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

宝墩遗址以在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的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六座史前遗址群为代表。当时，古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能制作陶器了，主要有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为标志。对上述6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于是按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被称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宝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来自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宝墩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4500年前，一支部落迁徙到成都平原，并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痕迹。在同纬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国家和青铜此刻已经出现；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发现了铜。宝墩人的文明历程远远落在了后面。更令人吃惊的是，考古发掘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迁徙。

宝墩文化的6个古城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城址均建在成都平原上河流间的台地上，城墙的长边往往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一致，城址均呈长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于防洪也便于设防。其中鱼凫城保存较差，似乎近于六边形，其保存最长的南墙也与附近的现代河流遥相平行。

二是城墙建筑都是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与三星堆古城的做法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从宝墩、鱼凫、古城（郫县三道堰遗址古城）三座城址的发掘看，墙基宽20―31米，上部残宽约7―19米。由平地起建，先在墙中间堆筑数层高后，再由两边向中间斜向堆筑，堆放一大层土即行拍夯，城内侧的斜坡堆筑层次多，故坡缓；城外侧的堆筑层次少，故坡略陡。

三是城址的格局因地而异。处在成都平原内部的宝墩古城最大，城墙圈面积约60万平方米；鱼凫城约40万平方米；郫县古城约31万平方米。而在成都平原西北边缘近山地带的城较小，而防卫功能更突出，如紫竹古城的城墙圈面积近20万平方米；芒城和下芒城各约10万平方米左右，而且这3座城的城墙均分内、外两圈，呈“回”字形。

四是处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的城址，其中心部位都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如宝墩古城址中部有一处高出周围地面1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台地上，有房子基槽和密集的柱洞；在郫县古城城址的中心位置也发掘出特大型建筑――郫县大房址。建筑与城墙走向一致，长约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在房子里基本等距离地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此房址基本上没有发现多少生活设施，偌大的建筑物里面只有醒目的5个坛台，显然是一处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庙殿。

宝墩文化

本地区自龙山时代开始到古蜀文化（即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是“坝子文化”。 本地区的遗存都分布在山地和丘陵间的平坝与坡地上，除了成都平原，一般地势不开阔，遗址规模不大，不可能形成如黄河流域、江汉平原上那样的大规模聚落。但它们三五成群、若即若离地沿着河谷，成线状分布，大小配搭，形成聚落群，逐步形成后来的村落或乡镇。成都平原地势较开阔，环境条件优厚，自然形成中心聚落——古城。可是成都平原又并不算太大，几个大聚落形成的古城挤在一起，又不可能具备古代黄河流域聚落间那样的“瓯脱”隙地，因此为了各自的安全和观瞻，也为了本部落疆域的封树，人们不惜人力物力，建造起高耸的城堡，逐步形成城邑群落。它们又是通过周围串珠状分布的大小聚落，从四面八方与祖国大地上的其它同时代聚落，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古巴蜀境内曾有数百十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 。稍后的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与“戎伯文化”的集合体。正因为有了成都平原这块大坝子上高度发达的以古城群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及其前身宝墩文化为核心，带动那些中小坝子上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氏族部落），才在长江上游形成了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特的“古蜀文化区” [10]。加上本区的位置正处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板块”与黄土高原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板块”之间的接合部 ，这就规定了本区古文化靣貌斑驳不纯，具有显著的“杂交优势”，兼收并蓄，广为接纳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风格。

这种地域文化上的血肉相连，是自古已然，密不可分的。这种“坝子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当初当地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而且贯串在整个文明的进程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发现“坝子文化”的印记，大至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城乡格局、思维定式、民风民俗；小到道路桥梁、建筑器物…无不受其影响。如果放大了来讲，自然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制约，人类可以与之抗争，却永远无法摆脱其影响。

宝墩文化

古蜀文化扩展 古蜀文化是一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一带，因新津宝墩遗址而得名。重要遗址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宝墩文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1800年。当时的成都平原还在中国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西部有一块富饶而富有传奇故事的地方——成都平原，对这片土地发生过的那些遥远的历史，过去是通过简略的文献记载所了解到的，有关蚕虫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传说早已为人所熟知，同时也使古蜀历史蒙上神秘色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唐代这样描述着古蜀国的历史。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一直就是古蜀国历史的全部。1929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农民燕道诚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的玉璋、玉璧等，毫无疑问，这就是古蜀文明，由此开始了几代考古人寻梦之路。考古工作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基本把握住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2700—1800年B.C.）——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1800—1200年B.C.）——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1200—500年B.C.）——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战国青铜文化（500—316年B.C.）——秦灭巴蜀，辉煌壮美的古蜀文明最后融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人寻根 生活在被太平洋包围的日本列岛上的日本民族，似乎有一种寻根的急迫心情，一直关注着中国考古发现的进展。日本学者认为，盛产水稻的日本，“农耕稻作”是其文明的基础，而非印度、埃及、古巴比伦、中国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文化，即所谓“小麦文明”。那么，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在哪里？在长江流域，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在长江流域已经发现史前稻谷遗存110多处。日本学者自然把目光瞄准了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游。日本早稻田大学甚至专门设置了长江流域考古队。因此，当成都平原考古新发现的信息传到日本东京时，竟会使日本文化界元老、70多岁的梅原猛教授欣喜若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梅原猛教授的撮合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联大、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早稻田大学联合组成考察团，于1996年9月~12月进一步对宝墩古城遗址进行发掘调查。此次中日两国四方联合行动，既有日方提供现代设备的现代科技考古，又有中方传统的考古方法，确实非同小可。

高山古城遗址

神秘的古蜀文明，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心中的谜团。约在上世纪90年代，考古队员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距今4500年-3700年的8座古城遗址，它们比三星堆文化早近千年，人们把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在宝墩文化的8座古城中，位于大邑县的高山古城遗址历史悠久。高山古城遗址发掘出的史前墓地，人骨保存完好。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原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地处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2003年发现遗址后，一直未进行正式的考古调查。直到2012年，考古队进行了详细勘探，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2015年度发掘800平方米。近年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已经向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先民生活画卷。在发掘区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丰富的遗存，如墓葬、人祭坑、奠基坑、灰坑、灰沟、水井、建筑等等。已经清理出墓葬89座、人祭坑1座、灰坑86个、灰沟12条。高山古城遗址的89座墓葬内，仅有少量墓葬发现有随葬品，发现有1个象牙制品――象牙镯，以及3个核桃揪。

高山古城遗址的发现，刷新了成都平原考古学遗存宝墩古城的历史，使之成为成都平原已知最早的古城。在高山古城遗址，人们发现了一处人牲坑，坑内有一名儿童的骸骨，大约10岁左右。由于人牲坑的位置处于西南城墙的转角附近，因此专家们认定这是用于修筑城墙的奠基祭祀仪式。除了奠基性质的人牲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人祭坑。这具人骨遗骸表明这是一位成年人，但是骸骨扭曲变形严重，似乎是外力捆绑造成的。“在远古时期，人们生产力不发达，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会用捆绑活人进行祭祀活动，祈求人口、牲畜的增殖和庄稼的丰收。

在清理的墓葬中，均为竖穴土坑墓，没有葬具，且均为单人墓穴，一人一坑；人骨有仰面直躺的，也有侧身弯曲的等多种姿势。此外，考古队员还惊讶地发现，成人墓葬仅占了一小部分，儿童墓葬才是大多数，甚至有婴儿的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