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是“规范会计”的对称。一种会计理论和研究方法。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要受到经济理论和财务理论的影响。实证研究回答“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旨在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相对于规范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更重视科学性。广义的实证会计研究也称为“经验会计研究”，主要包括实验室研究、实地试验、实地研究或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和档案研究五种方法；狭义的实证会计研究多指档案研究。

提出理论假说和有关的假设条件

这是实证会计研究最主要也是最复杂的一步。从一定抽象程度上的合理简化是这一步骤的核心。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主要结论。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能较具体地描述出一定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状况，明确表示各种主要变量同时发生作用时的相互关系，并能由此度量单个的或综合的变量相互影响的大小和方向，从而加强研究的分析力度。模型的建立，是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际经验数据的反复验算达到的。

理论假设模型的经验验证

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的提出并非研究的终结，对其作出检验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作。目前，经验验证是实证研究的主要手段。

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

如解释分红计划假设，负债权益率假设等，预测契约和政治活动对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数据计算的影响等。

实证会计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财务会计中的一个主流学派，其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实证会计理论以后，广大学者对其一致推崇，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应以实证研究方法取代规范研究方法，以此与国际理论研究接轨，促进我国会计研究的发展。笔者认为，尽管实证会计有诸多优越性，但对一种研究方法不能片面地理解，而应该客观、辨证地认识，并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对待。实证研究方法同规范研究方法一样也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

可证实性问题

在实证研究中，有的命题具有科学性但却不容易被证实。这主要是由于解释推导理论的不成熟，不能详细揭示出命题中的有关变量，使研究者难以找到变量与经验值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了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例如，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基本原则等往往是难以用经验数据来证实的，而且会计对象、会计的基本方法、会计目标等也很难用具体事例来说明。所以，现在的研究命题主要集中在研究信息变更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会计政策的选择等有限方面。

进步性问题

实证会计理论不明确会计应该如何的问题，而只限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因此其提出的概念、理论和具体程序与方法必然会拘泥于现行会计实务水平。而且迄今为止，探索性实证会计研究的进展甚微，大多数实证会计研究都是属于不确认性的，这就造成许多复杂的研究到最后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常识的重复而已，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增加并不会带来会计理论的相应充实。此外，实证会计理论这种“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理念可能导致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因而不能促进会计理论的真正进步。

理论基础局限性问题

实证会计开展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选择的前提理论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上述两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假设前提基础之上的，如证券交易无需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可以无代价地取得可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对可获得的信息具有相同理解或一致性预期等等，这与现实经济环境相比是具有较大背离性的，近年来的不少实证研究结果已对“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有效性提出挑战。因而，以此理论为前提条件所开展的实证会计研究，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值得怀疑。

线性模型有效性问题

实证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站在高度抽象的角度，确定主要变量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剔除或合并相关度较低的变量，建立起可供检验的线性回归模型。然而实际情况是，某些问题的内含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仍是个未知数，通过线性模型建立的依据也并不十分明确。例如，多数研究者对政治与契约成本进行明确定义和数量化，其建立的模型是否合理尚无定论。此外，由于理论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任一会计现象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难以为研究者所准确把握，使得建立的线性模型往往存在主观臆断的成分。

变量影响的确定性问题

变量影响的确定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广泛使用替代变量；二是变量共线性问题。在现行的实证研究中利用替代变量来开展研究，主要是因为有些变量还难以直接量化，因此在行为选择研究中都广泛使用替代变量，如用分红计划、负债权益比率代表契约成本的高低，用企业规模代表政治成本等。但是，替代变量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关的变量以及两者的关系如何，仍是值得我们商讨的问题，而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会计研究也就更值得斟酌了。

此外，变量共线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在实证研究过程中，由于变量之间基本关系的复杂性，可能衍生出变量共线性问题，即某些变量作为一组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但若试图分解出某一变量进行独立检验时，有可能难以分解，也有可能它不再具有相关性。例如，凯利在实证研究中便发现经由债务变量的财富转移不是独立进行的，负债权益比率、可支配基金余额、现金流量方差等几个债务变量往往存在共线性问题，使得人们在解释检验结果时很难辨别出其对单个变量的影响。

“价值中立性”问题

实证会计研究非常强调“价值中立”，期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研究会计问题，反对任何带有个人偏好或价值倾向的会计理论研究。但事实上，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研究者在对研究课题、样本、方法的选择及研究假设的确立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而且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喜恶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因而绝对的 “价值中立”是难以实现的。

