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救祖记》是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执导，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的剧情电影。该片于1923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富翁杨寿昌晚年丧子。为占家产，侄子道培与陆守敬狼狈为奸，诬告儿媳余蔚如不贞，致使蔚如扫地出门。数月后，蔚如生下一子，取名余璞。余璞十岁，就读寿昌所建学校。寿昌亦居住于此。祖孙互不相识，然余璞彬彬有礼，胆识过人，颇得寿昌喜爱。余璞亦常到其居处玩耍。一日，道培守敬到寿昌处要钱，遭斥责后，意欲行凶，恰好余璞来到。守敬被捕。道培重伤，余璞亦受伤。道培临终悔悟，说出实情。一家人终得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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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故事片

1922年，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张石川联合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电影公司之一。

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尹自重出品人，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

影片描写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将其赶出家门。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成人，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一天，当年陷害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夺其家产，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于是真相大白，一家人终于团聚。

编剧郑正秋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电影观念也秉承着中国文艺观的传统，认为电影应担负起改良社会，教化民风这一重要使命，因而他编剧的电影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社会的内涵，被称为“社会片”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这部影片是郑正秋电影观念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社会片”。影片的主题是“教孝”、“惩恶”、“劝学”、“扬善”和宣传社会改良；片中的人物也被归结为善与恶的代表，尤其儿媳余蔚如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理念的标志。

在《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已诞生十几年的中国电影正陷于低谷之中。这部影片除了在故事内容上摆脱了早期电影对西方电影例如滑稽片等的因袭摹仿，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民族观念外，艺术上也摆脱了文明戏式的舞台化表演风格，力求形象、情景的生活化和真实性，同时注重故事性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这使得影片在当时的确不同凡响，非常契合观众的口味。

影片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公映。据记载，它成为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国产片，其在当时的声誉和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片。影片公映之后，“未二日，声誉已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获得了生机，并在此后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制片机构之一，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国产电影运动”。此后数年间，国产制片业迅速崛起，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自然导致了电影产量激增，国产电影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中国电影借此开始走出低谷，进入自己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汉伦（1903-1978）。她是中国第一代女影星之一，当时为一外资企业的英文打字员。影片在开拍之前四处寻找女演员无着，经同事中一位明星公司的股东介绍，王汉伦前往应试，颇得张石川的满意，从此进入影坛。影片的成功不但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演员，也成为享誉一时的中国第一位悲剧明星。

依靠“社会”拯救票房

在经过大量的短片摄制和最初几部长故事片的尝试之后，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开始，中国电影创作正式进入了长片的拍摄阶段。作为早期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票房上的成功不仅改变了“明星”公司经营上的窘境，而且刺激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引发了一波创办电影公司的热潮。影片的题材也引来了很多跟风者，使得“社会问题片”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影坛盛极一时。

电影大历史：孤儿救祖，孤儿救市

谈到《孤儿救祖记》，史书上往往会以“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为之定论。至于“艺术的成熟和完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准则，加上影片已经失传，更是无从评说。不过，从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孤儿救祖记》所带来的巨额票房收益及其对日后的深远影响，却足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早期探索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有了十多年经验的中国电影依然没有找到一条通畅的出路，什么样的影片能够适合中国观众的胃口成为所有从业者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至于张石川与郑正秋的明星电影公司，同样没能摸索出明确的方向。在最初的一年间，明星共拍摄了四部影片，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其中，《滑稽大王游沪记》、《掷果缘》和《大闹怪剧场》都是效仿西方滑稽默片的仿制品，甚至找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直接按照卓别林的造型照猫画虎。事实证明，这些完全依靠肢体语言表现的喜剧根本不对中国观众的胃口，直到今喜剧依旧是周星驰、冯小刚等“口头主义者”的天下，而像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只能是西方喜剧的特产。而“明星”当年的另一部作品《张欣生》则可以视为《阎瑞生》的跟风之作，同样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件真实命案，不过影片过于渲染案件的残忍细节，以致诸如“蒸骨验尸”这样的骇人场面引得当局不满，提早给这部电影亮出了红牌。

四部影片拍完，明星公司的业绩可谓惨淡，这或许是令张石川始料不及的，他所推行的“处处惟兴趣是尚”的主张显然未能奏效。推崇兴趣的拍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当时未能找准观众的“兴趣”所在。而在此局面之下，依照郑正秋“教化社会”理念拍摄的正剧《孤儿救祖记》却阴错阳差地落在“兴趣”之内，自此改变了明星公司的命运，中国电影也有了新的运行轨迹。

1923年，明星公司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将《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电影讲的家庭内部遗产争斗的故事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却足以营造出一场罕见的观影热潮。《孤儿救祖记》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开始上映，其效果有史料记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

无论如何，《孤儿救祖记》扮演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不仅为明星公司打开了局面，也激活了中国电影潜在的市场。至于这样一部影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看法或许因人而异，但描写家庭亲情、骨肉分离的题材却绝对是制胜的因素之一。借《孤儿救祖记》之风，明星公司此后又接连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题材的影片，这股热潮也一直持续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神怪片的出现才告一段落。

而此类题材的杀伤力，却在日后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屡次得以验证，从郑正秋晚期作品《姊妹花》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直到80年代银幕与荧屏上的两枚“催泪弹”———《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渴望》，无一不是履行这一主旨的成功范例。

社会问题片

《孤儿救祖记》开了中国社会题材电影的先河，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很多制片机构在三四年时间内拍摄了大量涉及家庭道德、教育、妇女等题材的电影，此类电影由于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希求变革的背景相呼应，相当受观众的欢迎。直到1927年前后，古装片开始盛行，社会问题片热潮才告一段落。

除“明星”公司外，长城画片公司的著名导演侯曜在这一时期也拍摄了多部社会问题片，比如《弃妇》、《摘星之女》和借鉴莫泊桑小说《项链》情节的《一串珍珠》。和郑正秋、张石川二人的创作不同，由于侯曜受欧美文学戏剧影响较深，他的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式人物和新的思想，比如女权、民主政治等等。