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现代文学家巴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46年底，出版于1947年。

汪母出身书香门第，原是昆明的“才女”，为了儿子，她甘愿让自己降到“二等老妈子”的地位，替儿子操持家务。矛盾在婆媳之间出现了：母亲觉得媳妇夺走了儿子对她的爱，于是总是挑媳妇的毛病，尤其看不惯媳妇当了“花瓶”后的生活方式，并且还以他们“没有正式结婚”来奚落儿媳。

曾树生很同情丈夫，也并不甘心做“花瓶”，她几次想离开银行，和丈夫一起去搞教育工作，可又舍不得抛弃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儿子因贫困而低人一等。同时，家庭气氛的寂寞，尤其是婆母的冷言冷语使她不能忍受，她终于跟着她的上司陈主任——一个比她年轻、有权势的人到兰州去了。虽然她离开了家，可仍然惦念着丈夫和儿子，按时给家里寄钱。抗战一胜利，曾树生马上赶回来看望丈夫和儿子，没想到，丈夫已死于贫病，儿子也随婆母回了老家，自己在重庆的街上也不知道去向何方。

连年战争，带给普通百姓的是无尽的苦难。在抗战期间，巴金的好友王鲁彦、林憾庐、陈范予等人，在贫病交加之中，一个个地死去了。他们都曾有过远大的理想，然而动乱的时局使他们丧失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巴金为他们不平，为他们感到难过。他决定在《寒夜》中记载下他们的痛苦与悲哀。

就在巴金刚刚动笔，又传来了另一位好友缪崇群病逝的消息。缪崇群是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家，与巴金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抗战后，他为了生活，在正中书局当个小小的校对，有时也做些编辑工作，收入极为微薄。他长期患着肺病，然而又无钱医治，1945年1月孤零零地病死在医院里。这一惨剧，深深地刺激了巴金的神经。他下决心将刚刚开头的《寒夜》写下去，为这些屈死的朋友发出强烈的控诉与呐喊。

汪文宣

汪文宣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小公务员。第一是他原先性格中高尚的素质，第二是他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性格的变异特征。作为一名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他曾经有着美好的理想，他幻想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这种理想始终贯穿于他生活的全部，以致患了重病、吐了血他还希望妻子听他说办乡村学校的话。汪文宣心地善良，孝敬母亲，体贴妻子，爱护儿子，对朋友热情诚挚。他两次在酒店碰到朋友唐柏青时，本来自已心境已经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但他却先安慰朋友，鼓励朋友燃起生活的勇气；老实诚恳的同事钟老死后，他哀痛至极，冒雨去喜地凭吊，病情加重，加快了生命的结束。妻子离开他的那个早晨，他冲下楼梯，嘶哑着嗓子喊着“树生”时，却发现大门口睡着两个无家可归的儿童，他立刻忘记失去妻子的痛苦，把全部感情倾注在两个孩子身上。他对国民党政府怀着极大的愤怒，他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是死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所以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可以瞑目死去！”

汪文宣的性格也有异常和心理变态一面。他软弱怕事，胆小怯懦。对于妻子与母亲之间永无休止的争吵，他既没有办法充当母亲和妻子的和平使者，又无法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只有永远敷衍和拖延。他害怕上级，怕上级注视他的目光，甚至连上级的一声咳嗽，他也要怀疑是在怪罪自己。他对妻子委曲求全，当他发现妻子与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起散步时，他不敢迎着他们走去，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汪文宣由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转变成极度地自轻自贱，是由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母亲和妻子吵得不可开交时，他毫无主见，只有自己打自己、自己虐待自己；甚至母亲指责妻子是“花瓶”时，他也觉得自己配不上妻子。在同事中他总是自觉低人一等，在公开场合从不敢开口说话。甚至当他下楼梯碰肿了额头时，非但不怪别人、不喊痛，反而产生“我对不起每一个人， 我应该受罚”的怪异想法。这说明汪文宣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汪文宣是一个既保持着优良品格，又变得极为畸形的人。这种被扭曲的畸形性格，犹如一面被损害的镜子，映照出了那个畸形的社会现实。

曾树生

曾树生是一个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多重复杂的艺术形象。她善良温柔，漂亮而充满青春活力。她与丈夫离开学校时也曾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理想，但是到了“寒夜”里，却变成另外一个人。她充满爱意地照顾自已多病软弱的丈夫，赡养一家人的生活。面对一个多疑而又有着封建落后思想的婆婆，还强忍着自己的痛苦。同时，曾树生又是一个爱虚荣、好交际、追求享受的女人。这两种性格使她的思想上必然交织着不可解除的矛盾和痛苦。她虽然对充当“花瓶“满腹怨恨，但又不愿意将“花瓶”砸碎。她虽然对丈夫有感情，但当年轻、有钱有势的顶头上司陈经理向她求爱时，她又感到惶惑而无法抵抗，半推半就，欲尝又止。她有过热情的理想，但为了痛快和自由，又轻易地抛弃，甚至还昧着良心和陈经理合伙做生意，发国难财。她在外面风光时，还不时地挂念着家中善良的丈夫和幼小的儿子，但当她回到充满争吵和烛光摇晃的家时，又觉得寂寞、空虚、无法忍受。