此外，正是由于研究者的价值倾向各异，使得在研究中各自选取的数据样本总体和证明模型出现不同，有的甚至相互对立，缺乏可比性和严谨性，从而导致同一问题结论的多样化，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

时间滞后性问题

实证会计研究试图通过大量可重复性的验证材料来支持说明某一会计理论。因而与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在对具体会计问题的研究上，实证会计研究一定要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据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后才能得以验证，所以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引进介绍国外流行的实证会计。1994年起，真正运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论文出现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同时，人们将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主要目的是对这个“舶来品”加以评析，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介绍。直到1997年以前，我国实证会计的论文数量相当有限，所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1997年以来，实证会计在中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研究领域大为拓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实证论文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因此，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可以199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这样划分的依据有：大而言之，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对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中而言之，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按此标准划分阶段的，而实证会计的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小而言之，《会计研究》1997 年第七期发表了一组博士生所写、评价实证会计的论文，对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发展实证会计，不但可以提高会计研究的科学性，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证据支持，还有利于完善会计理论体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从根本上讲，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本文的核心是希望初步回答如何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讨论了影响实证会计发展的若干因素，当前限制实证会计发展的有关制度的完善，以及实证会计的运用技术与运用背景等。

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差别

从性质与内涵来看

就规范会计研究来说，会计理论的性质是规范性的理论。规范会计理论的内涵是阐述会计应当是什么，从既定的目标和一定的价值判断出发，依据一定的原则准则，评价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不断优化而至规范化。对于实证会计而言，其理论主要是运用实证法而形成，属实证性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的内涵正在于会计现在和将来“是什么”和“为什么”，它为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特征来看

规范会计方法论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以价值判断为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第二，规范研究的结论带有主观性，无法用事实来验证，对同一会计现象的研究，可能会因研究者观点、意识的差异，而使结论相差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第三，会计理论科学性的判断标准不具有可证伪性，会计理论不必和会计活动的事实现象一一对应，并非一定要接受经验事实的直接检验。

从研究的过程和具体方法来看

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两者相辅相成。归纳法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方法。运用该法的前提是：对于某一类事物必须首先进行各个部分的研究，然后作出关于该类事物的概括性结论。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运用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会计实务中归纳出某些结论，二是对已有的会计理论进行归纳。其基本步骤为：观察→分类→概括→验证。演绎法，亦称演绎推理，是由一般性原理推导与一般性原理有关的个别事实（或结论）的逻辑方法。演绎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相关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使理论构建具有逻辑严密性。其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 具体问题。

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性问题

作为实证会计的主要代表人，瓦茨和齐默尔曼 (Watts and Zimmerman)将实证会计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性理论和方法”（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葛家澍教授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确切地说是用经验——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一套新理论。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葛家澍，中译本序，1999）。为了明确讨论对象，需要澄清：

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是规范会计的对称。如果它是一种理论，就应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比较固定的研究领域（就象会计目标理论、会计计量理论、收入实现理论等等）。显然，如果认定实证会计仅限于研究资本市场研究、会计选择研究等有限的领域，只会限制实证会计的发展。以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名著《实证会计理论》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来看，似乎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这主要是由于在七、八十年代，实证会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结论大大不同于以往，而且相对比较集中。其实，不同的方法既可用于建立新理论，也可用于反思旧理论。现在的实证会计论题有很多都可以用规范的方法来研究，规范性论题也有很多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因此，实证会计是一种以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理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命题是否可以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即研究对象是否可以通过足够大的样本进行随机性的观察。过去不能实证的将来或许能，实证会计的运用并不局限于既有的领域。

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并未降低其地位，相反将会有利于它的发展。在一些以会计理论体系为题的专著中，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当成研究方法来论述，而被列为与其他会计理论并列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最后一部分）。在研究生教学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固然与实证会计的发展程度——尚未涉及会计理论的大多数领域有关，但是，如果认可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就应当在详细展开研究之前予以讨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博士生导师吴水澎教授在其《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构建的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方法论为最高层次的。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实证会计在中国的发展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关键在于后者决定了会计命题的可实证性。

实证会计和经验会计是什么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实证会计可作为经验会计的一个分支（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蔡春和邹宏，1999）。第二种观点认为，1968年由鲍尔和布朗 (Ball & Brown)发起的研究称为Empirical Accounting，而1978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起的称为 Positive Accounting，二者合称实证会计（刘峰，2000）。据此，实证会计大于经验会计。区分二者的目的是为了给实证（经验）会计划分阶段。我们认为，“经验会计”一词在中国用得很少。为简便起见，即使只用“实证会计”，也完全可以区分其发展阶段。

