琐猥”之物，历代“著绅先生，视小说若洪水猛兽”。因此，文人仕途得意时，有谏草、有辞令、有诗赋，唯独没有小说。相反，曹雪芹、吴敬梓等小说作家，都是些身世凄凉、境遇落泊之文人。鲁迅曾感叹“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家的”，“做小说的也不能称文学家的”。 “小说界革命”，“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梁启超的这些说法在近代上海所以石破天惊，它将传统的文学观念翻了个顶倒，“末技”、“小道”也能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这解决了徘徊于新旧间上海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疑虑，写小说并非是人生的落暮，它是经世之伟业。这活人人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去干。再说，戊戌维新失败，庚子国变，世道纷乱，全国上下都深感“政府不足图治，顿有抨击之意”。写小说，“将胸中所怀之议论”寄于此，宣泄个人心中郁结的不满与情感。更为重要的是，当年上海的文学已经走市场化道路，写小说能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至少有份外快能贴补生活。思想束缚的解除，生存与精神情感的双重满足，它使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新小说”的提倡如投入干柴的星星之火，瞬间便成熊熊烈焰，由上海烘起而蔓延于全国。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产生了巨大影响，可是被他视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小说数量既不多，且只行时了二三年，半个多世纪来小说发展各要素的长期准备难道只是为了这短暂的辉煌？而且，梁启超涉足小说界也是纯为维新变法的短暂客串，故而念念不忘的是“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他赏识的作品文学意味甚淡薄，甚至归入小说都很牵强。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新中国未来记》，该篇勾勒理想中的将来中国图景，又被列为创刊号的重头之作，可算是“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典范。可是梁启超自己承认，该篇“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文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创刊号上借外国史实，鼓中国士气的《东欧女豪杰》、《洪水祸》等作，同样是政治呼喊多于文学意味。梁启超辩解道：“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⑦小说从属于政治，而且只要具有政治性，是否具有小说的文体特征都已无所谓。于是有个问题油然而生：“小说界革命”与小说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这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何谓“小说界革命”？回答应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那个著名论断：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最后结论是：“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告小说家》还进一步声称：“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这是理论，也是号召，同时“小说界革命”也有实践，《新小说》的内容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的设想：政治小说为主干，辅以有益于国民教育的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等，使民众受小说熏染接受变法维新思想，进而付诸行动。有此规定，题材范围自然狭窄，而且是政治性先于文学性。

第二，“小说界革命”怎么会发生的？其实，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就已因宣传维新思想而注意到小说：“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5]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探寻日本维新变法成功的原因时，进一步强调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的作用：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6]

梁启超不仅发现了小说可“浸润于国民脑质”，从而影响其拥护维新变法，而且还归纳出具体操作的步骤，即先翻译政治小说，继而创作政治小说。基于这一发现，他在《清议报》上先后连载了“最有效力”的《经国美谈》与《佳人奇遇》。待到《新小说》创刊，则是既翻译又创作了。

若小说发展尚未有承受的准备，那么“小说界革命”只是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但经鸦片战争以来六十余年的发展，小说已面临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这是众多条件或要素逐渐形成并交互着力的结果。在“小说界革命”发生前夕，转折到来的征象表露已越来越清晰，最明显的是创作与翻译的数量已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该局面形成及继续扩张性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庞大的读者群。晚明时由于商业与城市的迅猛发展，以及市民数量急剧上升，小说的读者群曾有一次快速增长，直至清同治年间，其规模基本变化不大。开埠以来，沿海城市人口便在逐渐增加，几次战乱时更有大量人口避流入上海，使之在几十年内变成了大都市，其他城市也程度不等地经历了这一过程，从而形成潜在的庞大读者群。第二是印刷业的准备。印刷业在明嘉靖、万历时的大发展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而清同治、光绪间，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已成普及之势。以上两方面准备就绪后，小说发展才可能步入快车道，这两者的组合同时也是促使小说快速发展的压力。小说创作、出版规模与读者群需求互相适应可谓是基本法则，可是自明万历以降维持了约三百年的平衡在清同、光年间被打破了。潜在的庞大读者群的需求就是利润所在，拥有先进设备与技术的书商们也明白这一点，无论政府的禁毁或舆论对小说的鄙视都无法阻止他们促进小说繁荣的努力。

翻译小说的引入也是导致“小说界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只有在外交、军事与经济等方面得到基本满足后，才可能有较多的翻译人才关注文学。戊戌变法之前尚属人才培养阶段，其后翻译小说才开始较多出现。这方面准备完成之前，新小说的崛起就无从谈起。因为翻译小说在提供可欣赏的作品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创作观念、题材、手法与技巧，并且烘托了新的小说舆论环境。

舆论环境是决定小说生存状况的基本条件。清代实行禁毁小说政策，清初尤甚，同治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又行厉禁。可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丧失了在租界的行政与司法权，无法在那儿禁毁小说，这也是晚清时书局多设在租界内四马路一带的重要原因。不过，舆论仍是无形的掣肘，申报馆由英人美查开设，它大量刊印小说时又郑重发表声明：“从未敢以淫亵之书印行牟利”，[7]因为得罪舆论，就是在和自己的销路过不去。甲午战争以后，小说舆论环境明显改观。官方禁毁小说政策本就遭书商们形式多样的抵制，清政府陷于内外交困之后，控制意识形态的能力大为削弱，此时读者群在扩大，书稿既多又丰富，社会知名人士也开始称赞小说，舆论界的风向完全变了。

梁启超在这个时候倡导“小说界革命”可谓是适逢其时，此时振臂一呼，便可收万山呼应之效。积蓄的能量顿时释放，然呼应者众，与梁启超同心者却寡。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曾回顾了这四年来小说的发展状况：

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随声附和故。……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嚣嚣然自鸣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随声附和而自忘其真，抑何可笑也。

“小说界革命”的实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绝大多数的创作或翻译与改良群治“杳乎其不相涉也”。梁启超倡导的实践很快就销声匿迹，他极力推崇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对大众的吸引力根本无法与《巴黎茶花女遗事》或福尔摩斯侦探案相匹敌。另外还有些翻译小说，以及后来出版的《官场现形记》等小说的行销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得意之作。“小说界革命”实是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契机，它很快成为被借以招徕读者的招牌。尽管吴趼人等对此局面不满，但这是小说本身的逻辑发展，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或改变，因为梁启超等人考虑的是谋取直接的政治功利，小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所谓“小说界革命”是政治的需要，并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故而它只可能是短暂的存在。

不过，“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它对传统旧小说的批判深入人心，“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已被认为是理应之事。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许多人投身于小说创作，尽管其创作宗旨与梁启超多不相同，作品面目也迥异，但都在努力地提供新式样的作品。“小说界革命”以磅礴之势扫除了新小说发展的障碍，直接促使了创作热潮的出现。总之，小说发展正面临着变革转折，而政治变革又以小说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它使小说原先的渐进模式变成了突变式的飞跃，并又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后来小说发展态势的决定。因此，尽管“小说界革命”是基于政治态势的变化与政治人物的需要的外加因素，但它一旦发生，便又成为小说发展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近代小说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