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按照研究方法，可分为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也即传统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基本的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和指明最优化的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实务，规范实务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规范会计研究所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证会计研究所回答的是“实际是什么”的问题，实证会计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在于规范会计实务。一个简单的类比是，如果你要过一条河，实证会计研究告诉你的是以前人们是摆渡过去的，而规范会计研究告诉你的是应该从桥梁上过去，还是摆渡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更重视科学性，规范会计研究更重视哲学性。

实证会计研究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瓦茨（Ross L. Watts）和齐默尔曼（Jerold L. Zimmerman）认为主要是需求推动的，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三方面，（1）信息需求，公司的许多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做出与会计报告有关的决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需要了解有关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2）教学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向学生解释各种会计程序的差异。从而使学生容易理解，实证会计研究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3）政策需求，政府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各方面的人士都为了一定的目标不断进行涛说，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实证会计研究也符合了他们的需要，有时研究人员并不是有意为他们提供证据的，却被他们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对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的需求没有美国那么强烈。在信息需求方面，我国的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对会计信息本身就不够重视，更不用说是利用会计信息而得到的研究成果了；在教学需求方面，采用了实证会计研究成果教学的院校和教师还只是极少数，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完成；我国在制订政策过程中的游说还很少，争论的各方也没有注意到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的出现。这并不是说我国没有对实证会计研究的需求，比如说学者们对学术成果的追求就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近年来在实证会计研究的供给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证券市场的发展、数据的丰富以及相关学科的融大都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也降低了研究成本，尤其是一批年轻学者的加入更推动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所以，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由供给推动的，而不是主要由需求推动的。

虽然实证会计研究己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但人们仍然不停地间：实证会计研究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猜想他们所关心的是实证会计研究对我国的会计理论和实务有没有贡献。回答是肯定的，只是贡献的形式有所不同。有些实证成果对理论和实务是有直接贡献的，但大多数实证成果不能直接作用于理论或实务，而只是有间接的贡献。一项研究（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好比一堵墙，每一篇文章都只是一块砖，有些砖会被埋在墙里面，好像没有作用，但如果整堵墙可以撑起高楼大厦，那么我们就认为每一块砖都是有贡献的。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跨出一小步，“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论和实务也是有贡献的。我们相信“真理”是存在的，但我们并不知道“真理”在哪里，“真理”到底哪里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进步，在向前走。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客观环境是错综复杂的，实证会计研究中所用的数据是对客观环境的抽象，我们用这样的数据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难免会顾此失彼，所以，每一篇实证文章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想做到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实证文章应该允许批评，批评若能针对实证的过程（包括结论的解释），而不是以自己的逻辑对结论进行评价，则有助于实证会计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它说明一个理论只能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实证会计研究才会有向前发展的动力，才能够不断完善自己。对于实证会计研究，我们注意到人们对研究态度和数学方法两方面的批评较多，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依靠数据来说话的，但研究的选题、方法和结论往往也会受到研究态度的影响，一个严谨的学者得到的结论会更可信。研究结论不仅要让别人相信，而且要让自己相信，后者是一个比前者更难的过程。一些学者在实证过程中，先经过了多次试验才找到最终的结果，而只对外报告最终结果，别人只看到最终结果当然容易相信，只有这些学者自己才知道选择这个模型只是因为它符合自己的结果罢了。规范的实证会计研究过程是先提出假设，再收集数据进行检验，而有些学者经常是先收集数据进行检验，再提出假设，这个过程已经违背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初衷。个别学者不端正的学术态度只是他的个人问题，而不能代表整个学术界，作为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受到社会责任感的驱使，这样的学者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研究结论。人们对实证会计研究的另一个批评是数学方法太过复杂，在做数字游戏，这在美国也许比较突出，我国大多数实证会计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还很简单，不存在过于复杂的问题，但这也提醒我们，数学方法是否简洁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可接受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实证会计研究所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所使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复杂，广义的实证会计研究（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也称为经验会计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方法：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实地试验（field ecperiments）、实地研究或案例研究（field studies or case studies）、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和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所研究的领域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的各个方面。但狭义的实证会计研究（survey research）多指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主要涉及关于财务会计的研究，也有一些关于审计的研究。另一个相关的概念（positive accounting research）只是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的一个分支，研究范围比实证会计研究（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小得多，主要研究经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　我国的会计学者对方法论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更少，但方法论的学习对实证会计研究是有益的。一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学习，通过动手才能够掌握，而不能从书本中直接获得，但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无疑对研究者是有帮助的。我国的研究者在实证会计研究过程中主要参考己有文献中的研究方法，但这些文献只能教研究者们怎么做，而不能教会研究者们为什么这样做和这样做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于一项深入的研究来说，仅仅知道怎么做（how）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why），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再向前走。我国还很缺少在方法论上对研究者们的指导。