实证会计是否仅限于采用假设检验方法

从目前国内的实证会计成果来看，所采用的方法绝大多数是假设检验。但是，这并不是实证会计的唯一方法。其一，假设检验是推断统计的主要方法，而描述性统计也可用于实证会计。其二，实证会计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也可以是其他。如，调查问卷、模拟实验、直接观察等。从根本上讲，实证会计的特点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立论依据，但并不表示唯数学工具独尊。

很多学者曾经对实证会计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过概括。这些讨论多注重国外实证会计的发展。以下所述则侧重于我国的现实。

相关学科的发展

在理论基础上，早期实证会计的发展受到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证会计则与企业理论、契约理论、管制理论等关系密切。此外，作为计算方法，数理统计的发展大大早于实证会计，也早于实证经济理论。这提示我们，从事实证会计研究必须首先了解相关学科。如果不满足于“旧方法+新数据”式的研究，要有所创新，则需要在相关学科领域有较高的造诣，甚至突破。

将会计理论与经济理论相比，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在中国和美国，会计理论中实证之风的兴起都晚于经济理论。通过简单的统计可知，我国《经济研究》近年刊载的实证论文（不限于会计领域）的比重多于《会计研究》。《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财务与会计方面的论文数，近三、四年明显多于以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论文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实证会计有无可能摆脱从属于、跟随于其他学科的阴影？（如，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在经济学界、金融学界以至管理学界都有人研究。尽管没有引起该论题的学科属性之争，但这种研究容易重复，不利于会计的发展。）换言之，是否存在以会计理论为基础的实证会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在盈余管理上的浓厚兴趣也许与此有关。亟待会计学界研究的论题应该更多的是本学科的问题。如，关于盈利预测、会计准则、财务报告等问题的研究。

信息处理技术与数据库业务的发展

这两者都与计算机紧密相关，可归为一类。信息处理技术主要是指原始数据的整理加工，尤其是各种复杂的计算。国内常用的软件有TSP、Excel、 SPSS等。各种软件各有优劣。TSP是基于DOS的小软件，略嫌陈旧；Excel是最流行的办公软件之一，容易找到；SPSS功能强大，专业性强。

数据库业务是提供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从笔者所看到的实证成果来看，多数研究者是从证券报刊上收集原始数据，可以想象其工作量之大、成本之高。少数有条件的研究者已开始运用电子版的数据，真可谓“羡煞旁人”。 如果有类似国外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公司（Moody）等的咨询机构专门从事信息服务，有Compustat Tape和Datastream International那样详细的数据可供研究之用，相信一定能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

最近，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详见扩展阅读），年报摘要刊登在指定报纸上。上市公司可以在自己的网站或网页上披露年度报告，但披露时间不得早于指定网站。这一要求对于研究人员的数据收集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有关网站经常发布一些经初步整理的关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值得实证会计研究人员关注。

传统理论的危机

按照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理论，新的理论范式是在旧范式发生危机之后诞生的。所谓理论危机，是指理论的供求关系失衡，尤其是供给短缺，包括总量短缺和结构短缺。六十年代前后，美国的规范会计理论在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上出现了危机，于是有了Ball和Brown（1968）、Beaver（1970）开创性的实证研究。我国是否存在会计理论危机？对于面临发展和体制转型双重任务的中国经济，对理论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在理论的供给方面，如果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讲，我国会计理论何其繁荣。但是，其中的泡沫现象实在太多。从形式上看，包括重复研究、抄袭、一稿多投等。从内容上看，有纠缠于概念、原则而无实质意义的“论文”，也有“新瓶装旧酒”式的“创新”，还有草率提出新概念、新理论的“弥补空白”。如何改变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学术泡沫，已不是本文主题所在。但透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到理论危机至少潜在地存在。近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会计理论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批评声，也是理论危机的一个佐证。我们相信，早日粉碎学术泡沫，将理论危机明朗化，将有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

按照经济学理论，一部分人由于预期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可能大于其负担的成本，就可能发起变迁，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Primary Action Group）。我国会计理论范式变革的发起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的会计研究者。他们的收益——更高的学术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一批有远见的研究者正在努力成为第二行动集团（Secondary Action Group）。

资本市场的发展

国外资本市场的发展远早于实证会计。而我国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其原因是，资本市场是实证会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国外最迟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计算机技术，而我国则是资本市场。