曾树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和不幸的女人。她和汪文宣一样都是被黑暗社会迫害以致沉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汪母

汪文宣的母亲十分爱她的儿子，甚至可以为他做一切事，然而对媳妇却十分刻薄。她是家族中唯一的长者， 应该处于封建大家长的地位，受到家中所有人的尊重和孝敬，然而，在这个已经开始个性解放的社会里，她的思想似乎早已过时了，她已远远地被时代甩在了后面，对于儿媳妇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无法接受她所遵循的旧规矩、旧理论。她总说儿媳妇是姘头、花瓶，没有和儿子行过结婚礼，从这方面讲，她不是一个好婆婆。然而，她又是一个勤劳、简朴、和蔼的好母亲。为了给儿子治病，她不惜去给人家当一个二等老妈子，给人家洗衣服；为了儿子，她不知道流过多少汗水和泪水，从这里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小宣

一个14岁的小男孩，在他的身上，读者看到了那严肃的表情，苍白的面庞，都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仿佛就是父亲的缩影。

《寒夜》巧妙地把历史背景与时代的复杂生活糅合在一起，通过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陪都重庆的生活，并描写了各种小人物的惨状，有小公务员的挣扎，失业者的眼泪，城市贫民的流落街头，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人们带来的惊吓与恐惧。由于战争，由于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和贫困的折磨，特别是在长期仰人鼻息的社会环境下生活，他们的理想性格和心理状态都不能不发生重大扭曲。他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小说控诉了这个即将灭亡的黑暗社会，预示着这个寒夜般的时代即将结束，光明和温暖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独特构思

《寒夜》在艺术构思上独具特色。巴金从一个家庭的解体，一场婆媳的争吵，一个扭曲的灵魂，来控诉社会的黑暗。作品紧扣“寒夜”的命题，开篇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曾树生，结尾是曾树生在“寒夜”中回到旧居。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展开全都在“寒夜”中完成。全部故事笼罩在没有光亮、没有热气、灰冷阴暗的“寒夜”之中。作品将汪文宣的死安排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更是寓意深刻。曾树生从兰州回来，丈夫死了，婆婆和儿子不知去向，她独自在阴沉沉的“寒夜”里徘徊，她的归宿在哪里？她将要走向何方？作家没有作答，这更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气氛。

心理描写

《寒夜》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表现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例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创作风格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抗战时重庆的典型环境和这环境中产生的最普通的小人物悲剧性格和命运，揭示出人物命运的社会根源。情节发展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推进；结构布局，一切像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流动。大量的客观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支撑了小说的框架，这使得作品逼近生活，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1955年，香港华联出品了同名粤语黑白电影《寒夜》。

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发行了同名电影，首度将此片搬上中国内地荧屏。

2009年，《寒夜》再次被改编，由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四川广电集团、（上海）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成36集电视连续剧。

2019年10月16日，朝华出版社与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西班牙莫纳出版社在第7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合作翻译并出版“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名作”系列丛书。与此同时，《寒夜》西文版在本次签约活动上正式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一部沉思的文学。它始作于抗战胜利前一年，完稿于抗战胜利后一年。作家就是以抗战胜利这个中华民族生存史上的伟大事件作为参照系，深入地思考国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的结果是：“‘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推毁，被生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郑万鹏《中国现代文学史》：《寒夜》赋予“胜利”以荒诞意味，哲学意味……在无依无靠的“小人物”的企盼中包含着对“胜利”的巨大嘲讽。汪文宣就在庆祝“胜利”的这天死去。曾树生来不及抚平他心上的“伤痕”，从而种下了自身的“伤痕”。二人都没有享受到“胜利”。梦魇成了现实，语言不幸言中，“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小人物“”的失望——几近失望，以及心理上的“伤痕”， 包括心理上的“寒夜”，都是对于腐败现实的强烈抗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儒敏、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汪文宣、曾树生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这固然跟他们本身的思想性格弱点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悲剧。一切不幸、贫穷、失业、疾病都与万恶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分不开。小说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尖锐的批判力量。但如果做更深入的体味，会发现巴金这部现实感很强的小说中又蕴含有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如其中对婆媳之间无休止“战争”的描写，就发掘到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自然也牵涉到对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的人性困境的探讨。

巴金（1904 —2005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间，他接触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他回国，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抗战前的作品主要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家》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等。抗日战争期间，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憩园》《寒夜》和《第四病室》。

解放后，巴金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职。新时期出版的《随想录》《探索与回忆》等，具有极高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于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文学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