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汉密尔顿（英语：Andrew D. Hamilton；1952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教育家，现任牛津大学校长。

加盟牛津大学之前，安德鲁·汉密尔顿是美国耶鲁大学本杰明·斯里曼化学教授（Benjamin Silliman Professor of Chemistry）和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教授。 2004年10月至2008年10月1日，他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Provost）。

2008年6月3日，正式提名为牛津大学校长。2008年6月16日，成为约翰·胡德博士（Dr John Hood，前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继任。2009年10月1日，正式成为牛津大学校长。

汉密尔顿主要研究领域是porphyrin，生物超大分子，生物无机化学，临床医用无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学习化学（BSc chemistry）。然后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Master），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PhD）。

“我们鼓励学生提出质疑”

《国际先驱导报》：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的大学鼻祖，您认为是什么样的牛津精神指引着牛津大学长盛不衰？

安德鲁·汉密尔顿：是的，正如你所说，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高校，我们自己甚至都无从考证建校的具体日期。说到牛津精神，我认为牛津精神中包涵了一所顶级大学所需要的精神。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追求卓越；同时鼓励自由向上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在教学方面，我们坚持导师制，拥有很好的科研环境，为学生提供了尽可能优秀的教学环境，这些都是牛津引以为豪的地方，也是牛津精神的精髓。

牛津大学还是一所开放的高校，在这里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方面的。导师制的延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生可以与导师面对面就任何问题交换意见，我们鼓励学生提出质疑。

因此，在我看来，精益求精和自由开放的讨论，是牛津精神的两个重要方面。

Q：“学院制”是现代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内部管理制度，但如何划分学院，各国做法不同。中国高校普遍按照专业类别划分院系，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不同与此，是按学生住所、教学住所和以学科方向为依据划分的。您能谈谈牛津大学的“学院制”有哪些特点吗？

A：学院制在牛津大学已经拥有800多年历史了，是牛津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38所学院，每所学院的人数从500到700人不等。其中，30所是混合学院，这些学院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7所学院仅招收研究生；还有1所学院没有学生，只接收访问学者。

我认为，学院制具有很多好处。首先，这些学院就像不同的社区在牛津大学的大环境下提供了一个教学和社交的小环境，让新生更容易融入其中。其次，学院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了学科交叉和多元性。我们的学院不是按照专业领域划分的，我们没有物理学院、化学学院，相反，每个学院都拥有较为广泛的学科组成。这一点很重要。一个来到牛津学物理的学生都会发现，和他在同一学院居住和学习的同学，专业可能是哲学、法语、工程或者其他学科。这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了解和熟悉其他很多不同学科的观点及思维方法。同一学院的学生们有机会在每天的早餐、午餐和正餐中认识彼此，从各自专业的角度讨论问题。

Q：中国的高校几乎都是按照专业学科划分的学院。您认为哪种组织结构更好？

A：我不会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因为每一座高校所选择的组织结构都是其独特历史的反映。在牛津，我们相信我们所选择的结构是最适合牛津大学的，也是最好的。在拥有学院制的同时，也有系别的划分，学生和教职员工与这两者都有联系。

Q：至今牛津大学坚持的昂贵“导师制”，目前都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A：是的，“导师制”是昂贵，现在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是。我很确定，经济因素是“导师制”将面对的最大的坎儿。

我们估算过，虽然每个学科差异较大，比如医学和自然科学可能会更贵，但平均下来，一名牛津大学的本科学生每学年导师制需要花费1.7万镑左右。目前，英国政府给每个学生提供5000镑补助，学费中用于支付导师制为3000镑，因此还有很大的差额。学校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寻找赞助和补贴，这对我们坚持导师制而言相当困难。经济因素之前就是一大挑战，而英国政府削减开支后，挑战仍将继续。

学术成果的评判标准绝不唯一

Q：您既是牛津大学校长，也是一位化学家。在您看来，牛津大学的科研环境是怎样的？

A：非常好！牛津大学拥有杰出的科学院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都作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贡献，对此我们非常引以为豪。我个人也很高兴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也承担化学系教授的工作。在最近一次的英国高等教育学术评估中，牛津大学在科研排行中首屈一指。在科研和生物医学方面，我们是一所非常有实力、有活力的重要机构。

Q：中国高校往往依据论文数量来评定教师和学生的科研水平。对此，您怎么看？牛津大学有怎样的评判标准？

A：我觉得，在评价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时，绝不能只有某一种判断标准。牛津大学在判断科研成果时，会衡量很多不同因素。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标准之一，但我们还会评判论文内容的重要性，在同一领域进行横向比较。在竞争相对激烈的领域，是否具有吸引和留住科研基金能力，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此外，我们还关注科研的创新性和创造力。牛津大学的评判标准是多元化的。

Q：我们知道，牛津大学的Isis中心主要承担了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职能。您能否具体谈谈牛津大学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

A：是的，你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我们很自豪创办了Isis创新有限公司，它在转化牛津大学的科研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年创办的Isis创新有限公司是牛津大学全资控股的技术转移公司)

牛津这座城市在英国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是，现在也是。而牛津大学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Isis主要是发现和完善牛津大学的科研成果，发掘其中对社会有益的部分，并通过多种不同形式将其进行技术转移和转化。他们协助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将其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商业化，包含专利申请，许可授权，衍生公司等。在过去几年间，Isis平均每几周就组建一个衍生公司。我们非常自豪，Isis已经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很多成功的衍生公司。科研成果转化在今后仍将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工作。

Q：您即将启程访问中国，期间将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有什么想对中国学子说的？

A：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中国之行，此行有多个目的。最重要的是，我将和很多世界著名高校的同仁一起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能够收到邀请，我倍感荣幸。

牛津大学与中国在过去400多年间一直有很深的渊源，这种联系今天已经拓展到语言、文化、经济、健康等诸多领域。早在17世纪时，牛津还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但现在，我要很高兴地说，有近750名中国学生在牛津大学学习。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在不断壮大，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在英文教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此行还将去香港出席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港运营50周年纪念活动。

另外，牛津大学将设立一个促进中英学生交流的新项目，资助更多中国学生到牛津求学，也推动牛津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一项目名为“利丰奖学金”，由香港冯经纶慈善基金资助，将每年资助一些中国学生到牛津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并推动牛津大学的学生到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