实证会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可概括为：资本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在前一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会计研究中“10%现象”的发现对于证监会改变上市公司配股条件具有明显影响。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上。我国理论研究人员直接与实务界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各种统计年鉴上可找到的数据大都属于宏观性的。因此，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的信息对于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相当突出的影响，较之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借鉴国际惯例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会计界兴起了一片“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强烈呼声，但当时实证会计发育的土壤尚未具备。近年来，随着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的增加，研究范式的转变逐步得到中国会计理论界的认同。其主要表现有：

（1）一些理论精英为了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不得不应用国外流行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

（2）作为我国会计期刊中的权威，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会计研究》转变了办刊宗旨，日益推崇实证会计，无疑对会计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

（3）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外国学者带来的成果多属实证性的，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眼界。

（4）香港的部分会计学者先后受到大陆传统的规范式理论训练和西方的实证理论熏陶，他们曾对大陆的会计理论提出过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应看到，中外交流毕竟限于少数人，来自国际惯例的推动不足以使实证会计在理论界普及起来。

综上所述，我国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果有足够的动力和正确的方法，研究者就可以深入了解相关学科和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不辞劳苦地收集数据，针对规范资本市场的需要，从事实证会计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具备必要条件。

如何推动实证会计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陆正飞博士认为，导致我国财务（与会计）研究基本限于规范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研究动力的缺乏，二是研究条件的缺乏。研究动力是指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和研究者的利益驱动。研究条件包括掌握实证方法的研究者和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陆正飞，2000）。笔者认为，推动实证会计发展的具体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部环境存在的有关制度，它解决的是研究主体的培育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人愿意从事实证研究；二是实证会计本身的运用技术问题，可以从现有的局限着手分析，它解决的是愿意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人能够正确地从事研究。

由于实证会计的相对研究成本远高于规范研究，而收益却没有明显差距，理性的研究者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当然会选择不搞实证研究⑤。这样，要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就必须从制度安排入手，尤其是完善有关的激励机制，降低研究者从事实证研究所负担的成本，提高实证研究的收益。

研究生培养制度

如果说实证会计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主要得力于以博士生为代表的理论精英，那么，其进一步发展应当致力于更高的普及率，从而有赖于包括硕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完善。

一是研究生导师的选任制。博士生在报考之前，往往先与导师有所联系，而很多高校中，硕士生的导师还采用的是指定方式。即使有的研究生希望深入了解实证会计，也可能投师无门而望“实”兴叹。推行硕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制度，有利于激励二者同时提高自身水平。目前，一些硕士生导师只要有了资格，就不再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当成导师资格的“敲门砖”。这种“终身资格制”导致一种惰性。如果推行“双选制”，可以对此有所限制，而且有利于降低实证研究人员的入门成本。

二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制度。绝大多数高校都要求研究生毕业论文要达到一定字数。其隐含的假设是，字数反映了研究水平。这显然不够合理。东拼西凑的十万字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一万字。从研究成本来看，后者也可能高于前者。实证会计的论题通常较小，未必能“凑足”字数。这也使研究生们无法以实证会计的论题写作毕业论文。在国外，就算是“根据农贸市场的价格来对种族歧视的存在与否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们的研究生却热衷于创立“新体系”。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打破规范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提高实证研究的地位和收益。

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和科研奖励制度

这两者都与论文质量评估制度有关。高校教师是最主要的理论研究人员。教师搞科研的动力（教师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主要是评职称和科研奖励。而目前职称评审和科研评奖的主要依据是论文数量，对论文质量的考虑仅限于字数、刊物等级。既然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本高于规范研究，除非受“道德觉悟”水平或其他因素影响，谁都会选择不搞实证。要改变这种状况，前提是论文质量的合理评估。国外的经验是通过文献统计，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作为标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作法。从会计理论界来看，中国会计学会理应担起重任。在课题申报、科研评奖等方面，应当逐步向实证研究倾斜。

高校师资交流制度

目前，许多高校师资来自本校培养的博士，难以避免“近亲繁殖”的弊端。而且，容易形成“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格局，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应当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如，本校毕业的博士生在若干年内不允许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将一定比例的教师职位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在读博士生等（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

科研合作制度

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本较高，合作进行可以发挥“规模优势”，降低每个研究者负担的平均成本；可以利用合理分工、差异互补，缩短研究进程，提高科研质量；可以通过学术上的“传、帮、带”，促进学术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还可以增强研究主题的系统性，避免受个人精力所限而“肢解”论题。因此，应大力提倡科研合作。

刊物审稿制度

有的刊物编审人员不了解实证会计，也就将实证成果拒于门外。有的刊物在投稿须知中强调，能不用图表表示的尽量用文字表示。这显然不利于图文并茂的实证成果的发表。除了改变办刊观念外，应推行匿名审稿制。