在美国，实证会计研究自196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与美国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比弗（Willian H. Beaver）认为美国实证会计研究空前发展的原因在于：（1）财务学和经济学的发展；（2）证券市场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3）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了积极的监管，报告环境不断变化，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经常提出新的课题；（4）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而且机构投资者占很大比重；（5）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的发展；（6）大学的晋升制度和学术刊物的影响。　和美国相比，在我国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条件还不是很好：（1）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和财务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不仅是实证会计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2）证券市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在1998年底我国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总产值比例只有24.3%，其中还包括了大部分非流通股，流通股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7%（中国统计年鉴1999），截至2000年底这两个比例分别大约为50%和19%左右（全景网络），而美国在1996年底和2000年底股票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15.6%（国际统计年鉴98）和200%左右（全景网络）。并且我国的上市公司一般都是比较好的公司，和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会有一定差距，而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进行的，但针对上市公司所得到的结论能够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吗？如果不能，那么结论的有用性就会大打折扣；（3）数据库建设不够完备，在我国的情况下，取得数据的成本还很高，会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存在着重复劳动和数据利用率低等问题，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降低取得数据的成本，我们建议已发表文章的作者可以让其他人分享他们所收集的数据。仅就数据本身而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的建设可望在最近几年内有所成就，在以后的实证会计研究中取得数据将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但学会运用数据可能更为重要；（4）机构投资者太少，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不注重会计信息，这会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也会影响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当然这并不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问题而是证券市场本身的问题，只是说明在我国对实证会计研究的需求还没有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迫切；（5）大学的晋升制度还是以论资排辈为主，“能上不能下”的体制很难说对学术研究是有利的；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也主要以数量为主，而忽略了对质量的要求，而且评定周期相对过短（一年或两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究出高水平的成果是很困难的，这也导致了学者们急功近利的倾向。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已经具备了做实证会计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规模的扩大都为实证会计研究提出了很多课题，也提供了数据上的可能。另一方面，正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特有的研究课题，如中国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投资者结构等，我们要研究的一些问题是其他国家从来未曾遇到过的。

每一篇实证文章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实证会计研究在美国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成果是建立在这30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很少，我们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是像美国那样从头开始，把他们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再做一遍，建立属于自己的研究基础，但这样会花费很多时间，成本很高；其二就是借鉴美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直接向前走，但美国的研究结论却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己经看到了中国和美国在经济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如果我们从头做起，也许在半路就会与美国分手，走上不同的道路，就像一棵树，中国和美国可能是不同的树枝。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思路很有可能会遗漏一些有意义的课题，甚至走更多的弯路。类似的问题是在我国实证文章的选题应该侧重于模仿还是侧重于创新等等。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觉得模仿，借鉴，继承，创新都值得鼓励，作研究的视角也尽可以不同，因为国内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我们需要积累，各种研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述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变得明朗起来。当然如果要拿研究成果到国外去发表，就需要创新了，如果模仿能够得到不同的结论也是可取的。

我们主张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证会计研究并不会削弱规范会计研究的重要性，实证会计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会计实务的解释和预测，主要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和教学的需求等；而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在于规范会计实务，例如能够满足准则制订过程中的政策辩论的需求。二者可以满足不同需求者的不同需求，可以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共同说理。另外，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都需要大力发展，只是要想达到国际水平，规范会计研究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首先，最近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波动很大，比如1994的通货膨胀率（零售物价指数）达到了21.7%，而1998年献出现了通货紧缩，为-2.6%（中国统计年鉴1999），这两年的会计数据尤其是一些增长指标会存在很大差异，所以说通货膨胀会导致数据不可比，虽然我们可以应用物价指数对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但如果1994年时没有通货膨胀，那么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活动将是另一种情景了，这是无法调整的；其次，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正在建设的过程中，每年都会有新的准则和制度出台，1997年是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1998年是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1999年是投资等准则和四项准备计提政策等，这些准则和制度都会导致各年度之间的会计数据缺乏可比性；最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操纵会计数据和关联交易比重较大等现象，这些行为都是不可持续的，也会导致数据不可比。数据不可比会对样本的选取产生很大影响。

