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祠堂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家族的荣耀和家风家训,更成了村民的精神家园。虽历经千年沧桑巨变,
客家人依然保留着许多中原故地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用
黄遵宪的话说“礼俗犹留三代前”,依然恪守着源自中原故地的
儒家伦理道德。其中,敬祖崇礼、尊师重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核心价值理念已经融入客家人的文化血脉,成为客家文化的优秀精神品质,成为客家人战胜困难、强盛族群的重要法宝。
自南宋
朱熹倡导家庙祭祀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祠堂成为广东
客家民居不可或缺的建筑,每一个客家宗族, 每一座客家民居,都建有祠堂。典型的
客家围屋建筑,不论是
围龙屋,还是土楼、碉楼、粤北大围楼、半月楼等围楼,都将祠堂置于中心的位置。客家祠堂集祖堂、宗族
祭祀、执行
宗法、议事厅、民俗礼仪、学童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宗族文化空间。
几乎所有的客家祠堂都有
堂号。所谓堂号,即祠堂名,一般分为
郡望堂号与典故堂号两种。前者以该姓氏祖先世居地,即郡望为堂号, 如陇西堂、颍川堂、天水堂、渤海堂等;后者以先祖之道德文章、功业科第及家族史上的重要事件、掌故为堂号, 如绍德堂、弘农堂、栖霞堂、四知堂等。所谓敬宗收族、堂号家声,客家堂号集中反映了客家人追本溯源、慎终追远的敬祖意识,以及团结血亲、凝聚宗亲的目的。堂号更代表着族源和血统、历史和荣誉。
堂联(楹联)是客家祠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文化景观。各地客家祠堂虽建造年代、建筑风格、规模大小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有一定数量的堂联,大凡门、柱、龛、厅堂墙壁处皆有联,或镌刻或张贴,或长联或短对,有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宗祠各种楹联多达几十、上百副。每一副客家堂联,都是对客家基本价值理念的精辟阐释,堪称客家人的座右铭。
祠堂的院门、柱子上往往都赫然刻着许许多多内涵极为丰富的
对联,宗功祖德流芳远,子孝孙贤世泽长,子孙勤为先,万代孝为首等等之类的
儒学文化精髓。中国儒学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书写运用得淋漓尽致,成为教诲一代又一代人的重要精神载体,成为影响客家后人们道德品质和言行的重要力量;客家人把中国儒学文化中的精髓演绎成为重文尊教,耕读传家,清白明世
祖训的典范。仁义道德,忠孝廉节,都是教导子子孙孙时时不要忘记做人的根本,事事都要用“德”规范自己的
言行。
绝大部分客家祠堂还被用作学校(祠塾),承担本宗族学童教育的功能。清末时期曾在
嘉应州传教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 在其1901 年著的《客法词典》自序中对当地祠塾有过详细的描述:“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中略)在乡下每一个村落, 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 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 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 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 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地, 而那个祠堂就是学校。全境( 指
梅县) 有六七百个村落, 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实, 按人口比例来说, 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 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进色。”民国以前,客家宗族男性子弟一般都要在祠塾接受启蒙教育。民国时期,祠塾改制为小学,但大部分客家乡村仍然利用祠堂来办学校。
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公堂田。公堂田所得叫公偿,公偿除于祭祖支出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许多客家大宗族还专门设置学田。学田所得用于聘请
塾师,资助宗族幼童入学开蒙,并资助宗族才俊求取功名。一般来说,即使最穷宗族成员的男性孩童,也要进学一二年,以示开蒙。有些拥有可观祠产的客家大宗族,如始兴县东湖坪的曾氏、仁化县城口镇恩村的蒙氏、翁源县江尾镇湖心坝张姓和沈姓,族中所有子弟读书、吃住都由公偿供给。为了激励族中优秀子弟求取功名,许多宗族还定有具体的奖学族规。据
宁化《池氏族谱》载:“凡入泮者,众公太及本房公太,各贺银叁两;补廪者,各贺银贰两;出贡拔贡者,各贺银捌两;中举者,各贺银叁拾两;中鼎甲者,各贺银伍拾两。永为定例。”而对于考取
举人、
进士功名的族中才俊,还要在祠堂竖
旗杆、挂
牌匾,并刻碑立传,让其流芳后世,以示嘉奖及对后辈的激励。
今天,乡村里的
客家祠堂,多被修缮一新,被人们赋予了新的意义:把家族历史上的一些有积极教育意义的故事,书写悬挂在墙上,让子孙阅读,接受宗族教育。而且村里的
红白理事会、修路筑桥理事会、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都,在祠堂里开会,共商建设和谐美丽家园的大计,把古祠演绎得更加魅力四射。 赣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因此赣州的客家祠堂呈现兴建早、数量多、分布广等特点,其兴建规模在明代达到高峰。截至2011年赣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统计在册的祠堂古建就已经超过1000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