目前我国会计论文的主要发表园地一是各大学学报，二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附属于财政部门的会计学会分会所办刊物，三是有关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总体上看，存在市场（读者）定位不明确的倾向。与其过于讲究兼顾而结果什么也没顾着，不如专门为某种特殊读者群服务。比如，普及性的服务于实务界，研究性的服务于学术界。

产研联系制度

职称评审、课题申报、成果评奖、获取稿酬都是科研活动的收益。这些收益多属间接性的、不确定的。而从事研究时所发生的成本则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且往往要由研究者本人负担。国外实证会计之所以十分流行，数据收集成本低固然是原因之一，稿酬丰厚也是一部分原因，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本大多转嫁给了实务界——由公司提供经费、研究公司关注的问题。如，对某项会计准则持赞成或否定态度的公司希望获得理论上的“依据”，把利益之争掩藏起来，当然愿意慷慨解囊。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很可能有先入为主之弊，但如果参与其中的企业和研究人员足够多，也可以达成某种均衡。因此，应当鼓励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

1997年后我国实证会计发展迅速。但是，仔细研读，仍可发现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尤其在研究背景上对中国特色关注不够。

1、从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如，国外的实证文献往往在“Abstract”后注明“Data Availability: Contact the author(s)”。实证会计以可验证性为突出优点。为别的研究者验证提供方便，既是学术严谨的表现，也可节约审稿成本、节约进一步研究的成本。在我国，恐怕还没有人真正验证过已有的实证成果，因为这需要费时费力地重新收集数据。其实，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应用电脑软件计算验证并不十分繁复。因此，增加研究的开放度而不是敝帚自珍，将有利于实证会计发展。又如，有些实证成果在结尾处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指引，也有待改进。

2、在运用实证方法的各个环节上，我国学者都还存在掌握不够娴熟的问　题。有些实证研究证实的是“冬天冷了要添衣服”、“肚子饿了要吃饭”之类毫无价值的命题；有些实证研究在对事实的观察分析、样本选择上存在明显的主观随意性；有些实证研究在假设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模型、推导结论；更有甚者，有些把低水平的问卷调查也堂而皇之地冠以“实证”研究，其结论让人怀疑研究者是否真正发过问卷、做过调查（赵德武，2000）。这些问题中，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因应当靠前述有关制度的完善来解决，而技术上的问题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对实证会计方法的认识。

3、在研究背景上，我国实证会计普遍存在对中国特色关注不足的问题。表现在样本采集、研究选题、提出假设、结论分析等方面。如果说前两者所解决的是“形似”，中国特色问题则属于更深层次的“神似”。形似只能为匠，神似方可成家。

中国会计研究面对的环境大不同于西方，其中最关键的是资本市场。前已论及，我国实证会计发展的必要条件中，最后形成的是资本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可能也是资本市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尚存在很多不够成熟、规范的因素，必然会对会计研究产生不良影响。举其要者，有：

（1）国有股限制流通。我国A股市场上，国家股和法人股所占市值比重高达70%以上。国有股虽可协议转让，但转让价格远低于市价。

（2）上市资格采取核准制，而不是注册制，配股权也受到严格控制。因此有了“壳资源”、“财务包装”之类的特殊术语。发行额度成了各行业与地区利益争夺与分配的结果，而难以体现产业政策，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3）境内股票市场被分割为A股、B股，境外上市的还有H股、S股、N股等。同时发行多种股票的企业未能做到同股同权。

（4）将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于融资，而上市公司并未转变治理结构（林义相，1999）。

（5）资本市场缺乏退出机制。琼民源也好，郑百文也好，都是中国股市能进不能出的典型。

以上特色对实证会计的影响在于：

（1）考虑到国有股流通、市场分割等问题，市场实际规模较小。这使实证研究的样本空间受限，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减弱，弃真错误与取伪错误的可能性加大。更具体地说，假设检验中的α值加大。

（2）考虑到上市核准制、退出机制、公司转制等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可信性值得怀疑。以之为依据所得的实证结论，也可能令人难以相信。从另一方面看，盈余管理、IPO（股票首次发行）行为成为当前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3）中国股市存在若干国外研究较少的特殊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如，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的股东行为差异、经营者非货币报酬的有关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的数量质量、职工持股与公司绩效、外部董事监事的有效性等等。

另外，我国资本市场还有历史短、发展快等特色，这使实证研究中时间序列分析受限，而横截面分析更为合适；还使一些论题可以用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同样方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