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极端主义是政治学概念，是一种打着宗教旗号出现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冷战结束以来，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空前活跃。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政教分离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宗教政治传统受到普遍的冲击和挑战，逐渐丧失了在政治领域中的优势和权威。

二战结束以后，宗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其重新回归政治的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各宗教势力开始积极介入各国、各地区的主流政治生活，甚至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现实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这些宗教势力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冲撞和对抗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了一股打着宗教旗号而从事政治活动的极端主义浊流，即宗教极端主义。

纵观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历程，恐怖袭击已构成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主要内容。其原因首先是历史上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在广大殖民地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其次，当代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产生反西方情绪的直接因素；再次，西方现代文化的泛滥给一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

经济方面，首先,经济恶化,贫困、失业严重和两极分化的加剧造成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最主要的国内根源。其次,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加深,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泛滥。

政治矛盾是经济矛盾的进一步集中表现，各种国内政治矛盾的畸形化和极端化，成为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首先，政府的腐败和政治权威的丧失为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借口。其次，国内宗教政策的失误也是引发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

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剧变所产生的巨大震荡，是引发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泛起的又一重要根源。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是当前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则主要是由冷战结束这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剧变所引起的。

各政治力量在重新分化组合过程中，原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凸现出来，同时，社会制度的剧烈变迁也使人们的心理承受了空前的重压。这些都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从事暴力恐怖和分裂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盲目追随，甚至走上从事暴恐活动的不归路，成为其实现政治图谋的牺牲品。

为了达到煽动宗教狂热、控制信教群众的目的，宗教极端势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义，编造各种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他们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杀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进天堂”“在天堂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以此来迷惑、引诱信教群众，以自杀袭击等极其残暴的方式发动所谓的“圣战”；

鼓吹神权政治论，煽动群众“除了真主以外不能服从任何人”，教唆信教群众抵制政府管理；鼓吹异教徒论，把一切不遵循极端做法的人都视为异教徒、宗教叛徒、民族败类，煽动辱骂、排斥、孤立不信教群众、党员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鼓吹宗教至上论，反对一切现代文明成果，排斥传承已久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文化，宣扬“不能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不许人们唱歌跳舞，“婚礼不许笑、葬礼不许哭”，强迫年轻人留大胡须，妇女穿着蒙面罩袍；

把“清真”泛化，不仅在食品上，而且在药品、化妆品、服装上都打上清真标签，宣扬政府资助盖的房子不清真、内地企业生产的生活用品不清真。

通过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挑起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教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形成对抗政府的现实力量，并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制造社会动乱，破坏发展和稳定。

宗教极端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导致大量无辜群众丧生，导致社会动荡、人心恐慌，严重破坏人民幸福安宁的生活，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西方敌对势力特别是“三股势力”把利用宗教渗透作为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重要手段，教育领域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十分激烈，宗教极端主义刻意在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制造隔阂与对立。

当前，敌对势力利用“支持宗教”与“反对宗教”的过激言论向国内群众渗透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方式方法越来越多样，产生的危害越来越大，防范的难度不断加大。他们的歪理邪说和罪恶行径，其本质根本不是宗教行为，而是打着宗教幌子、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主义。

当代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除宗教极端主义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国在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时，更应重视和加强全球性治理，如倡导宗教理性和宗教间的和平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状态等。

只有消除了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也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