在实证会计研究中使用一年的数据只能得到一个特殊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为了使研究结论适用于一般的，情况，在选取样本时我们一般要选择多年度、多行业的样本，但由于数据在不同年度之间又是不可比的，这会对统计检验的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此时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个不“十分可信”的一般结论和一个“十分可信”的特殊结论。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研究的具体问题和研究目的来选取样本，不同年度的数据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但使用时我们要特别小心。另一个问题是选择偏见，使用样本来推断总休的前提就是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或者说样本是随机选取的，但这一点很难做到，在很多研究中都存在选择偏见问题，在美国也是如此，这就便研究结论的有用性受到质疑。

实证会计研究中提出假设和解释结论最好能够依据一定的理论来进行，在我们使用线性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时，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能够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只能说明相关性而不能说明线性关系的理论也可以作为理论基础，但不够坚实，另一些实证会计研究还可能没有理论基础。在中国尤其是面对中国特有的问题时，找一个适合于中国现状的理论基础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除了直接引用国外的模型之外，多数都是依靠“推测”来提出假设和解释结论的，同时，国外的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也是一个问题。

在实证会计研究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或市场模型时，经常会用到市场组合的收益和风险水平，理论上可以证明市场组合是存在的，在实证会计研究过程中一般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来代表市场组合，但由于这两个指数本身存在的缺陷，使我们对它们能否作为市场组合的有效替代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股票指数，这也给实证研究带来了不便。能不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统一指数来代表市场组合，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它说明了一个假设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原因在于要想证实一个假设需要研究无限多个个体构成的总体，这是无法做到的，而要证伪一个假设只需要一个样本（或个体）就足够了。在实证会计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统计检验恰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能够拒绝或不拒绝一个假设而不能接受一个假设，不拒绝并不能等同于接受。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研究者在开始使用统计检验时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统计检验恰好适合了证伪主义的要求，从而在实证会计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出现的时间还很短，能够利用的数据也很有限，所以，在研究很多问题时，学者们都选取了全部样本即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配股、预亏等事件都可以不太难地收集到的全部样本，问题是此时通常采用的统计检验方法还是否适用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其一是统计检验方法是针对样本的，只有在以样本推断总体时才能够采用，对总体的研究只需要估计就足够了，不需要再作统计检验；其二是虽然研究对象是总体，但统计检验的方法仍然可以采用，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虽然我们选取了全部样本，但可以想象另外还有很多同类事件，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这样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可以看成是更大总体的一个样本；另一种解释是虽然我们选取了全部样本，但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一个随机变量，任何随机变量都可以采用统计方法进行检验。我们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研究对象是总体，但仍然可以采用统计方法进行检验。

实证会计研究的选题、假设、检验和结论都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熟悉了已有的文献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就好像知道了别人走过了的路之后，才会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宝藏。已有文献不仅包括国外的文献，还包括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已有文献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对我国特有问题的思考和解释。

财务学和经济学的学习对实证会计研究是有好处的，也是一项深入的研究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方法论的学习也是必要的，我们不仅要知道实证会计研究是怎样做的，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和这种做法对结论的影响，不过应该强调的是方法论的学习需要通过实践来完成，我们不可能只通过书本来掌握它，虽然有些书本对于学习方法论是有益的。

我国的数据库建设还很不完备，数据收集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从互联网上收集数据是较为可取的一种方法，互联网上有丰富的关于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数据资料，而且收集数据的成本也比较低。但这些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需要进一步复核。

统计方法的学习是实证会计研究所必需的，我国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还都比较简单，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复杂的方法比简单的方法更有用，重要的是选择更合理的方法。在美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中统计方法的改进显得十分重要，而在我国还没有那么迫切，原因是我们处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对统计方法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